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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但不可笑!--简析历次政治运动
http://www.100md.com 2012年5月19日 王志华的博客
     我总觉得,不清算“文化大革命”,就不能接受“十年浩劫”造成的惨痛教训,民主和法制建设也会受到损失。所以前几天写了那篇《文革解析》。我又想: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新中国60年中的一次最大的政治运动,而从1951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到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粗略统计我国共搞过52次政治运动。如果只算“全民”参加(有的“运动”只是在某一界或某一行业“运行”),大规模的政治也有18次之多。一搞“运动”,就走向极端,出现许多按正常思维不可理喻的现象,甚至荒唐得可笑。为什么?我给这种“运动”总结了一个解析公式:

    领袖号召+单位组织+群众学习+争当先进+批判落后+形成潮流+逐步升级+走向“物极”=达到荒唐。

    这些“群众运动”,还可以用“四个一”来表述:

    一阵风,一刀切,一边倒,一言堂:

    一阵风:一搞运动就“刮大风”,不是四、五、六级以下的小风,而是十二级以上的台风。刮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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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切:党政军民学,农林牧副副渔,东南西北中,你有什么,我也得有什么。此单位打出百分之一二三的右派,彼单位不是“真空”也得打出这些右派;

    一边倒,运动中只能讲一种意见,不得讲不同意见;

    一言堂:全国是伟大领袖的一言堂,每个单位根据领袖的指示也是一把手的一言堂。

    这“四个一”加起来,也能把事物推向荒唐。

    我早就这些“政治运动”中发生的难以理喻的事,想编一本《荒唐大观》,可是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就我这个年至耄耋的老人,眼神又不好,恐怕完不成任务。现在用这一篇文章,凭我的记忆,把我印象最深的荒唐故事,列举几例,算是为这段历史留下片片段资料。

    1956年在党的“八大”报告中,号召党外人氏士“大鸣大放”对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党整风。鸣放开始不久,就开始“反右派”运动。有人给党支部书记提了点意见,有人对国家的某某项政策提出点批评,都说是“右派向党猖狂进攻”。伟大领袖规定了打“右派”的指标:说是占各单位人员的百分之一、二、三。下面为了表现“革命”便层层加码:百分之二、三、四,三、四、五。实际上有的单位打出的“右派”大大超过指标。全国反右派的结果,特别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有的高达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如光明日报社,抓出了百分之二十的右派.)。原来全国打出来右派,统计是50多万,实际上是全国打了300多万“右派”。大多是知识分子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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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么一个荒唐故事:一个只有十多个干部单位的支部书记,农民出身的,文化不高,当初布置要打右派指标时,他还不知道“右派”为何物。他还以为是过中秋佳节报人数领月饼呢,因为凑不够上级下达的反右派指标时说:“那就把我算上一个吧。”直到通知他这个右派要到劳改营报到时,才知道自己做了害自己的大蠢事。可是经过层层审批,这宗案是改不了啦。他只得在劳改营受了二十年苦。可笑吗?

    我在大伙房体验生活时,领导要凑“右派指标”,找来找去发现一个“水库报”编辑,转载了《光明日报》一篇介绍《什么是‘三十六计’》的文章,领导说他“宣传封建主义人生哲学”,定了右派。荒唐得等可以吧?

    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伟大领袖要“超失英赶美”“大炼钢铁运动”是最轰轰烈烈的一场戏:

    工业的大跃进

    1949年建国时,我国钢铁年产量只有50多万吨,从1949到1958年,九年中才增加到535万吨。也就在1968八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伟大领袖突然提出,本年的钢铁产量要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一吨也不能少”,完不成任务,各级领导还要给处分。这年风调雨顺,也就就是在秋收大忙中集中了九千万强劳力(按当时全国有六亿人算)每个家庭出一个强劳力。结果把秋收都耽误了。那时真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连中南海都建了小高炉。人们把这种炼铁炉叫“一脚踢”。随便砌一个取暖式的炉子,点上柴草,放进搜集来的铁锅,钉子马钓,点上火就炼,中国在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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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起码的知识是,炼钢钢需要矿石等原料、设备、技术,况且四个月怎么能完成原来九年的任务呢?

    在“大跃进”中,因为苏联放了人造卫星。我国创造了什么奇迹,也叫“放卫星”。当时,谁放了卫星,就敲锣打鼓“报捷”。大小报纸上捷报频传,“卫星”满天飞。

    第一个放日产“千吨钢铁”卫星的是河南省的鲁山县。于是“千吨县卫星”满天飞,按当时报纸上的“千吨县”计算,到这年九月,我国的钢铁产量,日产起码是100万吨,一年的产量就是3000-4000万吨。可喜,可贺!

    农村更甚,没有焦炭,就砍树,没有矿石原料,因为当年普遍办了“公典共食堂”,便到各家搜铁锅,饭勺,甚至从墙上拔铁钉当原料。1958年全国农村大部分成荫的树木被砍伐了。

    如果抵制大炼钢铁,就会被拔“白旗”。“白旗”虽然不是“右派”但和右派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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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炼钢铁中“发明创造”也很多。有报纸介绍:用中草药当原料,炼特殊钢的报导。但凡有一点知识和理性,中草药一点就着,炼钢需要1000多度高温,怎么炼出特殊钢呢?

    1989年元旦,报纸大字标题报导完成了炼1070万吨钢铁的任务。大庆,大贺!实际上只完成了900多万吨,有300多万吨是含硫量很高的废铁,连铸铁锅都不合格!

