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患冲突逐年递增 “暴力维权”难题待解
求解“医患困境”
中国当下的医患关系，在历史上即使不是最坏的，也是很差的阶段，而近期出现的恶性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医患矛盾的根本解决，需要在法律框架内理性维权；同时从根本上破除以药养医的积弊，重建医患之间的良好互信。
17岁的患者李梦南用一把刚买的水果刀，刺向了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下称哈医大一院)风湿免疫科办公室的医生们。
3月23日，这起导致一死三伤的血案震惊全国，亦让医患冲突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焦点。
4月2日，参加博鳌论坛的卫生部部长陈竺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应了此案，他说，近日发生的“患者杀死医生”事件不是医患关系的问题，而是犯罪，改善中国医患关系关键是把沟通机制搞好，但根本是要改革“以药养医”的制度弊病。
2011年8月，中国医师协会公布的《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提出：有70.67%的医师认为，工作压力主要来源于：医疗纠纷、工作量大以及患者的期望值太高。针对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医患冲突，超过一半的医师认为社会对医师存在偏见。
医患冲突逐年递增，且越来越没有预兆地发生。矛盾的激化，反过来影响着医患之间的信任基础，而冲突的演变以及解决的误区，更呼唤社会对其理性反思。
危险的医生 血案中的遇难者王浩是一名实习医生。在他过世5天后，那份翘首企盼的香港大学博士录取通知书到达，可惜28岁的王浩未能亲见。小他11岁的行凶者李梦南出事前正在读《年轻人如何适应社会》等工具书。
两个素未相识、生命里没有任何交集的年轻人，却在医生办公室的首次相遇中强烈冲突，李梦南手中的那把水果刀，狠狠刺向王浩的颈动脉。此案之后被公安部门定性为凶手属于“激情杀人”。
这正是目前医疗关系中呈现出的新变化。案件发生后，医学界专业网站丁香园的创始人李天天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医患纠纷已从最初易见的语言暴力，转变为近些年频繁发生的身体冲突、恶性报复，直到今日猝不及防的突发暴力事件，而理性合法地解决矛盾迫在眉睫。
“以往的医患纠纷有所预兆，比如患者反反复复来找，能让大家感觉到要出事、有所预防；而现在的冲突事故，却让你没有丝毫准备，可能直接导致伤亡”，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与维权部主任邓利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如果突然闯进一名陌生人，或是病人、家属离自己过近，本能意识之下身子先是向后退一步”，北京某知名三甲级医院主任医师说。而上海医院的一些医生为防万一，甚至随身带着防狼器、辣椒水；广东一些医生在刚上班就接受培训，熟悉着关键时刻可以躲避的逃生通道。
据卫生部统计，2006年全国“医闹”事件共发生10248件，2009年上升为16448件，2010年则升至17243件。
从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的案例数量来看，纠纷逐年增加，今年与同期相比增加了38%。通常规律，每年两会期间是医疗纠纷的高发期。
医学界专业网站丁香园所做的《中国大陆恶性医患冲突10年案例简编》中，从公共媒体报道中挑选了100个案例进行分析，数据显示，从2000年至2009年底，医患冲突案例呈递增态势，其中2009年发生冲突事件达15例。而2000年至今的12年间，全国公开揭露的被患者杀害的医生多达14人，而伤者人数更无法统计。
哈尔滨“3·23”血案过后，某门户网站转载此事，在6161投票人次中，有65%的网友在“读完这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的投票中选择了“高兴”。医学界人士看来，这是对死伤者与医护人员的二次伤害。
“目前的医患关系，在我国历史上即使不是最坏、也是很差的阶段，”北京协和医院肝脏外科教授毛一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人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体会过、也无法想象行医治病的专业人士和被治疗者会有这么不信任。在种种矛盾不断激化、政策舆论导向的错误引导下，医患关系一路恶化走至今日，非常令人失望和担忧。”
医患溯源 历史上的医患关系如何？据李天天介绍，现代医学没有进入中国之前，中医也有个别医患纠纷，但群体性事件鲜有听闻。
建国以后，医患关系随着医疗环境和社会体制的变化，也发生着历史变迁。在建国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合作医疗制度是新中国农民首创的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度。合作医疗制度从试点到逐步推广，还催生了另一个新生事物——数以百万计的农村“赤脚医生”队伍，在全国各地得以成长与壮大。
