难寻无烟净室 等
难寻无烟净室
前不久，一位同事被医生告知要控制吸烟量，最好把烟戒掉。此话一出，同事就懵了，他告诉医生，自己根本不吸烟。知道了实情的医生也有些无奈，直言像同事这样因为被动吸烟导致疾病的人，还真不算少，但他们作为医生，却实在无能为力。
同事是个挺认真的人，为了这事，专门拿着医生的诊断找到领导，要求照顾一下，想和不吸烟的人在一个房间工作。领导掰着手指一算，有点困难，因为现在不吸烟的男人只占很小一部分。没办法，他只得开始了躲烟的日子，别人一点烟，他就赶紧换地方。
除了这位同事的遭遇，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片段，也让我深感无烟净室难寻。
某次我在一家相当不错的酒店就餐，看到不远处有人在惬意地吞云吐雾，于是唤来服务生，要求他们劝阻一下。服务生愣了一下，然后告诉我，实在对不起，这里并不禁烟。
, 百拇医药
儿子在一所大学读本科，同寝室的同学中烟民占多数，屋内时常就会香烟袅袅。而且为了吸烟，这些未来的人材竟然省饭钱攒烟钱。呜呼哀哉!烟的“魅力”太惊人了。
其实，烟草的危害无人不知：家有烟民一家受害，花钱买病；厂有烟民企业受害，千万别提安全生产，这难以保证；国有烟民社会受害，医保受累，别看吸烟不要命，真吸出了病，跑医院比吸烟的次数都多。但为何一间无烟净室竟如此难找？
烟民在家里猛吸，在单位猛吸，对家人、同事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丝毫不考虑他人被动吸烟对健康的影响，这恐怕就有劣根性作怪的原因了。当然，政府、相关机构管得不够严、不够狠，也逃不了责任。都说禁烟是一场持久战，但若不下定决心，下大力度，大概永远也禁不了。▲
(作者为天津读者) (丁雨君)
, 百拇医药
专家呼声
烟草价格必须提高
通过提高税率提高烟草价格，是非常行之有效的办法。比如纽约一包烟10美元，换算过来66块人民币，相当于每支烟三块钱，在中国农村都可以买一包烟了。▲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烟草制品科学咨询委员会主席、南加州大学预防医疗系教授乔纳森·M·沙梅特)
禁烟须有专门法律制约
禁烟需要相关法律配合，如广告法、烟草专卖法等。同时，在制定法律时，还应慎重选择立法名称，如采用“避免二手烟危害法”等，逐步扩大控制烟草的公共场所范围。▲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著名行政法专家马怀德)
, 百拇医药
将戒烟费用纳入医保
学习美国，将戒烟花费纳入医疗保险，由政府买单。即使没有医疗保险的穷人，也可以到医院领取免费的戒烟贴。▲
(新探健康研究与发展中心副主任吴宜群)
警示图片要印上烟盒
高档烟向来是礼品消费或公款消费的主要货源，如果像国外烟盒包装那样，将烂脚、烂肺、骷髅等令人恶心的吸烟危害图片印上烟盒，高价礼品烟自然就没有了市场。▲
(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支修益)
党政干部、公务员该带头禁烟
党政干部、公务员、公共机构人员要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起到示范作用。此外，建议中纪委、监察部、财政部包括国家审计署明文规定，严禁公共机构利用公款购买香烟，收受礼品烟。▲
, 百拇医药
(胡鞍钢)
中国控烟，太多“倒数第一”
控烟成绩仅37.3分，曾被授予“脏烟灰缸奖”
编者按 1月7日，中国控烟报告发布，作为中国加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5周年的评估，报告得出的37.3分的不及格成绩，着实让人有些沮丧。平心而论，对于控烟，5年来，我们并不是什么都没做，加大禁烟宣传、增加无烟范围、出台各种规定……但最终很多都成了“空头支票”。问题在哪儿，下一步控烟怎么走？且听各方观点碰撞。
1月9日，是中国签署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5周年的日子。作为公约的缔约方，我国承诺2011年1月9日前在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实现完全无烟。可至今，我国85%以上的公共场所都“失约”了，且仍然没有一部国家级的无烟立法。如果把这当作一次考试，世卫最新公布的缔约国控烟效果调查报告给我们打出的成绩只有37.3分(百分制)，各项得分均为“倒数”。
, 百拇医药
其实，早在3年前，在南非德班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就被与会的200名全球非政府组织代表授予了控烟不积极的“脏烟灰缸奖”，颁奖词是“宁要漂亮烟盒，不要公民健康”。
此次，根据世卫对所有国家的比对，中国在无烟环境的执行情况上排最后一名，烟税排在最后一名，烟草广告禁止也排在最后一名。这些“最后一名”不仅宣告中国对《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失败，也宣告了实现中国5年控烟目标的失败。
