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百年复兴路
写在辛亥革命100周年，建党90周年之际
中医贯穿历史几千年，直接服务于人民生活，也和传说时代的英雄人物女娲、伏羲、神农、黄帝有着说不尽的联系。然而，时代走到清朝末年，西方医学、西方文化来到了华夏大地，伴随着列强侵入，中国的传统学术几乎溃不成军。
中医伴随封建社会消失而衰落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中医药的衰落凸显出来。这些衰落，从形式上看，首先是从中医教育的失落开始；而从思想根源上说，则是从学术标准的异化开始。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传统教育的弱点充分暴露，朝廷内有识之士“已微窥旧学之不足独恃”，儒学在新学堂里没有了地位。
选派幼童留学美国，希望 “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图弥补“旧学”之不足，但是，学子们在海外如饥似渴地学习的是西方的技术与文化，四书五经便不放在眼里。至甲午战争，北洋水师惨败于日本，康有为等把板子打在“八股”的屁股上，建议“特发明诏，立废八股”，改试策论。1898年百日维新之后，袁世凯、张之洞提出了“废科举”的建议，因此在光绪三十一(1905)年清政府断然“立停科举”。停科举兴新学，实际上是“用科学代替科举，用实用技术取代儒学”，孔家店被冷落到一边，其历史地位也就被边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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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矫枉过正的人们，把中国落后的原因怪罪到汉字与中医的头上，因此，在废科举的同时，1908年旅欧留法的“新世纪派”留学生首先提出来要消灭汉字，还有某些留日的学生主张要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政治措施，取消中医，大力引进和推广西医。
北洋政府于1912年开始建立现代教育系列，把高等教育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工科、农科、医科七门，建立了现代教育的学术体系，却拒绝开设中医的学历教育，把中医学术传承置于教育法令之外，迫使中医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
“漏列中医教育案”惊醒了中医界，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人带头提出抗议，还联合了其它省市的中医药同业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至1913年10月已有19个省市的医学团体响应此举，他们推举的代表晋京请愿，争取办学立案，将中医教育列入学制系统之内，但是遭到教育总长汪大燮的拒绝。但是，中医界的努力并没有因为失败而放弃。时隔不久，在丁甘仁等中医学者的努力下，办起了私立的中医学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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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对待中医的态度很矛盾
中医被排斥在新型的学历教育之外，也有深刻的自身原因，这是中医主动放弃学术评价标准而引起的。也就是说，如果不按照《内经》的标准，不承认气、阴阳、五行对中医的理论指导作用，而按解剖、细菌、化学分析等“实证的方法”评价中医，中医就不可能具有科学性，而必须走王清任《医林改错》的道路。
在这样的世界观、价值观的指导下，余云岫开始批判中医理论，直指中医经典对于脏腑解剖认识的不足，但是尚未动摇中医作为国家医疗卫生支柱的地位。国民党作为一个转型时期的执政党，它对于中医的政策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它必须面对人民大众缺医少药的卫生落后局面，离不开中医药的现实作用；另一方面必须做长远打算，把各种行政资源用在“有发展前途的西医”身上。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支持余云岫等人消灭中医的主张。
1929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卫生部第一次卫生会议”，参加会议的“卫生工作者”竟然没有一个中医人员。当时，全国的中医从业人员在50万人以上，遍布于全国各地，而西医工作者只有不足万人，并且大多集中在大城市里。在这样的会议上，竟然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中医议案”。这样的议案必然会触犯众怒，中医界纷纷奋起，为求生存而达到了空前的大团结，曾经举行过多次声势浩大的斗争，包括请愿、罢市、示威等活动，类似青年学生们搞的“新式群众运动”。中医界的举动既震惊了朝野，也影响了一些学者的思考。绝大多数人不赞成取消中医，但是，也有极少数学者变本加厉地反对中医，由傅斯年引发的关于“国医”的论争，是颇有代表性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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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医界的参政能力、政治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因此，可以鼓动很多国民党元老提出一些议案，建立了国医馆，通过了《中医条例》，使中医在主体上得到了“基本保存”。但是国民党执政时期，大陆上始终没有建立一所国办的中医学院，对于中医私立的学历教育，也是能限制就限制，可取消就取消，中医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党的系列政策挽救了中医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方面国民党对待中医的思想、政策还有“后效应”，余云岫等人的参政能力还很大。另一方面，卫生部门一些人对中医的认识还存在问题。政府举办的一些中医进修学校，只讲授西医知识，不讲中医学术，中医队伍被改造。不办中医学院，不培养新中医，中医后继无人。一些地方还要考试“甄别”现有中医，用“科学的西医知识”为标准答案，结果全国的中医不足20%者“合格”，大批中医被迫改行、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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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发现了这样的政策失误，他严厉批判歧视、限制中医的错误行为。毛泽东这个举措，让国人为之震惊。
