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意见》推动了中医药事业发展 ——纪念《若干意见》颁布两周年座谈会发言摘登 等
《若干意见》推动了中医药事业发展 ——纪念《若干意见》颁布两周年座谈会发言摘登
编者按：2009年4月21日，《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发展中医药事业方针政策的高度概括和系统总结，进一步明确了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思路、政策措施和重点任务，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高度重视。它是指导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在中医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4月19日，中国中医科学院召开了纪念《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颁布两周年座谈会。中医界的专家、领导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并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与会者一致认为《若干意见》的颁布和实施，对于整个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壮大和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发展进步都具有很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记者在此摘录一些专家的发言，以飨读者。
, 百拇医药
王志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成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党委书记)：
《若干意见》颁布和实施两年来，我院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国中医科学院在科研、医疗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文化建设以及在帮扶和对口支援等方面取得很大成绩。
回顾这两年来，我们深刻体会到《若干意见》的颁布，一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继承创新，为中医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二是理顺体制机制，投入显著增加，条件明显改善，为中医药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三是确定了推进中医医疗、保健、教育、科研、产业、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新思路，从而促进了中医药行业的快速发展，也使得我院在两年内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可以说这些成绩都是贯彻落实《若干意见》的丰硕成果。
张伯礼(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若干意见》有两大亮点。首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颁发的关于中医药事业的第一个文件，第一次提出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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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国务院把中医的医疗、科技、人才、产业、文化、国际化等有关内容都放到一个文件里，包括构建医疗体系、提高服务能力、科技继承和创新、人才培养教育、中药产业等诸多方面；并且在中药产业中不但提到中医药农业，还提到中医药商业、中医药文化、中医药走向国际，这实际上是提出来一个大中医药发展的理念。
要加快落实《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必须达到三点要求：一是要抓紧制定和落实相关规划，在中医药立法、扶持大中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加大对中医药事业的投入等方面制定实施方案。二是做好战略规划问题，要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十二五”规划里体现落实《若干意见》，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全球中医药的发展战略。三是从每个人做起，人人做贯彻落实《若干意见》的先锋。
王永炎(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两年来，通过贯彻实施《若干意见》，中医在防控甲型H1N1流感、防控手足口病、防控病毒性传染病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另外，科技部提出中医要研究优势病种、辨证论治、复杂性干预的正确决策，也是在《若干意见》的指导下出台的；并组织了重大疑难疾病和常见病的科技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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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贯彻落实《若干意见》，最重要的是人才建设，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是建设好中国中医科学院这样一个国家队至关重要的因素。
路志正(国医大师、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
中国中医科学院在贯彻落实《若干意见》中做了很多工作，尤其在中医继承、人才培养、科研创新、药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例如我院病房楼正在扩建保健病房，还承包了大兴区中医院。我作为九十岁的老中医，还在出诊看病，感觉有好多工作还没有做完。
由于亲身经历了旧社会取缔中医的困境，我认为现在老中医应该为党和政府多做些事情。无论在职的，退休的，只要有专长，都应该进行开发。这个任务我觉得做得还是很不够的。现在国务院非常重视中医，这是中医药的春天。
姚乃礼(中国中医科学院原党委书记、全国政协委员)：
, http://www.100md.com 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和帮助，《若干意见》是新时期和今后一段时间指导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方针。中医药发展的环境已经逐步好转，对中医药事业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趋向于统一，能够举多部门之力，共同发展中医药事业。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都给予了大量的支持。中医药面临着极好的发展机遇，这是近几十年以来所没有过的。