控烟履约失败不但给中国扣上了一顶“失信”的帽子，影响了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更让烟草成了中国21世纪的“第一大人祸”。目前，我国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高达120万，比艾滋病、甲流等各种传染病加在一起的死亡人数还要多7倍。保守估计，2030年烟草归因死亡占40岁以上人口死亡的25%，超过300万人，烟草相关疾病的发病人数超过700万。
现实生活中，我国的控烟工作仍然存在诸多“软肋”：控烟队伍人数少、能力弱；目前尚未围绕履约制定具体行动计划；现有法律法规与公约要求也存在较大差距；还没有广泛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国内热播电影电视剧中吸烟镜头泛滥；医生的戒烟建议缺失，超过九成的受访烟民在尝试戒烟时没得到任何援助；烟草盒上“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语太小；吸烟花费不高难以抑制个人对烟草消费的需求。这些都说明我国控烟履约政策的执行不力。
, 百拇医药
或许有些人因此而对中国控烟形势不再看好，甚至极度失望，但控烟不是一场短跑，它是一场任重而道远的博弈。如果因如今的不足而彻底失去信心，甚或破罐破摔，那才是真正致命的。中国控烟只能成功，绝不能失败!让我们牢记2011年1月9日，希望这天能够成为一个新起点，而非失败的终点。▲
让卖烟的人控烟，真是笑话(相关链接)
在中国，控烟难，难在管理不善。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形容目前我国的控烟机制——狐狸坐在鸡笼里讨论如何保护小鸡。
在我国，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烟草专卖局本来是政府的机构，但现在却成了烟草企业的代言人。由此不难想象，当管理者与被管理对象穿同一条裤子，甚至根本就是一家人时，何谈控烟效果？
特别是过去3年，烟草专卖局(烟草总公司)变成了国家控烟领导小组的重要成员，基本控制了整个中国的控烟工作。就像前一段媒体报道的卷烟里含重金属的问题，由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管化妆品、管药品、管食品，就是不管烟草，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生产者是他，监管者是他，解释者还是他。
, http://www.100md.com
以前中国还能积极推进控烟工作，因为烟草相关部门没有在控烟领导小组成员里面起决定作用，现在它成为了控烟领导小组成员，也让2007年以来的控烟之路异常艰难。
我认为，工业与信息化部“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控烟工作的开展，控烟的当务之急是将其从履约小组中“请”出去!▲
(杨功焕口述，本报记者田野整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控烟办主任 杨功焕)
把烟企“请”出公益行列
前不久，时值向世卫递交“成绩表”之时，一则关于红塔集团、广东双喜等烟草企业入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十佳杰出企业”的新闻引发各界热议。
, 百拇医药
事实上，在删减烟草广告的压力下，参与公益营销已成为很多烟草公司的“救命稻草”。但这种所谓的公益，多是表面以慈善、公益之名向学校、青少年、灾区等捐款、举办公益活动，实质则是在免税的同时变相做广告，会对青少年吸烟产生很强的诱导作用。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希望工程，比如，在四川烟草希望小学的教学楼上不仅有明显的“中国烟草”标识，楼下的一块石板上还写着“立志奉献社会，烟草助你成才”的标语。据统计，目前我国以烟草品牌冠名的希望小学已超过百所。
烟草业对“控烟”的阻挠还体现在烟草税价联动上。世界其他国家的实践表明，提高烟草税，卷烟价格上涨，可有效降低烟草消费量，但我国却存在加税不加价的现象，也就无从影响吸烟者的吸烟行为。
此外，烟企还掀起了一场场无所顾忌的反控烟活动。首先是组织研究撰写反《公约》的《双对方案》，不但成功地阻止了将警示图片印到烟盒上，还把“降焦减害”的错误概念扩大推广。
可能在很多人眼里，烟草行业是政府财政收入的纳税大户，导致政府很难对其“下手”。其实对中国而言，烟草业已成“赔本买卖”。一项最新研究表明，虽然烟草制品能够带来巨额利税和庞大就业，但由吸烟产生的医疗费用和生产力损失正在逐年增加，两者的差值为618亿元。毫无疑问，烟草业是得不偿失的黑色产业，现在哪怕仅仅从经济角度算账也是如此。如果只看到“纳税大户”和就业人员众多这些暂时的“好处”，看不到长远的、更大的危害，无异于饮鸩止渴。
所以说，烟草业已成为最大的危害健康型企业，全面控烟已刻不容缓!▲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胡鞍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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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一位同事被医生告知要控制吸烟量，最好把烟戒掉。此话一出，同事就懵了，他告诉医生，自己根本不吸烟。知道了实情的医生也有些无奈，直言像同事这样因为被动吸烟导致疾病的人，还真不算少，但他们作为医生，却实在无能为力。