政府通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健康报》等权威报刊，号召西医学习中医，积极推动中医进入西医医院工作，开展中西医结合，防治各种严重疾病；提倡研究中医学术，成立中医研究院；创办中医学院，让中医不再自生自灭；大力扶持中医教育，让学中医的学生与师范生一样享受优待政策。
经过一系列的挽救、扶持政策，中医重新得到社会重视，不再被当作“封建遗老”，又成了受人尊重的“苍生大医”、“白衣天使”。
中医界也不负众望，很快就创造出中医治疗乙脑、麻疹、肺炎等成果，疗效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以中医方法治疗阑尾炎、肠梗阻、胆石症、骨折、宫外孕等西医需要手术治疗的许多疾病，也使很多患者避免了手术之苦；治疗血吸虫腹水，中医可以与西医杀虫有机配合。事实证明了共产党的中医新政的正确，毛泽东多次说道：“中华民族要对世界有较大的贡献，我看中医是一项。”他还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该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此后，针刺麻醉获得成功，引燃了世界针灸热、中医热，这也是继“乒乓外交”之后，中华文化率先走向世界的一支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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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中共中央转发了卫生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这就是改变了许多中医命运的中共中央(78)56号文件，邓小平批示说：“这个问题应该重视，特别是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
1980年卫生部确定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战略思想；1982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1986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并划拨了专门的中医事业费，为中医的发展理顺了管理机制。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十七大文件都把“大力扶持和发展传统医药”作为一项战略决策。2009年国务院专门颁布了《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即第22号文件，把中医药摆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突出地位。
中医的崛起和复兴
中医药如果只是具有临床有效性，而不具备科学性和先进性，就很难走向未来。系统论、自组织理论等复杂性科学的崛起，为中医摆脱机械论、还原论困扰提供了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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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都是“生成论”，它可以包容系统论、自组织理论，也可以包容脏腑结构的“构成论”。
认识人体的健康、生理、病理、疾病和治疗，只用一般简单线性的科学原理是远远不够的。人体不仅需要用生命科学进行研究，更需要借助“人体生命科学”加以阐明。研究人体生命过程，首先是需要把人放在天地自然的大环境里进行研究(即天人相应论)，还要把人放在社会群体里进行考察(五脏都与七情有关)，必须时刻不忘人的精神对形体的支配作用(形神一体，精神至上)，不能孤立地面对形体遗忘精神。人的精神既不间断地参与人体的生理调节，也不间断地主宰病理过程。忽略人的精神作用，在医疗活动里试图“排除心理作用”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是对人的异化、物化，也是不尊重人的表现。“心理作用”需要大力发掘，加以充分引导、利用，并且应该把一切有违患者“心理作用”的不良行为，看作是对医学的亵渎，是对人体生命的冒犯。
中医的作用不可替代，其治疗流行性出血热、甲肝合并乙肝、艾滋病等许多传染病，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尤其是在SARS疫情突袭的时候，其独特的价值受到世界卫生组织和人民大众的共同注目。甚至可以说，只要西医有一个领域的新进展，中医药都可以同步跟进。比如，西医的免疫学说、自由基损伤、微量元素、细胞性因子网络调节，都可以选用中医的组方药物，成为一个有效的干预因素，取得试验证实的结果，有关研究不胜枚举。中医不仅在慢性病、复杂疾病领域善于解决很多棘手问题，而且神舟飞船载人上天的时候，中药“太空保心丹”显示出可以预防太空病的优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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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在世界许多国家，得到迅速传播与发展，都说明其有许多优秀的本质独立于西医的目光之外。中医药还有很多符合未来科学原理的特质，等待我们去发现、去发扬。中医在理论、技术与经验方面，都达到了成熟与稳定的自洽境界。比如，中医治病依据的证候，是生命整体的特征，不是某一个病灶决定的，也不是某项实验数据可以代替的。人体的健康情况，不是一个一个局部作用分别达到最大化，整体状态就最佳化。中医使用的方药、针灸按摩，不是单一的化学靶点对抗，而是复杂整体的“组合效应”，这在方法论上是“定性、定量分析”所难以阐明的。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原创性的知识体系，也是中国软实力的体现。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关系到大众健康的维护、国家经济的安全、民族文化的复兴。