中国中医科学院作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国家队，应该继续在中医药发展工作中起骨干、带头和导向作用，做好中医药事业的基础工作，发挥中医科学院的整体优势，在中医医疗上要形成新的特色，注重理论上的创新。
刘保延(中国中医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若干意见》的发布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医发展所抱的期望。中医药的发展要突出中医的特色，强调中医差异性的发展和要求，使中医的发展更加有活力和竞争力，使其服务领域更加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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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意见》颁布两年来，中医药在继承和创新中，有了新的突破。我院以研究团队为核心，组织全国力量构建慢病临床研究体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要打造一些真正的共性产品，为大家服务，建立一些平台、中心，为全国服务。
此外，公立医院改革也在不断深化，如何在改革当中进一步整合资源，使中医药的作用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认真思考。
王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院长)：
《若干意见》颁布两年以来，我们在医院里组织了学习，医院的各项工作也都是围绕《若干意见》来做的，获得了很多的成效。我院通过开展优势病种的临床研究来促进示范临床基地建设，通过重点专科建设促进业务的发展，确定重点病种来确立研究基地的建设方案，在临床上也收到了实效。
按照《若干意见》的要求，我院注重发挥中医药特色，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探索中医药人才培养机制，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提升医院的核心竞争力。中医既要靠政策扶持，又要靠自己的内涵建设。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之下，中医获得了很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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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理解《若干意见》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工作，我们还要坚持不懈地努力，争取把它学好，不断把医院工作做好，继续贯彻落实《若干意见》。
陈珞珈(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院长)：
《若干意见》提出，各级政府要逐步增加投入，重点支持公立中医院基础设施、重点学科和重点专科建设，落实对公立中医院投入倾斜政策。
两年来，中医院在投入、管理和效率方面都有很重要的变化。无论是政府投入，还是加强医院自身的专科建设、继承创新，其最终目的都是要加强中医院的服务能力建设。现在，中医院的住院需求比较旺盛，中医特色和疗效也在提高，病床使用率日益增高，平均住院日逐渐缩短，实现医保范围全覆盖，新农合普及，推动了中医院的健康快速发展。
宋春生(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 http://www.100md.com 按照《若干意见》要求，两年来，我院在教育方面有了很大发展。在《若干意见》指导下，研究生院进行改革，调整资源结构，基本形成了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和对外培训这样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体系，有了长足的进步。
研究生教育得到了不断发展，已经成为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平台，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今后要加强继续教育工作的指导，各个单位要制订、实施各种类型的人才培养计划，为医院的建设和中医药的发展培养适宜人才。
杨宇飞(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肿瘤科主任)：
作为来自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若干意见》颁布两年以来，我切身体会到了中医药的良好发展。中医是老百姓特别欢迎的一种治疗形式，它的优势是治疗理念和其综合治疗手段。我们不仅要推动中医药发展，还要推动中医治疗理念的普及。
我们医院非常重视《若干意见》，利用《若干意见》搭建平台，使一线临床人员借助这个平台，联合全国26家医院进行课题研究，促进医患交流，推动中医事业的不断发展。 (张凌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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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宇飞(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肿瘤科主任)
陈珞珈(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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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春生(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刘保延(中国中医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姚乃礼(中国中医科学院原党委书记、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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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志正(国医大师、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