    农业的大跃进:

    全国大小报纸介绍河南省一个人民公社放的高产放卫星:一亩山药120万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河北省徐水县报导:一棵大白菜五百斤,稻谷四万斤,地瓜(白薯)23万斤(后来山西省报导有一个县地瓜亩产230万斤),还开了现场倒,推广他们的经验.

    当时我计算过,如果把四万斤粮食平摊在一亩地上,平均有三寸厚。

, http://www.100md.com     有一个很很流行很广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报纸不断介绍经验:为了高产,必须密植。当时全国报纸都刊登了这个照片:两个孩子坐在即将成熟的稻谷上不倒。原来是在稻谷将要要成熟的时候,把十几二十亩的稻谷禾苗移植在一亩地里捆绑在一起,成熟后算一亩的单产。因为禾苗需要通风,结果,还没等成熟,全烂掉了。

    接着又提出“深翻土地运动”,翻得越深越革命,没有收获的庄稼被埋在土里。我的老家滑县提出“水运化”,在平原农田上,挖了一条大河,可是哪里有水呀。直到十多年后,大沟才被填平。

    农业大跃进中时兴“比舞武打擂”。你报亩产500斤,他报亩产1000斤,下面便有报3000斤,10000斤者……如果报少了,就会被“拔白旗”。说假话升官受奖,说真话罢官。谁不争先说假话呢?

    荒唐的高亩产,连伟大领袖也信了.一算丰收总账,曾经讨论过“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的问题。老人家想了个办法“造酒嘛!”可见当时忽悠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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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领袖说:“还是人民公社好”,于是便有新歌“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河南省范县,宣布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建立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全国跟着学习。没有两个月,粮食浪费光了。饿礼死几千万人,就有这一部分原因。。

    在“大跃进运动”中还套了个“除四害运动”。四害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媒体报导:介绍河南郑州“七一人民公社”除四害也“放卫星”:他们公布的数字是:扑捕鼠2230只,麻雀2045只,蝇子1729斤,蚊子394斤,数字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可笑吗?。

    在各条战线大跃进中还套了个“文艺创作的大跃进”。新闻媒体不断向社会报捷:某某单位在一天或一个夜晚,创作了几十、几百、几千篇小说,剧本、诗歌。

    在文艺创作大跃进中,有一次我从外地回沈阳,坐电车回家,女乘对务员发给我一畀张纸,说他们组织乘客诗歌创作大比赛,让我写一首诗,同时发了一张纸条,我不得拒绝。说:“在车上晃来晃去,没法写。”想不到她居然喊:“司机!慢点开!”千万荒唐事中的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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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认为,我们说得最多的是“实事求是”,做起来最难的也是“实事求是”。因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面对不同的事物,会有不同的利益关系,会求出不同的“是”。比如: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全党求出的“是”是“反左”,因为彭德怀一封“上书”,冒犯了毛,他求出了的“是”是“反右”。在大跃进运动中你说“日从西出”也有人信。想起来就有点悲哀!

    1962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刘少奇在报告中说:我们做了许多蠢事,我们是很蠢的的呀!但他没有点毛泽东的名字。

    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运动套运动”: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斗走资派”——“抓五一六”——“夺权”——“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几乎没有人能说清楚到底有多少小“运动”。

    1973年林彪事件之后,邓小平复出。由于各行各业的所有规章制度受到了破坏。邓小平在进行整顿时,恢复了许多规章制度,这就侵犯了造反派们的利益。毛也觉得邓在“复辟”。于是又来一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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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荒芜,铁路晚点,竟然出现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有一个“追谣言”运动。老百姓私下传畅着的谣言:一是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绯闻,再就是她请美国一个女记者给她写传,结果出了一本《红都女皇》。这所谓的谣言可是影响她的篡党夺权呀。于是在全国大追“谣言”。如果谁被揪住某某传了谣言,便追问他:“你?”传谣言的有罪,造谣言的更是“反革命”!如果你说不出下家,是不会放过你的。有聪明人普遍用这种办法回答:“我是在澡堂里听说的,那里雾气腾腾的,都没有穿衣服,连脸都看不清楚!”结果是保护了传谣言的“上家”。

    我也传过这类“谣言”,有一天天我的朋友来找我。悄悄说:我告诉他的谣言被人揭发了,上面正在追他,他问我:“该怎么交待你这个‘上家’呀?”

    我想了想问:“如果你说是听我说的,我是‘走资派’,是敌人,问题就严重了——你在北京有没有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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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说:“有!我叔叔在北京。”

    “他是干什么的?”

    “拉三轮车的。”

    “你能不能和他定个攻守同盟?”

    他特地秘密去了一趟北京,见了他叔叔约定要叔叔承认是人他的“上家”。

    他叔叔一听痛快地说:“你就说是听我说的。如果有人找我调查,在北京大街小巷人人传说,我一个拉三轮车的,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

    我也躲过了一劫。

    到了1976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伟大领袖对他的几个“至亲”说: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

    这年的九月,老人家驾鹤归西了,于是粉碎了四人帮,接着是改革开方放,伟大领袖“七八年再来一次”的预言没有应验。又经过这30年,倒是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过去靠票证买东西,现在东西卖不出去,要拉动内需了。

    新中国建立60年,我总觉得对前30年应该清算一番。“忘记意味着重演”呀!,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