同事是个挺认真的人，为了这事，专门拿着医生的诊断找到领导，要求照顾一下，想和不吸烟的人在一个房间工作。领导掰着手指一算，有点困难，因为现在不吸烟的男人只占很小一部分。没办法，他只得开始了躲烟的日子，别人一点烟，他就赶紧换地方。
除了这位同事的遭遇，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片段，也让我深感无烟净室难寻。
某次我在一家相当不错的酒店就餐，看到不远处有人在惬意地吞云吐雾，于是唤来服务生，要求他们劝阻一下。服务生愣了一下，然后告诉我，实在对不起，这里并不禁烟。
, 百拇医药
儿子在一所大学读本科，同寝室的同学中烟民占多数，屋内时常就会香烟袅袅。而且为了吸烟，这些未来的人材竟然省饭钱攒烟钱。呜呼哀哉!烟的“魅力”太惊人了。
其实，烟草的危害无人不知：家有烟民一家受害，花钱买病；厂有烟民企业受害，千万别提安全生产，这难以保证；国有烟民社会受害，医保受累，别看吸烟不要命，真吸出了病，跑医院比吸烟的次数都多。但为何一间无烟净室竟如此难找？
烟民在家里猛吸，在单位猛吸，对家人、同事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丝毫不考虑他人被动吸烟对健康的影响，这恐怕就有劣根性作怪的原因了。当然，政府、相关机构管得不够严、不够狠，也逃不了责任。都说禁烟是一场持久战，但若不下定决心，下大力度，大概永远也禁不了。▲
(作者为天津读者) (丁雨君)
, 百拇医药
专家呼声
烟草价格必须提高
通过提高税率提高烟草价格，是非常行之有效的办法。比如纽约一包烟10美元，换算过来66块人民币，相当于每支烟三块钱，在中国农村都可以买一包烟了。▲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烟草制品科学咨询委员会主席、南加州大学预防医疗系教授乔纳森·M·沙梅特)
禁烟须有专门法律制约
禁烟需要相关法律配合，如广告法、烟草专卖法等。同时，在制定法律时，还应慎重选择立法名称，如采用“避免二手烟危害法”等，逐步扩大控制烟草的公共场所范围。▲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著名行政法专家马怀德)
, 百拇医药
将戒烟费用纳入医保
学习美国，将戒烟花费纳入医疗保险，由政府买单。即使没有医疗保险的穷人，也可以到医院领取免费的戒烟贴。▲
(新探健康研究与发展中心副主任吴宜群)
警示图片要印上烟盒
高档烟向来是礼品消费或公款消费的主要货源，如果像国外烟盒包装那样，将烂脚、烂肺、骷髅等令人恶心的吸烟危害图片印上烟盒，高价礼品烟自然就没有了市场。▲
(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支修益)
党政干部、公务员该带头禁烟
党政干部、公务员、公共机构人员要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起到示范作用。此外，建议中纪委、监察部、财政部包括国家审计署明文规定，严禁公共机构利用公款购买香烟，收受礼品烟。▲
, 百拇医药
(胡鞍钢)
中国控烟，太多“倒数第一”
控烟成绩仅37.3分，曾被授予“脏烟灰缸奖”
编者按 1月7日，中国控烟报告发布，作为中国加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5周年的评估，报告得出的37.3分的不及格成绩，着实让人有些沮丧。平心而论，对于控烟，5年来，我们并不是什么都没做，加大禁烟宣传、增加无烟范围、出台各种规定……但最终很多都成了“空头支票”。问题在哪儿，下一步控烟怎么走？且听各方观点碰撞。
1月9日，是中国签署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5周年的日子。作为公约的缔约方，我国承诺2011年1月9日前在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实现完全无烟。可至今，我国85%以上的公共场所都“失约”了，且仍然没有一部国家级的无烟立法。如果把这当作一次考试，世卫最新公布的缔约国控烟效果调查报告给我们打出的成绩只有37.3分(百分制)，各项得分均为“倒数”。
, 百拇医药
其实，早在3年前，在南非德班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就被与会的200名全球非政府组织代表授予了控烟不积极的“脏烟灰缸奖”，颁奖词是“宁要漂亮烟盒，不要公民健康”。
此次，根据世卫对所有国家的比对，中国在无烟环境的执行情况上排最后一名，烟税排在最后一名，烟草广告禁止也排在最后一名。这些“最后一名”不仅宣告中国对《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失败，也宣告了实现中国5年控烟目标的失败。
控烟履约失败不但给中国扣上了一顶“失信”的帽子，影响了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更让烟草成了中国21世纪的“第一大人祸”。目前，我国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高达120万，比艾滋病、甲流等各种传染病加在一起的死亡人数还要多7倍。保守估计，2030年烟草归因死亡占40岁以上人口死亡的25%，超过300万人，烟草相关疾病的发病人数超过700万。