张伯礼(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永炎(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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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成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党委书记)
王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院长)
中药创新发展关键问题怎样破解
聚焦 “珠江论坛”(下) 如何确保中药注射剂安全问题？如何开展组分中药研究？如何建立有毒中药标准？成为“珠江论坛”与会专家讨论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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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注射剂安全问题引关注
“中药注射剂的安全问题已引发群众对中药产品的信任危机，我们的科研工作必须加强!”近几年药物不良反应报告日益增多，中药不良反应成为舆论关注热点，在第二届珠江论坛上，姚新生院士如是呼吁。
中国中医科学院叶祖光教授表示，75%的中药不良反应来自中药注射剂，而其中的75%又都是过敏反应。中药注射剂过敏反应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面临研究瓶颈。
中药组成由于成分较多、有效成分以及有毒成分并不是完全清楚等原因，因此在国外学者看来“引起中药注射剂过敏反应的过敏源物质基础并不明确”。再加上中药生产过程存在不确定因素，使得药品全程质量控制难度更大。
叶祖光认为，对中药注射剂应进行全方位系统研究，包括药学的质量控制、工艺、制剂等，在此基础上把好生产关，在临床找出中药注射剂的优势和特色，合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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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的孙晓波教授表示，很多中药注射剂生产量特别大，但不同批次的药材在中药注射剂里质量并不稳定，另外大多数中药注射剂是老注射剂，工艺环节存在诸多弊端，因此保障注射剂的原料和辅料质量是关键环节。由于辅料或配液不同，中药注射剂在使用过程中也会产生不良反应，控制原料、辅料、工艺及其方法的检测和临床使用，中药注射剂在短期内会有明显提高。
组分中药研究选方很关键
组分中药的创制研究是张伯礼院士在《多学科创新中药研究设想》中提到五大研究方向之一，也成为珠江论坛上与会专家讨论的热点内容。
所谓组分中药，“一种来源于方剂，经过技术研究分离出来；另一种来源于单味药，经过配伍针对某一种病证形成组分。” 军事医学科学院张永祥教授说。
天津中医药大学高秀梅教授认为，组分中药一定是源于临床有效方药，而且针对的疾病病理环节和作用靶点及物质基础相对明确，可重复制备的、标准化的有效成分群，配伍存在减毒增效作用，最终实现质量可控、剂型的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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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波也认为，组分中药研究关键是选择临床有效的经典方剂，“中药复方多成分，多靶点的研究一定要围绕中药复方针对相关病证开展研究，避免有些研究只单纯性追求成分和靶点，而忽视了病证相关方效相辅，有效成分群针对病证的关联，来体现中药复方的整体效应。”孙晓波说。
对于研究如何开展，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陈凯先院士提出，可运用模型化与模拟化方法开展基于有效成分群的中药组方定量设计研究、中药复方的研究，包括组分中药的研究。“加强中药有效成分群研究是解决上述问题很好的切入点，通过研究了解物质基础、作用机理、配伍规律，可以促进新型复方中药研制。”陈凯先说。
中国中医科学院吕爱平教授建议，组分中药研究应在更多临床过程中引入生物信息学方法，使其与疾病基本靶点网络等联系起来。
有毒中药研究仍不足
中药现代化研究多年来在有效性、质量可控性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但遗憾的是，作为整个中医药产业的基础，中药饮片的系统毒理学研究仍严重不足。有毒中药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如何在“十二五”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研究的框架下取得实质性突破，也成为不少专家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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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典委员会的钱忠直教授告诉记者，中药国际化合作进程中，标准是一个制高点。“我们在与国外合作立项、跟国外专家谈判时，遇到的最大瓶颈就是安全性问题”。在中药毒性研究方面，中国药典目前也处于尴尬的局面。“中国药典已有60年历史，其中收载大毒、有毒、小毒三种类型标志的中药只能仅供参考，因为这是根据历代本草经验而来，没有现代研究数据作支持。”钱忠直说。张伯礼也表示，有毒中药研究是中药研究中的老大难问题之一，虽然国家一直给予支持，但是缺少系统研究、缺少符合国际标准的统一标准。
令人担忧的是，目前我国常用的近500种中药，能查到较系统毒理和安全性研究文献的不足3%；中国药典收载的有毒中药材，其中小毒31种、有毒42种、大毒9种，但能查到有相对系统毒性研究只有15种。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把有毒中药研究纳入“十二五”多学科创新中药研究框架中，首先对中国药典收载标示有毒性中药材和饮片，开展系统的规范的GLP毒性评价研究，弄清毒量关系、毒效关系，确定毒性作用的安全剂量范围、安全用药时间及频率等。其次，探索系统生物学辅助常规毒理学的研究方式，以常规毒理学为主，用系统生物学包括代谢、组学等等方式来进行研究，阐明毒性成分、毒性靶器官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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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和药理毒理等多学科相结合，提出和制定合理的毒性药材质量控制的限度标准。同时研究成果要载入中国药典，最后建立一套科学、权威、系统、规范的常用中药材及饮片毒理学安全性数据库。”钱忠直说。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黄璐琦教授认为，中药的毒性问题跟剂量紧密相关，应在药典剂量和临床剂量的选择上给予更多关注。
