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费用上涨诱发因素及费用规制的新思考(2)
参见附件。
2.模型的自变量没有包括居民的受教育水平状况
一方面是因为在理论层面，教育水平对于医疗支出的影响机制比较模糊——可能是通过影响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医疗费用，也可能是由于接受保健知识而影响健康状态进而影响医疗费用，二者是相抵触的，我们无法衡量哪一种作用力量更强大一些；另一方面，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数据高度相关(也许对上述前一种可能提供了支持)，鉴于此，我们保留了更为重要的收入变量。
3.工会成员数量在职工总人数中所占的比率也没有考虑在内
这是因为我工会与国外工会所发挥的作用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在对医疗费用的影响面并没有起实质性的作用。
4.保险是影响医疗费用的重要因素
农村人口参加的医疗保险主要是新农合，参加其他保险的较少，因此以新农合的参与人数代表农村居民参保人数，城镇人口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在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与人数之和作为确认依据。基于上述考虑，将我国的医疗费用模型设为
本文实证分析数据均来自官方统计资料，各变量含义见表1。
利用SPSS17.0分别以POUTFEE,PINFEE,POUTMEDI, POUTINS,PINMEDI,PININS为因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分析整理结果见表2。
由表2可见，解释变量与各因变量回归的DW值基本在2左右，说明不存在序列自相关问题；修正的R2基本在0.9左右，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度较高；
二、回归结果的启示及解释
(一)人均收入(INC)提高对医疗费用上涨基本没有影响
表2显示，INC对各被解释变量的系数较小，说明人均收入对医疗费用的影响不大，这也正说明医疗费用支出对于收入是缺乏弹性的。当人们收入较低时，如果需要看病吃药，人们也会尽其所能去看病，甚至借钱也要看病，这也是导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原因之一；而当人们收入较高时，生活环境和条件都会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也会提高，医疗服务的费用也不会必然的相应提高，毕竟没有人会因为收入高了而 “为了看病而看病”，更可能的是把钱花在提高生活质量上。理论上来说，人均收入对于医疗费用的影响可以通过下述两种方向恰好相反的作用机制进行：其一，根据消费函数，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个人用于医疗方面的支出可能相应增加；其二，由于医疗消费属于特殊消费，只有在健康情况出现问题的时候人们才会有消费的需要，因此，较高的人均收入可能表示较高的生活水平，而通常较高的生活水平下也会有比较高的健康水平，此时人均收入与医疗费用就可能呈现方向相反的变化，结果总的医疗费用并不会明显变化。
Newhouse教授(1992)分析了1940年～1990年导致美国医疗费用上涨的5个因素，其中国民收入的增加对医疗费用增长影响比例仅为4.5%-9%.这其中的关键是医疗服务是奢侈品还是必需品，这一问题在经济学上至今仍争论不休，因为各种各样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测定值(俞炳匡，2008)。Getzen于2000年发表的论文，为平息这一争论指明了一条有效的途径，该论文认为计算收入弹性时，采用的数据不同，比如分别采用以个人、地区、保险公司、国家为单位的数据，那么得出的测定值也会有差异，因此Getzen(2000)认为“医疗服务并不是单纯的属于必需品和奢侈品中的任何一方，而是两者兼而有之”。
(二)人口老龄化(AGE)主要使住院费用略有上升
变量AGE的回归系数说明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门诊费用会降低1.259元，人均住院费用会提高23.176元，因此总的提高人均医疗费用21.917元； AGE对于门诊病人检查治疗费用的比率起到了负向的作用，但是却增加了门诊病人药费支出的比率，其原因或许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或新农合对于药费报销规制的起付线较低有关。AGE导致总的医疗费用上升，这与预期一致(因为根据传统卫生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率越大，医疗服务的需求越多，相应的医疗费用越高)。
但是，最新研究发现，这一预期值得怀疑。学者通过对OECD各成员国1960年以后的总医疗费用、老龄化进程等数据进行分析后，众多研究结果都指出，“老龄化对总医疗费用增长的影响为零或微不足道”(OECD,2003)。利用更多国家、更长时期、更新的数据和更严格的分析手段进行的最新的研究也表明，老龄化对总医疗费用增长的影响为零(两者不存在统计学上的相关性) ......
