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案那一页为何难以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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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5日
药家鑫一案，是一个超越想象力的法律剧集。
当药家鑫用那千夫所指的8刀非法剥夺了张妙26岁的生命，作为惩罚，他21岁的生命被法律剥夺。随着张妙飞升至人心的天堂，药家鑫下了人心的地狱，这一剧集理应落下帷幕。但是，由于药案“案外案”接连爆发，独幕剧成了连续剧。
在药家鑫被执行死刑两个月之后，他的父亲药庆卫将受害方代理人张显推上被告席讨要名誉权。在名誉权大战演绎至等待判决结果时，张妙亲属上门向药家讨要之前被他们退还药家的20万元捐赠。2012年2月29日这天，在张妙父母和儿子起诉药家给付那20万元的同时，药家的代理律师兰和也通过诉讼途径代网友追问对张妙亲人捐款的下落。
这看似热闹的剧集，实质是个令人痛心的复仇故事。
之所以用“痛心”来形容，是因为这样的“剧情”虽然超越了我们的期待，但我们当中的不少人曾在有意无意之间充当了“剧情”演进的幕后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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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的原因，“非白即黑”的是非观念在中国公众中根深蒂固。哪个英雄都是“高大全”、坏蛋个个“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时代虽已远去，但是，“非白即黑”的思维方式并未消逝。药家鑫一案曝光后，这种思维方式通过网络体现得淋漓尽致。那时的药家鑫几乎成为“人民公敌”，青年学者熊培云等有识之士的声音被淹没在一片喊杀声中。
当时，熊培云曾发表10条微博阻击“喊杀声”。他说：“你们说杀药是还张家以正义，我却说此正义是‘嗜血的正义’。当一个孩子失去妈妈，另一位母亲又失去儿子，两家永无和解之日。”他认为更为负责任的做法是促成张药两家和解，“不让张家活在仇恨的伤痛里”。
事实上，在张妙的儿子失去妈妈、药家鑫的母亲失去儿子后，这看似“扯平了”的结局并未能平复张妙亲人的伤痛。在中央电视台于2011年9月播放的节目《药家鑫案中的父母》中，依旧能听到张妙的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
在熊培云写下上述文字近一年后的今天，他的“两家永无和解之日”的论断不幸被现实验证。由于两个家庭没能和解，张妙亲人依旧“活在仇恨的伤痛里”。药案，就这样成了当事双方生活中一个难以翻过去的页码。
, 百拇医药
药家鑫案的恩怨情仇，就这样给我们上了生动一课。
在2012年3月4日举行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李肇星在回答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相关问题时重点介绍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相关内容。
这里的“人权”，是指像药家鑫那样的人在失去自由期间的权利。失去自由者的人权状况，之所以被喻为“人权木桶上最短的那块木板”，是因为无论药家鑫的犯罪行为多么凶残，一旦失去自由，他就变成了“没有机会吃母亲做的最后一顿饭”的弱者。让如同药家鑫一样的人不被警察刑讯逼供、不被检察机关错误起诉、不被法院施以不当判决，既需要《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在执法者面前筑起限制公权力的堤坝，也需要公众把他们当作“人”，而非“敌人”。
换句话说，法治的进步，需要“法律的进步”和“观念的进步”双轮驱动。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2年3月下半月期), 百拇医药
当药家鑫用那千夫所指的8刀非法剥夺了张妙26岁的生命，作为惩罚，他21岁的生命被法律剥夺。随着张妙飞升至人心的天堂，药家鑫下了人心的地狱，这一剧集理应落下帷幕。但是，由于药案“案外案”接连爆发，独幕剧成了连续剧。
在药家鑫被执行死刑两个月之后，他的父亲药庆卫将受害方代理人张显推上被告席讨要名誉权。在名誉权大战演绎至等待判决结果时，张妙亲属上门向药家讨要之前被他们退还药家的20万元捐赠。2012年2月29日这天，在张妙父母和儿子起诉药家给付那20万元的同时，药家的代理律师兰和也通过诉讼途径代网友追问对张妙亲人捐款的下落。
这看似热闹的剧集，实质是个令人痛心的复仇故事。
之所以用“痛心”来形容，是因为这样的“剧情”虽然超越了我们的期待，但我们当中的不少人曾在有意无意之间充当了“剧情”演进的幕后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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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的原因，“非白即黑”的是非观念在中国公众中根深蒂固。哪个英雄都是“高大全”、坏蛋个个“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时代虽已远去，但是，“非白即黑”的思维方式并未消逝。药家鑫一案曝光后，这种思维方式通过网络体现得淋漓尽致。那时的药家鑫几乎成为“人民公敌”，青年学者熊培云等有识之士的声音被淹没在一片喊杀声中。
当时，熊培云曾发表10条微博阻击“喊杀声”。他说：“你们说杀药是还张家以正义，我却说此正义是‘嗜血的正义’。当一个孩子失去妈妈，另一位母亲又失去儿子，两家永无和解之日。”他认为更为负责任的做法是促成张药两家和解，“不让张家活在仇恨的伤痛里”。
事实上，在张妙的儿子失去妈妈、药家鑫的母亲失去儿子后，这看似“扯平了”的结局并未能平复张妙亲人的伤痛。在中央电视台于2011年9月播放的节目《药家鑫案中的父母》中，依旧能听到张妙的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
在熊培云写下上述文字近一年后的今天，他的“两家永无和解之日”的论断不幸被现实验证。由于两个家庭没能和解，张妙亲人依旧“活在仇恨的伤痛里”。药案，就这样成了当事双方生活中一个难以翻过去的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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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家鑫案的恩怨情仇，就这样给我们上了生动一课。
在2012年3月4日举行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李肇星在回答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相关问题时重点介绍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相关内容。
这里的“人权”，是指像药家鑫那样的人在失去自由期间的权利。失去自由者的人权状况，之所以被喻为“人权木桶上最短的那块木板”，是因为无论药家鑫的犯罪行为多么凶残，一旦失去自由，他就变成了“没有机会吃母亲做的最后一顿饭”的弱者。让如同药家鑫一样的人不被警察刑讯逼供、不被检察机关错误起诉、不被法院施以不当判决，既需要《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在执法者面前筑起限制公权力的堤坝，也需要公众把他们当作“人”，而非“敌人”。
换句话说，法治的进步，需要“法律的进步”和“观念的进步”双轮驱动。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2年3月下半月期),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