广州中医药大学赖小平教授提出，毒理学的研究在方法学上，除了要借鉴现代药理学、毒理学的方法外，还应重视中医药特点，特别是在研究毒性时要跟药性结合。 (向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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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09年4月21日，《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发展中医药事业方针政策的高度概括和系统总结，进一步明确了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思路、政策措施和重点任务，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高度重视。它是指导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在中医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4月19日，中国中医科学院召开了纪念《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颁布两周年座谈会。中医界的专家、领导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并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与会者一致认为《若干意见》的颁布和实施，对于整个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壮大和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发展进步都具有很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记者在此摘录一些专家的发言，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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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成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党委书记)：
《若干意见》颁布和实施两年来，我院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国中医科学院在科研、医疗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文化建设以及在帮扶和对口支援等方面取得很大成绩。
回顾这两年来，我们深刻体会到《若干意见》的颁布，一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继承创新，为中医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二是理顺体制机制，投入显著增加，条件明显改善，为中医药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三是确定了推进中医医疗、保健、教育、科研、产业、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新思路，从而促进了中医药行业的快速发展，也使得我院在两年内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可以说这些成绩都是贯彻落实《若干意见》的丰硕成果。
张伯礼(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若干意见》有两大亮点。首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颁发的关于中医药事业的第一个文件，第一次提出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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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国务院把中医的医疗、科技、人才、产业、文化、国际化等有关内容都放到一个文件里，包括构建医疗体系、提高服务能力、科技继承和创新、人才培养教育、中药产业等诸多方面；并且在中药产业中不但提到中医药农业，还提到中医药商业、中医药文化、中医药走向国际，这实际上是提出来一个大中医药发展的理念。
要加快落实《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必须达到三点要求：一是要抓紧制定和落实相关规划，在中医药立法、扶持大中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加大对中医药事业的投入等方面制定实施方案。二是做好战略规划问题，要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十二五”规划里体现落实《若干意见》，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全球中医药的发展战略。三是从每个人做起，人人做贯彻落实《若干意见》的先锋。
王永炎(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两年来，通过贯彻实施《若干意见》，中医在防控甲型H1N1流感、防控手足口病、防控病毒性传染病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另外，科技部提出中医要研究优势病种、辨证论治、复杂性干预的正确决策，也是在《若干意见》的指导下出台的；并组织了重大疑难疾病和常见病的科技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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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贯彻落实《若干意见》，最重要的是人才建设，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是建设好中国中医科学院这样一个国家队至关重要的因素。
路志正(国医大师、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
中国中医科学院在贯彻落实《若干意见》中做了很多工作，尤其在中医继承、人才培养、科研创新、药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例如我院病房楼正在扩建保健病房，还承包了大兴区中医院。我作为九十岁的老中医，还在出诊看病，感觉有好多工作还没有做完。
由于亲身经历了旧社会取缔中医的困境，我认为现在老中医应该为党和政府多做些事情。无论在职的，退休的，只要有专长，都应该进行开发。这个任务我觉得做得还是很不够的。现在国务院非常重视中医，这是中医药的春天。
姚乃礼(中国中医科学院原党委书记、全国政协委员)：