现实生活中，我国的控烟工作仍然存在诸多“软肋”：控烟队伍人数少、能力弱；目前尚未围绕履约制定具体行动计划；现有法律法规与公约要求也存在较大差距；还没有广泛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国内热播电影电视剧中吸烟镜头泛滥；医生的戒烟建议缺失，超过九成的受访烟民在尝试戒烟时没得到任何援助；烟草盒上“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语太小；吸烟花费不高难以抑制个人对烟草消费的需求。这些都说明我国控烟履约政策的执行不力。
, 百拇医药
或许有些人因此而对中国控烟形势不再看好，甚至极度失望，但控烟不是一场短跑，它是一场任重而道远的博弈。如果因如今的不足而彻底失去信心，甚或破罐破摔，那才是真正致命的。中国控烟只能成功，绝不能失败!让我们牢记2011年1月9日，希望这天能够成为一个新起点，而非失败的终点。▲
让卖烟的人控烟，真是笑话(相关链接)
在中国，控烟难，难在管理不善。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形容目前我国的控烟机制——狐狸坐在鸡笼里讨论如何保护小鸡。
在我国，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烟草专卖局本来是政府的机构，但现在却成了烟草企业的代言人。由此不难想象，当管理者与被管理对象穿同一条裤子，甚至根本就是一家人时，何谈控烟效果？
特别是过去3年，烟草专卖局(烟草总公司)变成了国家控烟领导小组的重要成员，基本控制了整个中国的控烟工作。就像前一段媒体报道的卷烟里含重金属的问题，由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管化妆品、管药品、管食品，就是不管烟草，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生产者是他，监管者是他，解释者还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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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中国还能积极推进控烟工作，因为烟草相关部门没有在控烟领导小组成员里面起决定作用，现在它成为了控烟领导小组成员，也让2007年以来的控烟之路异常艰难。
我认为，工业与信息化部“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控烟工作的开展，控烟的当务之急是将其从履约小组中“请”出去!▲
(杨功焕口述，本报记者田野整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控烟办主任 杨功焕)
把烟企“请”出公益行列
前不久，时值向世卫递交“成绩表”之时，一则关于红塔集团、广东双喜等烟草企业入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十佳杰出企业”的新闻引发各界热议。
, 百拇医药
事实上，在删减烟草广告的压力下，参与公益营销已成为很多烟草公司的“救命稻草”。但这种所谓的公益，多是表面以慈善、公益之名向学校、青少年、灾区等捐款、举办公益活动，实质则是在免税的同时变相做广告，会对青少年吸烟产生很强的诱导作用。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希望工程，比如，在四川烟草希望小学的教学楼上不仅有明显的“中国烟草”标识，楼下的一块石板上还写着“立志奉献社会，烟草助你成才”的标语。据统计，目前我国以烟草品牌冠名的希望小学已超过百所。
烟草业对“控烟”的阻挠还体现在烟草税价联动上。世界其他国家的实践表明，提高烟草税，卷烟价格上涨，可有效降低烟草消费量，但我国却存在加税不加价的现象，也就无从影响吸烟者的吸烟行为。
此外，烟企还掀起了一场场无所顾忌的反控烟活动。首先是组织研究撰写反《公约》的《双对方案》，不但成功地阻止了将警示图片印到烟盒上，还把“降焦减害”的错误概念扩大推广。
可能在很多人眼里，烟草行业是政府财政收入的纳税大户，导致政府很难对其“下手”。其实对中国而言，烟草业已成“赔本买卖”。一项最新研究表明，虽然烟草制品能够带来巨额利税和庞大就业，但由吸烟产生的医疗费用和生产力损失正在逐年增加，两者的差值为618亿元。毫无疑问，烟草业是得不偿失的黑色产业，现在哪怕仅仅从经济角度算账也是如此。如果只看到“纳税大户”和就业人员众多这些暂时的“好处”，看不到长远的、更大的危害，无异于饮鸩止渴。
所以说，烟草业已成为最大的危害健康型企业，全面控烟已刻不容缓!▲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胡鞍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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