中医药必将伴随复杂性科学的崛起，而再度走向辉煌，走向世界千千万万的家庭，关爱亿万民众一生一世。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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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贯穿历史几千年，直接服务于人民生活，也和传说时代的英雄人物女娲、伏羲、神农、黄帝有着说不尽的联系。然而，时代走到清朝末年，西方医学、西方文化来到了华夏大地，伴随着列强侵入，中国的传统学术几乎溃不成军。
中医伴随封建社会消失而衰落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中医药的衰落凸显出来。这些衰落，从形式上看，首先是从中医教育的失落开始；而从思想根源上说，则是从学术标准的异化开始。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传统教育的弱点充分暴露，朝廷内有识之士“已微窥旧学之不足独恃”，儒学在新学堂里没有了地位。
选派幼童留学美国，希望 “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图弥补“旧学”之不足，但是，学子们在海外如饥似渴地学习的是西方的技术与文化，四书五经便不放在眼里。至甲午战争，北洋水师惨败于日本，康有为等把板子打在“八股”的屁股上，建议“特发明诏，立废八股”，改试策论。1898年百日维新之后，袁世凯、张之洞提出了“废科举”的建议，因此在光绪三十一(1905)年清政府断然“立停科举”。停科举兴新学，实际上是“用科学代替科举，用实用技术取代儒学”，孔家店被冷落到一边，其历史地位也就被边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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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矫枉过正的人们，把中国落后的原因怪罪到汉字与中医的头上，因此，在废科举的同时，1908年旅欧留法的“新世纪派”留学生首先提出来要消灭汉字，还有某些留日的学生主张要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政治措施，取消中医，大力引进和推广西医。
北洋政府于1912年开始建立现代教育系列，把高等教育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工科、农科、医科七门，建立了现代教育的学术体系，却拒绝开设中医的学历教育，把中医学术传承置于教育法令之外，迫使中医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
“漏列中医教育案”惊醒了中医界，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人带头提出抗议，还联合了其它省市的中医药同业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至1913年10月已有19个省市的医学团体响应此举，他们推举的代表晋京请愿，争取办学立案，将中医教育列入学制系统之内，但是遭到教育总长汪大燮的拒绝。但是，中医界的努力并没有因为失败而放弃。时隔不久，在丁甘仁等中医学者的努力下，办起了私立的中医学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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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对待中医的态度很矛盾
中医被排斥在新型的学历教育之外，也有深刻的自身原因，这是中医主动放弃学术评价标准而引起的。也就是说，如果不按照《内经》的标准，不承认气、阴阳、五行对中医的理论指导作用，而按解剖、细菌、化学分析等“实证的方法”评价中医，中医就不可能具有科学性，而必须走王清任《医林改错》的道路。
在这样的世界观、价值观的指导下，余云岫开始批判中医理论，直指中医经典对于脏腑解剖认识的不足，但是尚未动摇中医作为国家医疗卫生支柱的地位。国民党作为一个转型时期的执政党，它对于中医的政策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它必须面对人民大众缺医少药的卫生落后局面，离不开中医药的现实作用；另一方面必须做长远打算，把各种行政资源用在“有发展前途的西医”身上。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支持余云岫等人消灭中医的主张。
1929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卫生部第一次卫生会议”，参加会议的“卫生工作者”竟然没有一个中医人员。当时，全国的中医从业人员在50万人以上，遍布于全国各地，而西医工作者只有不足万人，并且大多集中在大城市里。在这样的会议上，竟然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中医议案”。这样的议案必然会触犯众怒，中医界纷纷奋起，为求生存而达到了空前的大团结，曾经举行过多次声势浩大的斗争，包括请愿、罢市、示威等活动，类似青年学生们搞的“新式群众运动”。中医界的举动既震惊了朝野，也影响了一些学者的思考。绝大多数人不赞成取消中医，但是，也有极少数学者变本加厉地反对中医，由傅斯年引发的关于“国医”的论争，是颇有代表性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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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医界的参政能力、政治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因此，可以鼓动很多国民党元老提出一些议案，建立了国医馆，通过了《中医条例》，使中医在主体上得到了“基本保存”。但是国民党执政时期，大陆上始终没有建立一所国办的中医学院，对于中医私立的学历教育，也是能限制就限制，可取消就取消，中医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党的系列政策挽救了中医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方面国民党对待中医的思想、政策还有“后效应”，余云岫等人的参政能力还很大。另一方面，卫生部门一些人对中医的认识还存在问题。政府举办的一些中医进修学校，只讲授西医知识，不讲中医学术，中医队伍被改造。不办中医学院，不培养新中医，中医后继无人。一些地方还要考试“甄别”现有中医，用“科学的西医知识”为标准答案，结果全国的中医不足20%者“合格”，大批中医被迫改行、歇业。