, http://www.100md.com 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和帮助，《若干意见》是新时期和今后一段时间指导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方针。中医药发展的环境已经逐步好转，对中医药事业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趋向于统一，能够举多部门之力，共同发展中医药事业。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都给予了大量的支持。中医药面临着极好的发展机遇，这是近几十年以来所没有过的。
中国中医科学院作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国家队，应该继续在中医药发展工作中起骨干、带头和导向作用，做好中医药事业的基础工作，发挥中医科学院的整体优势，在中医医疗上要形成新的特色，注重理论上的创新。
刘保延(中国中医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若干意见》的发布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医发展所抱的期望。中医药的发展要突出中医的特色，强调中医差异性的发展和要求，使中医的发展更加有活力和竞争力，使其服务领域更加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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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意见》颁布两年来，中医药在继承和创新中，有了新的突破。我院以研究团队为核心，组织全国力量构建慢病临床研究体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要打造一些真正的共性产品，为大家服务，建立一些平台、中心，为全国服务。
此外，公立医院改革也在不断深化，如何在改革当中进一步整合资源，使中医药的作用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认真思考。
王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院长)：
《若干意见》颁布两年以来，我们在医院里组织了学习，医院的各项工作也都是围绕《若干意见》来做的，获得了很多的成效。我院通过开展优势病种的临床研究来促进示范临床基地建设，通过重点专科建设促进业务的发展，确定重点病种来确立研究基地的建设方案，在临床上也收到了实效。
按照《若干意见》的要求，我院注重发挥中医药特色，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探索中医药人才培养机制，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提升医院的核心竞争力。中医既要靠政策扶持，又要靠自己的内涵建设。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之下，中医获得了很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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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理解《若干意见》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工作，我们还要坚持不懈地努力，争取把它学好，不断把医院工作做好，继续贯彻落实《若干意见》。
陈珞珈(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院长)：
《若干意见》提出，各级政府要逐步增加投入，重点支持公立中医院基础设施、重点学科和重点专科建设，落实对公立中医院投入倾斜政策。
两年来，中医院在投入、管理和效率方面都有很重要的变化。无论是政府投入，还是加强医院自身的专科建设、继承创新，其最终目的都是要加强中医院的服务能力建设。现在，中医院的住院需求比较旺盛，中医特色和疗效也在提高，病床使用率日益增高，平均住院日逐渐缩短，实现医保范围全覆盖，新农合普及，推动了中医院的健康快速发展。
宋春生(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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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得到了不断发展，已经成为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平台，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今后要加强继续教育工作的指导，各个单位要制订、实施各种类型的人才培养计划，为医院的建设和中医药的发展培养适宜人才。
杨宇飞(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肿瘤科主任)：
作为来自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若干意见》颁布两年以来，我切身体会到了中医药的良好发展。中医是老百姓特别欢迎的一种治疗形式，它的优势是治疗理念和其综合治疗手段。我们不仅要推动中医药发展，还要推动中医治疗理念的普及。
我们医院非常重视《若干意见》，利用《若干意见》搭建平台，使一线临床人员借助这个平台，联合全国26家医院进行课题研究，促进医患交流，推动中医事业的不断发展。 (张凌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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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宇飞(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肿瘤科主任)
陈珞珈(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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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春生(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刘保延(中国中医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姚乃礼(中国中医科学院原党委书记、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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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志正(国医大师、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
张伯礼(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永炎(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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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成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党委书记)
