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角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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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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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是黑沉沉的夜，然后晨光微微明亮起来，东关清真寺的晨祷就在西宁上空悠长地吟唱起来。接着，病房东侧太平间门口噼噼啪啪地响起鞭炮声，呜呜咽咽的哭声，好像被刀子插中的嚎啕、哭诉、劝说，陆续从窗户里爬进来。病房和过道里的人，几乎都在睡觉，只有老旧的厕所传出滴滴答答的水声。
2011年9月，在青海遭遇车祸后，我每天躺在西宁医院的病床上，早晨就这样醒来。相对于许多大中城市，中国农村的医保覆盖几乎是撒胡椒面式的，西北地区更甚。在别处，我很难看到这样的景象——在这里，总能听到经久不息的诵经，病人家属围坐在地上，转经筒日夜不停，青稞、柏树枝叶和藏香煨桑的青烟在走道里弥漫。成人用的尿垫黄迹斑斑，挂在麻绳或者五颜六色的塑料绳子上，晾晒在门诊大楼和住院大楼稍微宽敞的窗户附近，旁边有家属在太阳下昏昏欲睡，等待着它们慢慢晒干。乡下或牧区来的人就在病房前或者窗户下，在树枝或者空地上，晾晒着内衣和袜子，五颜六色的秋衣秋裤，唯一的一个公共晾衣房空无一物。“老有人偷，除非你一直守着衣服晾干。”一个妇女说，几天前她的一双旅游鞋被偷了，“25块钱”。她干脆每天都穿着棉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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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这座省级医院，病房里照样苍蝇乱飞，一间30平米左右的病房，通常要住六个到八个病人，加上家属往往有20多人，走道里也挨挨挤挤住着病人，晚上搭满了陪护的床。老式的建筑没有通风设备，充满各种各样的味道，病房内感染的机会很大。和内地医疗设施与资源集中的医院相比，这里的治疗手段也遵循着物美价廉的标准。脑外伤的病人所用的冰枕，往往用5块到8块钱的老式热水袋灌上自来水代替，“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这就是这个条件，贵了病人也承受不起。”脑外科的大夫说。
起初，我对面的床上住着一个卖菜的女人，右侧脑溢血，第一天的入院检查就花去几千块。丈夫火气很大，喂饭时吼着：“你给老子吃!”她大小便总不出声，整个床都尿湿了，大便糊到被子和床单上，男人大骂女人，女人用能动的右手扇男人耳光，在夜里，他们互相掴打耳光的声音尤为响亮。听说她和丈夫两个人都没有医疗保险，儿子在上学，所有的积蓄不到两万块。三天后，他们上初三的儿子辍学开始照顾母亲。儿子半夜常被护士骂醒：“你妈妈又拉在床单上了，你看糊得到处都是!”男孩抽抽嗒嗒地哭起来。早上，护士长又骂一顿：“你母亲的褥疮已经起来了，你不会照顾就赶紧雇护工!钱不够了，快去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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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有天早上我醒来，卖菜女人的床上已经换上了一位牧区来的老人。
60多岁的老人做了脑部手术，家里的牲口快卖光了，医生说过段时间还要做一次手术。“第二次手术？我们哪有钱做啊。”
“那是有钱人的事。”
他们说的时候，神态都很安详。老人吃着儿子喂的酸奶，酸奶是他们从牧区背来的，吃着吃着，老人就睡着了，打着呼噜，两个儿子歪在他的左右迷糊着。醒来了，儿子给老人放歌听，老人闭着眼睛，费力地喘着气，听着听着，又睡着了。老人出院的时候，那个哥哥高兴地喝了许多青稞酒，醉在自己带来的折叠床上，谁也拉不动，护士和医生都全无办法，一直到第二天上午，他才睁开眼睛，嘿嘿嘿嘿笑着，捆起铺盖卷回家去了。
我在这里常有种错觉，死亡，好像是别人的事，和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在门诊大楼的眼科，我曾看见一位右眼塌陷的姑娘，可能要做手术。姑娘的母亲和我聊天时，突然说：“你知道吗？我是癌症。”她的脸色的确不太好，她接着说，“没啥好看的，孩子的眼睛看好就行了。”最后，她把这归结为命。
临出院的时候，我路过急诊科，得知一个四岁的男孩在急救室里永远地睡着了——车祸后，他的父母为凑钱而耽搁了抢救的时间。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年轻的父亲狼一样的嚎叫，他的眼睛好像瞎了一样，在走廊里来来回回地走，来来回回，四岁的儿子还躺在急救室里。负责抢救的年轻医生晃着他的肩膀，不停地说：“你能听懂我说话吗？你能听到吗？”那个声音哭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嘶哑下去了。,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