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疾病的文化史》(2)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拿破仑的感冒。很多历史学家声称，1812年9月7日的博罗季诺战役，法国之所以没有打赢，就是因为拿破仑正患感冒。倘若他不感冒的话，他在这场战役期间的部署肯定会更加灵活，俄国就会被消灭掉了。对此，托尔斯泰冷嘲热讽地说，那位在9月5日忘了给拿破仑一双防水靴的男仆才是俄国的大救星。
说到文化名人跟疾病的关系，那就不能不说肺结核了。在过去，这种疾病被赋予了太多的美学隐喻，鲁迅嘲弄的“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地到阶前看秋海棠”，大约说的就是肺结核吧。这种疾病似乎特别青睐于作家和诗人，西格里斯特列举了雪莱、济慈、惠特曼、莫里哀、梅里美、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没有提到的还有：席勒、诺瓦利斯、亨利·大卫·梭罗、卡夫卡、尤金·奥尼尔和鲁迅。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肺结核和麻风病曾经都是病程漫长、无可救药的慢性疾病，然而，在麻风病人遭到社会遗弃和放逐的同时，而肺结核却被赋予一种病态的美，这无疑跟疾病的外在症状有关。余凤高说：“到19世纪，时代性的动荡不安的生活，造成西方人的厌倦情绪和忧郁感；也许还有人类祖先本能中残留下来的孤独感，和对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无可奈何的情绪，使一些人出于自恋心理，在潜意识深层把与病态的孤独、厌倦、犹豫相联系事物看成是美的。”(《飘零的秋叶》)这或许就是人们赋予肺结核以美学隐喻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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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对天才人物的影响甚至更直接，很难想象，心智健全的梵高会画出什么样的作品。牛顿一生都未摆脱过狂躁抑郁症的影响。数学家纳什最终陷入了彻底的疯狂。叔本华说：“天才与疯癫直接临近的事实，可以由天才人物如卢梭、拜伦、阿尔菲耶里等人的传记得到证明。”约翰·德莱顿说：“天才都和疯狂结下了不解之缘，两者之间很难划出一条清楚的分界线。”诸如此类的说法甚多，可见二者关系的密切。
虹影曾说，爱情如疾病，谁能不沉沦。据说在19世纪，医生为结核病人开出的药方之一是恋爱。这当然只是一种文学的说法。给结核病人开出“恋爱”这剂药，多半跟这一疾病的美学隐喻有关。恋爱诉诸心灵，如果硬要跟疾病扯在一起，大概可以纳入精神疾患的范畴吧。
疾病与我们如影相随。欧美国家的婚礼誓词上说，“无论疾病或者健康，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疾病被放在首要的位置。对于疾病这个人类恒久的伙伴，我们能否给它一个描述，它究竟是什么？
西格里斯特对疾病的定义是：疾病是“生物体(或它的某些部分)对异常刺激所作出的异常反应的总和”。这样说来，疾病之于人类，就是一种如影随形的存在，“因为一直以来就存在超出任何生物体的适应能力的刺激。”这一点就像宿命一样不可改变。可以改变、应该改变、而且一直在改变的，是人们看待疾病和病人的态度。总的来说，随着文明的发展，以及人对自身认识的加深，社会看待某些特定疾病和病人的态度，也越来越理性，越来越科学，越来越有“平常心”。最近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废除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一些歧视性规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立法是一回事，人的思维惯性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习惯总是根深蒂固，人类的集体记忆由来已久，要想改变，也绝非三朝两日便可立竿见影，在这方面，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贫穷与无知，固然是疾病滋生的温床之一，但这远不是事情的全部。所谓“富贵病”的日益泛滥，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仅仅从疾病本身(生物过程)来考虑疾病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忽视个体差异而死认“普遍真理”也是一种偏颇，“科学拜物教”尤须警惕。在我看来，就健康问题而言，没有比积极、乐观的心态更重要的了。负面情绪为疾病的入侵提供了大好时机，这已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不妨改一句孔子的话：“病人常戚戚，健者坦荡荡。”
总之，文明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毋庸置疑，人对自身的认识还相当肤浅，战胜疾病的道路还相当漫长。更有甚者，现代工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峻地摆在人类的面前，这个问题对疾病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责任编辑：陈 然, 百拇医药(秦传安)