, 百拇医药
毛泽东发现了这样的政策失误，他严厉批判歧视、限制中医的错误行为。毛泽东这个举措，让国人为之震惊。
政府通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健康报》等权威报刊，号召西医学习中医，积极推动中医进入西医医院工作，开展中西医结合，防治各种严重疾病；提倡研究中医学术，成立中医研究院；创办中医学院，让中医不再自生自灭；大力扶持中医教育，让学中医的学生与师范生一样享受优待政策。
经过一系列的挽救、扶持政策，中医重新得到社会重视，不再被当作“封建遗老”，又成了受人尊重的“苍生大医”、“白衣天使”。
中医界也不负众望，很快就创造出中医治疗乙脑、麻疹、肺炎等成果，疗效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以中医方法治疗阑尾炎、肠梗阻、胆石症、骨折、宫外孕等西医需要手术治疗的许多疾病，也使很多患者避免了手术之苦；治疗血吸虫腹水，中医可以与西医杀虫有机配合。事实证明了共产党的中医新政的正确，毛泽东多次说道：“中华民族要对世界有较大的贡献，我看中医是一项。”他还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该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此后，针刺麻醉获得成功，引燃了世界针灸热、中医热，这也是继“乒乓外交”之后，中华文化率先走向世界的一支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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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中共中央转发了卫生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这就是改变了许多中医命运的中共中央(78)56号文件，邓小平批示说：“这个问题应该重视，特别是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
1980年卫生部确定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战略思想；1982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1986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并划拨了专门的中医事业费，为中医的发展理顺了管理机制。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十七大文件都把“大力扶持和发展传统医药”作为一项战略决策。2009年国务院专门颁布了《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即第22号文件，把中医药摆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突出地位。
中医的崛起和复兴
中医药如果只是具有临床有效性，而不具备科学性和先进性，就很难走向未来。系统论、自组织理论等复杂性科学的崛起，为中医摆脱机械论、还原论困扰提供了思想武器。
, http://www.100md.com
中医理论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都是“生成论”，它可以包容系统论、自组织理论，也可以包容脏腑结构的“构成论”。
认识人体的健康、生理、病理、疾病和治疗，只用一般简单线性的科学原理是远远不够的。人体不仅需要用生命科学进行研究，更需要借助“人体生命科学”加以阐明。研究人体生命过程，首先是需要把人放在天地自然的大环境里进行研究(即天人相应论)，还要把人放在社会群体里进行考察(五脏都与七情有关)，必须时刻不忘人的精神对形体的支配作用(形神一体，精神至上)，不能孤立地面对形体遗忘精神。人的精神既不间断地参与人体的生理调节，也不间断地主宰病理过程。忽略人的精神作用，在医疗活动里试图“排除心理作用”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是对人的异化、物化，也是不尊重人的表现。“心理作用”需要大力发掘，加以充分引导、利用，并且应该把一切有违患者“心理作用”的不良行为，看作是对医学的亵渎，是对人体生命的冒犯。
中医的作用不可替代，其治疗流行性出血热、甲肝合并乙肝、艾滋病等许多传染病，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尤其是在SARS疫情突袭的时候，其独特的价值受到世界卫生组织和人民大众的共同注目。甚至可以说，只要西医有一个领域的新进展，中医药都可以同步跟进。比如，西医的免疫学说、自由基损伤、微量元素、细胞性因子网络调节，都可以选用中医的组方药物，成为一个有效的干预因素，取得试验证实的结果，有关研究不胜枚举。中医不仅在慢性病、复杂疾病领域善于解决很多棘手问题，而且神舟飞船载人上天的时候，中药“太空保心丹”显示出可以预防太空病的优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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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在世界许多国家，得到迅速传播与发展，都说明其有许多优秀的本质独立于西医的目光之外。中医药还有很多符合未来科学原理的特质，等待我们去发现、去发扬。中医在理论、技术与经验方面，都达到了成熟与稳定的自洽境界。比如，中医治病依据的证候，是生命整体的特征，不是某一个病灶决定的，也不是某项实验数据可以代替的。人体的健康情况，不是一个一个局部作用分别达到最大化，整体状态就最佳化。中医使用的方药、针灸按摩，不是单一的化学靶点对抗，而是复杂整体的“组合效应”，这在方法论上是“定性、定量分析”所难以阐明的。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原创性的知识体系，也是中国软实力的体现。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关系到大众健康的维护、国家经济的安全、民族文化的复兴。
中医药必将伴随复杂性科学的崛起，而再度走向辉煌，走向世界千千万万的家庭，关爱亿万民众一生一世。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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