2.模型的自变量没有包括居民的受教育水平状况
一方面是因为在理论层面，教育水平对于医疗支出的影响机制比较模糊——可能是通过影响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医疗费用，也可能是由于接受保健知识而影响健康状态进而影响医疗费用，二者是相抵触的，我们无法衡量哪一种作用力量更强大一些；另一方面，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数据高度相关(也许对上述前一种可能提供了支持)，鉴于此，我们保留了更为重要的收入变量。
3.工会成员数量在职工总人数中所占的比率也没有考虑在内
这是因为我工会与国外工会所发挥的作用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在对医疗费用的影响面并没有起实质性的作用。
4.保险是影响医疗费用的重要因素
农村人口参加的医疗保险主要是新农合，参加其他保险的较少，因此以新农合的参与人数代表农村居民参保人数，城镇人口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在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与人数之和作为确认依据。基于上述考虑，将我国的医疗费用模型设为
本文实证分析数据均来自官方统计资料，各变量含义见表1。
利用SPSS17.0分别以POUTFEE,PINFEE,POUTMEDI, POUTINS,PINMEDI,PININS为因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分析整理结果见表2。
由表2可见，解释变量与各因变量回归的DW值基本在2左右，说明不存在序列自相关问题；修正的R2基本在0.9左右，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度较高；
二、回归结果的启示及解释
(一)人均收入(INC)提高对医疗费用上涨基本没有影响
表2显示，INC对各被解释变量的系数较小，说明人均收入对医疗费用的影响不大，这也正说明医疗费用支出对于收入是缺乏弹性的。当人们收入较低时，如果需要看病吃药，人们也会尽其所能去看病，甚至借钱也要看病，这也是导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原因之一；而当人们收入较高时，生活环境和条件都会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也会提高，医疗服务的费用也不会必然的相应提高，毕竟没有人会因为收入高了而 “为了看病而看病”，更可能的是把钱花在提高生活质量上。理论上来说，人均收入对于医疗费用的影响可以通过下述两种方向恰好相反的作用机制进行：其一，根据消费函数，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个人用于医疗方面的支出可能相应增加；其二，由于医疗消费属于特殊消费，只有在健康情况出现问题的时候人们才会有消费的需要，因此，较高的人均收入可能表示较高的生活水平，而通常较高的生活水平下也会有比较高的健康水平，此时人均收入与医疗费用就可能呈现方向相反的变化，结果总的医疗费用并不会明显变化。
Newhouse教授(1992)分析了1940年～1990年导致美国医疗费用上涨的5个因素，其中国民收入的增加对医疗费用增长影响比例仅为4.5%-9%.这其中的关键是医疗服务是奢侈品还是必需品，这一问题在经济学上至今仍争论不休，因为各种各样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测定值(俞炳匡，2008)。Getzen于2000年发表的论文，为平息这一争论指明了一条有效的途径，该论文认为计算收入弹性时，采用的数据不同，比如分别采用以个人、地区、保险公司、国家为单位的数据，那么得出的测定值也会有差异，因此Getzen(2000)认为“医疗服务并不是单纯的属于必需品和奢侈品中的任何一方，而是两者兼而有之”。
(二)人口老龄化(AGE)主要使住院费用略有上升
变量AGE的回归系数说明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门诊费用会降低1.259元，人均住院费用会提高23.176元，因此总的提高人均医疗费用21.917元； AGE对于门诊病人检查治疗费用的比率起到了负向的作用，但是却增加了门诊病人药费支出的比率，其原因或许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或新农合对于药费报销规制的起付线较低有关。AGE导致总的医疗费用上升，这与预期一致(因为根据传统卫生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率越大，医疗服务的需求越多，相应的医疗费用越高)。
但是，最新研究发现，这一预期值得怀疑。学者通过对OECD各成员国1960年以后的总医疗费用、老龄化进程等数据进行分析后，众多研究结果都指出，“老龄化对总医疗费用增长的影响为零或微不足道”(OECD,2003)。利用更多国家、更长时期、更新的数据和更严格的分析手段进行的最新的研究也表明，老龄化对总医疗费用增长的影响为零(两者不存在统计学上的相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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