这一时期虽然医疗资源匮乏，但医患关系仍维持着平等基础上的契约关系，双方处于相互信任状态。邓利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相对简单，医患冲突事件鲜有发生。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医患关系开始有所分化。城市职工可以报销看病，而偏远地区的农民依赖者赤脚医生和医疗合作社，即使如此，“医生被尊重”的传统也没有被打破，医患双方的契约与信托关系也尚未瓦解。
最大的转折发生于1990年代末期。原本由政府包办、补贴的公立医院自1997年后开始变革，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减少，医院需要自负盈亏，而医院里各项定价以及医务人员的工资仍遵循低标准。
邓利强表示，这次改革导向是“多干多得”，而且医院还要用“多干多得”发展自身，医院的公益性逐渐削弱， “商业化” 色彩渐浓，甚至出现以药养医现象。在此背景下，传统医患关系开始僵化，纠纷数量也逐年攀升。
被忽视的细节 如同风起于青萍之末，很多冲突往往始于一些被忽视的细节。
医患双方的沟通问题，往往是纠纷的导火索。但这一问题鲜为人注意，现实中，接诊量超负荷导致着一部分医生无暇与患者充分沟通，甚至态度懈怠，这为医疗纠纷埋下伏笔。
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刘方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由于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匀等问题，很多大型医院的医生都处于超负荷工作，以北京的部分大医院为例，“医生从8点开始接诊病人，中午12点无法准时下班，一上午要接诊50多人次。没时间上厕所，没时间喝水，病人也觉得没时间跟他讲话”。
与沟通不畅相反，在“看病贵“的环境下，患者对医疗往往抱有很高的期望，甚至忽略了医疗风险这一常识。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吴崇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到了医院就能药到病除的观念还没改进，社会公众对医学常识的缺乏，再加上一些专家可能出现的大包大揽，缺乏足够的沟通、解释，让世界上都公认的医疗风险很容易被忽略”。
制造哈尔滨“3·23”血案的李梦南，患有的强直性脊柱炎，这是一种自身免疫缺陷的慢性疾病。据北京医学专家介绍，此病是世界性难题，迄今为止尚没有根治办法，仅能通过药物控制病情，而院方是否就病情及时、如实与病者沟通，尚不清楚。
对此，哈医大一院相关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不愿再回应。而部分媒体缺乏专业常识或者舆论导向倾斜的报道也被指“加剧”了医患之间不信任关系。哈尔滨“3·23”血案之后，行凶者李梦南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医生不了解他多次求医的辛苦，一时冲动犯下大错。他的那句“我不应该滥杀无辜”成了此后某媒体的新闻标题。
“这个标题让人感觉很别扭，王浩等人非接诊大夫是无辜的，所以不该杀。那是不是 ‘有责任’的接诊医师就应该被杀？”北京协和医院教授毛一雷对此十分担忧，近些年来，类似的报道无意之中使医患双方关系激化，这一现象需要反思。
毛一雷说，在这一案例中，医生与患者都是受害群体，没有绝对的强势与弱势之分。“患者不理解医生们的苦衷，就痛下狠手，而最终在舆论中却被同情，这样恶性循环下去， 双方都没有赢家，医患双方都将输掉”。
“暴力维权”难题待解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近年来，随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侵权责任法》的出台，医疗损害责任以及索赔有了更明晰的法律依据，但由此滋生的“职业医闹”也助燃了医疗纠纷。
通常，“职业医闹”明码标价，由患方雇用，负责在医院用各种形式闹事，或者专门负责哭和喊话，“市场价”是每小时5元钱，得到赔偿后另有“赏赐”。他们穿梭于各家医院中，寻找可以“合作”的伙伴。一些本来不想闹的患者家属，在这些人的挑拨下又仿佛看到了希望。而今医疗界的一句顺口溜就是“要想富、动手术，手术之后告大夫”。
而在经营压力下，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医院往往处于行政上维稳需要，在责任尚未厘清的情况下，选择“赔付”息事宁人，这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患者有事就闹的心理。
邓利强表示，目前的医疗环境还在不断恶化，但实习医生王浩的血不能白流，更不应让以暴力维权现象继续下去，社会应该呼吁理性维权。
十多年来，中国医师协会一直呼吁着《卫生法》立法，为一直无法切实解决医疗纠纷、“医闹”问题，出台《卫生法》这部母法。邓利强还认为，医疗纠纷中的评价体系应当改善，回到“专业人士评价专业问题”的基本点，“这是全世界的通例，虽然也容易被外人质疑，但绝对不能说是开车的出了问题，由开轮船的来评价”。
此外，第三方调解与司法诉讼一直是解决医疗纠纷的理性路径。去年1月1日实施的《调解法》为第三方调解提供了法律保障，北京市将原北京卫生法研究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更名为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经过这家免费的调解机构，如果协商还是不能解决纠纷，便可以上诉至法院。