说到文化名人跟疾病的关系，那就不能不说肺结核了。在过去，这种疾病被赋予了太多的美学隐喻，鲁迅嘲弄的“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地到阶前看秋海棠”，大约说的就是肺结核吧。这种疾病似乎特别青睐于作家和诗人，西格里斯特列举了雪莱、济慈、惠特曼、莫里哀、梅里美、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没有提到的还有：席勒、诺瓦利斯、亨利·大卫·梭罗、卡夫卡、尤金·奥尼尔和鲁迅。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肺结核和麻风病曾经都是病程漫长、无可救药的慢性疾病，然而，在麻风病人遭到社会遗弃和放逐的同时，而肺结核却被赋予一种病态的美，这无疑跟疾病的外在症状有关。余凤高说：“到19世纪，时代性的动荡不安的生活，造成西方人的厌倦情绪和忧郁感；也许还有人类祖先本能中残留下来的孤独感，和对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无可奈何的情绪，使一些人出于自恋心理，在潜意识深层把与病态的孤独、厌倦、犹豫相联系事物看成是美的。”(《飘零的秋叶》)这或许就是人们赋予肺结核以美学隐喻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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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对天才人物的影响甚至更直接，很难想象，心智健全的梵高会画出什么样的作品。牛顿一生都未摆脱过狂躁抑郁症的影响。数学家纳什最终陷入了彻底的疯狂。叔本华说：“天才与疯癫直接临近的事实，可以由天才人物如卢梭、拜伦、阿尔菲耶里等人的传记得到证明。”约翰·德莱顿说：“天才都和疯狂结下了不解之缘，两者之间很难划出一条清楚的分界线。”诸如此类的说法甚多，可见二者关系的密切。
虹影曾说，爱情如疾病，谁能不沉沦。据说在19世纪，医生为结核病人开出的药方之一是恋爱。这当然只是一种文学的说法。给结核病人开出“恋爱”这剂药，多半跟这一疾病的美学隐喻有关。恋爱诉诸心灵，如果硬要跟疾病扯在一起，大概可以纳入精神疾患的范畴吧。
疾病与我们如影相随。欧美国家的婚礼誓词上说，“无论疾病或者健康，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疾病被放在首要的位置。对于疾病这个人类恒久的伙伴，我们能否给它一个描述，它究竟是什么？
西格里斯特对疾病的定义是：疾病是“生物体(或它的某些部分)对异常刺激所作出的异常反应的总和”。这样说来，疾病之于人类，就是一种如影随形的存在，“因为一直以来就存在超出任何生物体的适应能力的刺激。”这一点就像宿命一样不可改变。可以改变、应该改变、而且一直在改变的，是人们看待疾病和病人的态度。总的来说，随着文明的发展，以及人对自身认识的加深，社会看待某些特定疾病和病人的态度，也越来越理性，越来越科学，越来越有“平常心”。最近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废除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一些歧视性规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立法是一回事，人的思维惯性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习惯总是根深蒂固，人类的集体记忆由来已久，要想改变，也绝非三朝两日便可立竿见影，在这方面，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贫穷与无知，固然是疾病滋生的温床之一，但这远不是事情的全部。所谓“富贵病”的日益泛滥，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仅仅从疾病本身(生物过程)来考虑疾病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忽视个体差异而死认“普遍真理”也是一种偏颇，“科学拜物教”尤须警惕。在我看来，就健康问题而言，没有比积极、乐观的心态更重要的了。负面情绪为疾病的入侵提供了大好时机，这已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不妨改一句孔子的话：“病人常戚戚，健者坦荡荡。”
总之，文明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毋庸置疑，人对自身的认识还相当肤浅，战胜疾病的道路还相当漫长。更有甚者，现代工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峻地摆在人类的面前，这个问题对疾病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责任编辑：陈 然, 百拇医药(秦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