王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院长)
中药创新发展关键问题怎样破解
聚焦 “珠江论坛”(下) 如何确保中药注射剂安全问题？如何开展组分中药研究？如何建立有毒中药标准？成为“珠江论坛”与会专家讨论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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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注射剂安全问题引关注
“中药注射剂的安全问题已引发群众对中药产品的信任危机，我们的科研工作必须加强!”近几年药物不良反应报告日益增多，中药不良反应成为舆论关注热点，在第二届珠江论坛上，姚新生院士如是呼吁。
中国中医科学院叶祖光教授表示，75%的中药不良反应来自中药注射剂，而其中的75%又都是过敏反应。中药注射剂过敏反应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面临研究瓶颈。
中药组成由于成分较多、有效成分以及有毒成分并不是完全清楚等原因，因此在国外学者看来“引起中药注射剂过敏反应的过敏源物质基础并不明确”。再加上中药生产过程存在不确定因素，使得药品全程质量控制难度更大。
叶祖光认为，对中药注射剂应进行全方位系统研究，包括药学的质量控制、工艺、制剂等，在此基础上把好生产关，在临床找出中药注射剂的优势和特色，合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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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的孙晓波教授表示，很多中药注射剂生产量特别大，但不同批次的药材在中药注射剂里质量并不稳定，另外大多数中药注射剂是老注射剂，工艺环节存在诸多弊端，因此保障注射剂的原料和辅料质量是关键环节。由于辅料或配液不同，中药注射剂在使用过程中也会产生不良反应，控制原料、辅料、工艺及其方法的检测和临床使用，中药注射剂在短期内会有明显提高。
组分中药研究选方很关键
组分中药的创制研究是张伯礼院士在《多学科创新中药研究设想》中提到五大研究方向之一，也成为珠江论坛上与会专家讨论的热点内容。
所谓组分中药，“一种来源于方剂，经过技术研究分离出来；另一种来源于单味药，经过配伍针对某一种病证形成组分。” 军事医学科学院张永祥教授说。
天津中医药大学高秀梅教授认为，组分中药一定是源于临床有效方药，而且针对的疾病病理环节和作用靶点及物质基础相对明确，可重复制备的、标准化的有效成分群，配伍存在减毒增效作用，最终实现质量可控、剂型的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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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波也认为，组分中药研究关键是选择临床有效的经典方剂，“中药复方多成分，多靶点的研究一定要围绕中药复方针对相关病证开展研究，避免有些研究只单纯性追求成分和靶点，而忽视了病证相关方效相辅，有效成分群针对病证的关联，来体现中药复方的整体效应。”孙晓波说。
对于研究如何开展，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陈凯先院士提出，可运用模型化与模拟化方法开展基于有效成分群的中药组方定量设计研究、中药复方的研究，包括组分中药的研究。“加强中药有效成分群研究是解决上述问题很好的切入点，通过研究了解物质基础、作用机理、配伍规律，可以促进新型复方中药研制。”陈凯先说。
中国中医科学院吕爱平教授建议，组分中药研究应在更多临床过程中引入生物信息学方法，使其与疾病基本靶点网络等联系起来。
有毒中药研究仍不足
中药现代化研究多年来在有效性、质量可控性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但遗憾的是，作为整个中医药产业的基础，中药饮片的系统毒理学研究仍严重不足。有毒中药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如何在“十二五”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研究的框架下取得实质性突破，也成为不少专家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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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典委员会的钱忠直教授告诉记者，中药国际化合作进程中，标准是一个制高点。“我们在与国外合作立项、跟国外专家谈判时，遇到的最大瓶颈就是安全性问题”。在中药毒性研究方面，中国药典目前也处于尴尬的局面。“中国药典已有60年历史，其中收载大毒、有毒、小毒三种类型标志的中药只能仅供参考，因为这是根据历代本草经验而来，没有现代研究数据作支持。”钱忠直说。张伯礼也表示，有毒中药研究是中药研究中的老大难问题之一，虽然国家一直给予支持，但是缺少系统研究、缺少符合国际标准的统一标准。
令人担忧的是，目前我国常用的近500种中药，能查到较系统毒理和安全性研究文献的不足3%；中国药典收载的有毒中药材，其中小毒31种、有毒42种、大毒9种，但能查到有相对系统毒性研究只有15种。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把有毒中药研究纳入“十二五”多学科创新中药研究框架中，首先对中国药典收载标示有毒性中药材和饮片，开展系统的规范的GLP毒性评价研究，弄清毒量关系、毒效关系，确定毒性作用的安全剂量范围、安全用药时间及频率等。其次，探索系统生物学辅助常规毒理学的研究方式，以常规毒理学为主，用系统生物学包括代谢、组学等等方式来进行研究，阐明毒性成分、毒性靶器官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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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和药理毒理等多学科相结合，提出和制定合理的毒性药材质量控制的限度标准。同时研究成果要载入中国药典，最后建立一套科学、权威、系统、规范的常用中药材及饮片毒理学安全性数据库。”钱忠直说。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黄璐琦教授认为，中药的毒性问题跟剂量紧密相关，应在药典剂量和临床剂量的选择上给予更多关注。
广州中医药大学赖小平教授提出，毒理学的研究在方法学上，除了要借鉴现代药理学、毒理学的方法外，还应重视中医药特点，特别是在研究毒性时要跟药性结合。 (向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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