业内人士看来，这或许是解决问题的新尝试。 (高胜科)
中国当下的医患关系，在历史上即使不是最坏的，也是很差的阶段，而近期出现的恶性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医患矛盾的根本解决，需要在法律框架内理性维权；同时从根本上破除以药养医的积弊，重建医患之间的良好互信。
17岁的患者李梦南用一把刚买的水果刀，刺向了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下称哈医大一院)风湿免疫科办公室的医生们。
3月23日，这起导致一死三伤的血案震惊全国，亦让医患冲突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焦点。
4月2日，参加博鳌论坛的卫生部部长陈竺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应了此案，他说，近日发生的“患者杀死医生”事件不是医患关系的问题，而是犯罪，改善中国医患关系关键是把沟通机制搞好，但根本是要改革“以药养医”的制度弊病。
2011年8月，中国医师协会公布的《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提出：有70.67%的医师认为，工作压力主要来源于：医疗纠纷、工作量大以及患者的期望值太高。针对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医患冲突，超过一半的医师认为社会对医师存在偏见。
医患冲突逐年递增，且越来越没有预兆地发生。矛盾的激化，反过来影响着医患之间的信任基础，而冲突的演变以及解决的误区，更呼唤社会对其理性反思。
危险的医生 血案中的遇难者王浩是一名实习医生。在他过世5天后，那份翘首企盼的香港大学博士录取通知书到达，可惜28岁的王浩未能亲见。小他11岁的行凶者李梦南出事前正在读《年轻人如何适应社会》等工具书。
两个素未相识、生命里没有任何交集的年轻人，却在医生办公室的首次相遇中强烈冲突，李梦南手中的那把水果刀，狠狠刺向王浩的颈动脉。此案之后被公安部门定性为凶手属于“激情杀人”。
这正是目前医疗关系中呈现出的新变化。案件发生后，医学界专业网站丁香园的创始人李天天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医患纠纷已从最初易见的语言暴力，转变为近些年频繁发生的身体冲突、恶性报复，直到今日猝不及防的突发暴力事件，而理性合法地解决矛盾迫在眉睫。
“以往的医患纠纷有所预兆，比如患者反反复复来找，能让大家感觉到要出事、有所预防；而现在的冲突事故，却让你没有丝毫准备，可能直接导致伤亡”，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与维权部主任邓利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如果突然闯进一名陌生人，或是病人、家属离自己过近，本能意识之下身子先是向后退一步”，北京某知名三甲级医院主任医师说。而上海医院的一些医生为防万一，甚至随身带着防狼器、辣椒水；广东一些医生在刚上班就接受培训，熟悉着关键时刻可以躲避的逃生通道。
据卫生部统计，2006年全国“医闹”事件共发生10248件，2009年上升为16448件，2010年则升至17243件。
从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的案例数量来看，纠纷逐年增加，今年与同期相比增加了38%。通常规律，每年两会期间是医疗纠纷的高发期。
医学界专业网站丁香园所做的《中国大陆恶性医患冲突10年案例简编》中，从公共媒体报道中挑选了100个案例进行分析，数据显示，从2000年至2009年底，医患冲突案例呈递增态势，其中2009年发生冲突事件达15例。而2000年至今的12年间，全国公开揭露的被患者杀害的医生多达14人，而伤者人数更无法统计。
哈尔滨“3·23”血案过后，某门户网站转载此事，在6161投票人次中，有65%的网友在“读完这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的投票中选择了“高兴”。医学界人士看来，这是对死伤者与医护人员的二次伤害。
“目前的医患关系，在我国历史上即使不是最坏、也是很差的阶段，”北京协和医院肝脏外科教授毛一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人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体会过、也无法想象行医治病的专业人士和被治疗者会有这么不信任。在种种矛盾不断激化、政策舆论导向的错误引导下，医患关系一路恶化走至今日，非常令人失望和担忧。”
医患溯源 历史上的医患关系如何？据李天天介绍，现代医学没有进入中国之前，中医也有个别医患纠纷，但群体性事件鲜有听闻。
建国以后，医患关系随着医疗环境和社会体制的变化，也发生着历史变迁。在建国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合作医疗制度是新中国农民首创的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度。合作医疗制度从试点到逐步推广，还催生了另一个新生事物——数以百万计的农村“赤脚医生”队伍，在全国各地得以成长与壮大。
这一时期虽然医疗资源匮乏，但医患关系仍维持着平等基础上的契约关系，双方处于相互信任状态。邓利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相对简单，医患冲突事件鲜有发生。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医患关系开始有所分化。城市职工可以报销看病，而偏远地区的农民依赖者赤脚医生和医疗合作社，即使如此，“医生被尊重”的传统也没有被打破，医患双方的契约与信托关系也尚未瓦解。
最大的转折发生于1990年代末期。原本由政府包办、补贴的公立医院自1997年后开始变革，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减少，医院需要自负盈亏，而医院里各项定价以及医务人员的工资仍遵循低标准。
邓利强表示，这次改革导向是“多干多得”，而且医院还要用“多干多得”发展自身，医院的公益性逐渐削弱， “商业化” 色彩渐浓，甚至出现以药养医现象。在此背景下，传统医患关系开始僵化，纠纷数量也逐年攀升。
被忽视的细节 如同风起于青萍之末，很多冲突往往始于一些被忽视的细节。
医患双方的沟通问题，往往是纠纷的导火索。但这一问题鲜为人注意，现实中，接诊量超负荷导致着一部分医生无暇与患者充分沟通，甚至态度懈怠，这为医疗纠纷埋下伏笔。
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刘方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由于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匀等问题，很多大型医院的医生都处于超负荷工作，以北京的部分大医院为例，“医生从8点开始接诊病人，中午12点无法准时下班，一上午要接诊50多人次。没时间上厕所，没时间喝水，病人也觉得没时间跟他讲话”。
与沟通不畅相反，在“看病贵“的环境下，患者对医疗往往抱有很高的期望，甚至忽略了医疗风险这一常识。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吴崇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到了医院就能药到病除的观念还没改进，社会公众对医学常识的缺乏，再加上一些专家可能出现的大包大揽，缺乏足够的沟通、解释，让世界上都公认的医疗风险很容易被忽略”。
制造哈尔滨“3·23”血案的李梦南，患有的强直性脊柱炎，这是一种自身免疫缺陷的慢性疾病。据北京医学专家介绍，此病是世界性难题，迄今为止尚没有根治办法，仅能通过药物控制病情，而院方是否就病情及时、如实与病者沟通，尚不清楚。
对此，哈医大一院相关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不愿再回应。而部分媒体缺乏专业常识或者舆论导向倾斜的报道也被指“加剧”了医患之间不信任关系。哈尔滨“3·23”血案之后，行凶者李梦南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医生不了解他多次求医的辛苦，一时冲动犯下大错。他的那句“我不应该滥杀无辜”成了此后某媒体的新闻标题。
“这个标题让人感觉很别扭，王浩等人非接诊大夫是无辜的，所以不该杀。那是不是 ‘有责任’的接诊医师就应该被杀？”北京协和医院教授毛一雷对此十分担忧，近些年来，类似的报道无意之中使医患双方关系激化，这一现象需要反思。
毛一雷说，在这一案例中，医生与患者都是受害群体，没有绝对的强势与弱势之分。“患者不理解医生们的苦衷，就痛下狠手，而最终在舆论中却被同情，这样恶性循环下去， 双方都没有赢家，医患双方都将输掉”。
“暴力维权”难题待解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近年来，随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侵权责任法》的出台，医疗损害责任以及索赔有了更明晰的法律依据，但由此滋生的“职业医闹”也助燃了医疗纠纷。
通常，“职业医闹”明码标价，由患方雇用，负责在医院用各种形式闹事，或者专门负责哭和喊话，“市场价”是每小时5元钱，得到赔偿后另有“赏赐”。他们穿梭于各家医院中，寻找可以“合作”的伙伴。一些本来不想闹的患者家属，在这些人的挑拨下又仿佛看到了希望。而今医疗界的一句顺口溜就是“要想富、动手术，手术之后告大夫”。
而在经营压力下，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医院往往处于行政上维稳需要，在责任尚未厘清的情况下，选择“赔付”息事宁人，这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患者有事就闹的心理。
邓利强表示，目前的医疗环境还在不断恶化，但实习医生王浩的血不能白流，更不应让以暴力维权现象继续下去，社会应该呼吁理性维权。
十多年来，中国医师协会一直呼吁着《卫生法》立法，为一直无法切实解决医疗纠纷、“医闹”问题，出台《卫生法》这部母法。邓利强还认为，医疗纠纷中的评价体系应当改善，回到“专业人士评价专业问题”的基本点，“这是全世界的通例，虽然也容易被外人质疑，但绝对不能说是开车的出了问题，由开轮船的来评价”。
此外，第三方调解与司法诉讼一直是解决医疗纠纷的理性路径。去年1月1日实施的《调解法》为第三方调解提供了法律保障，北京市将原北京卫生法研究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更名为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经过这家免费的调解机构，如果协商还是不能解决纠纷，便可以上诉至法院。
业内人士看来，这或许是解决问题的新尝试。 (高胜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