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身体政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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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1日
摘要：身体在近些年越来越成为社会学家热衷的研究对象。通过身体社会学的视角解读李安的电影《色·戒》，可以发现女主人公王佳芝的经历正是权力对身体的控制以及身体如何在本性与意识的对抗中挣扎的过程。在男性权力的统治下，女性身体被作为革命工具，践踏女性身体与尊严的行为被价值合理化，而最终这种对身体的无视宣告了权力对身体统治的失败。
关键词：女性；身体；革命；权力
一
身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身体与意识究竟谁是第一性的问题是哲学家和思想家们争论已久的辩题。古往今来的中外学者都偏向于认为只有思想才是一切的源泉，而身体是从属的、无用的；思想可以保持长久，而身体终将会腐烂消亡。笛卡尔认为身体与精神是二分的，所谓精神的即代表着理性、稳定、确切、真理，而所谓身体的则代表着感性、偶然、不确定和虚幻。在宗教的世界体系里，身体亦被贴上罪孽的标签。有关身体的欲望在大多数宗教信仰中被认定为一切罪恶之源泉。无论是西方的宗教还是东方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或是中国的儒家或道家思想，禁欲都是普遍的主张。只有禁锢了来自于身体的欲望，才能实现精神的超脱。因此，身体一直处在被压抑、被轻视的地位。
, 百拇医药
而尼采将身体从屈辱的阴影中解救了出来，身体从此开始放射出光彩。他将身体视作权力意志本身，身体在尼采的眼中充满了积极的、活跃的力量，而外部世界正是身体的透视性解释，是身体与意志的产物。社会学家们开始对身体报以研究的目光，健康、疾病、形体等等与身体相关的内容成为社会学关注的对象。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把身体视作社会文化与社会结构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严肃地开始对身体文化进行解构和建构。身体作为现代社会系统中首要的活动场域开始受到重视，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参与到文化现象、历史建构和社会事件的分析当中。在福柯将权力概念引入到对身体的认知和研究中后，身体尤其被突出到政治结构与政治事件中，成为不可小觑的部分。女性主义则关注女性身体的社会建构过程。尤其是在男性掌握话语权力的社会环境中，女性的身体在社会活动中的文化与政治意义更加值得探究。
女性的身体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无数次成为民族主义、国家政治的牺牲品。当她们为所谓“正义”或“利益”贡献自己的身体之后，她们的身体却鲜少得到应有的公正待遇。男权主导话语的情境下，女性的身体失去了作为个人灵魂承载体的尊严，而更多地被作为一种工具被施以利用。从古至今在男权社会中，无论是原始部落中女性作为礼物的交换，封建时期中国历史上的和亲、欧洲中世纪王室间的政治婚姻，还是近代政治革命事件中女性作为特殊特工的存在，都是女性身体工具性的体现。文学艺术史上留下了许多关于女性身体工具性的作品，它们虽不是专门的学术研究著作，却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样本。
, 百拇医药
2007年，改编自张爱玲同名小说的电影《色·戒》引起了国内外文艺界的轰动。导演李安在原著故事基础上加重了对故事背景和男女主人公情感细节的刻画，从影视艺术的角度对政治控制下的身体进行了深层探索与解读。李安曾经对采访他的记者强调，“电影不是讲政治、伦理道德、社会规约，而是基本的人性，每个人的性格都有两面性，都免不了内心的困惑与挣扎。”从身体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女主人公王佳芝的嬗变过程，透过王佳芝的身体实践与身体感悟，或许能更深入地理解革命过程中女性的身体与权力政治的关联。
二
《色·戒》的女主人公王佳芝的经历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她的身体完全服从于权力的指挥，被动成为纯粹的革命工具；第二阶段她的身体在权力控制与个体欲望之间挣扎矛盾；第三阶段王佳芝的身体超越了外界权力强加给她的政治意识——她的身体最终突破了权力的控制，服从于其本身的感官，也最终导致了革命计划的失败。
李安在电影的开篇极力渲染家国民族的氛围，这是在原著小说中没有铺开呈现的内容。这也是男性导演与女性作家之间的差异——李安要清晰地把保家卫国的道义展开，为之后王佳芝的爱国主义献身建构出合理化铺垫，而原著作者张爱玲只在写一个情感故事，家国仇恨不过只是故事的背景，无需再留过多笔墨。影片开篇为王佳芝设定的身世背景也是在为之后的情节服务——父亲远在英国的王佳芝只身在乱世中求学，在这样的背景中，王佳芝的身体是漂泊的：没有稳定的家庭可供依靠，也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可供生存。因此，加入大学的话剧社、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走在一起是王佳芝改变“无根”状态，走向“组织化”的第一步。
, 百拇医药
王佳芝第一次参与刺杀汉奸易先生，就是在这种拯救民族危亡的大义凛然中做出的选择。王佳芝并不是一开始就加入这个计划，而是由于在话剧社里的出色表现使刺杀行动的策划者们选择了她。从这里开始，王佳芝就被卷入了民族主义下的权力控制之中。这群缺乏斗争经验和有效组织的刺杀行动策划者们在成功接近汉奸易先生后却无法制定出可行的刺杀方案。于是历史再一次重演，女性身体成为执行“救国”策略最直接的利用工具——王佳芝被要求以“麦太太”的身份引诱易先生，以协助其他人寻找机会刺杀易先生。为了使计划成功，王佳芝不但开始学习抽烟、酗酒，甚至必须牺牲她的贞操，一方面为了使“麦太太”的身份真实性不受质疑，另一方面也为了提高王佳芝作为革命行动者的专业性。
王佳芝的失贞是一个关于身体屈从于政治权力的重要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女性贞操的重要程度几乎与性命等同。然而在这一场以“救国”为目的、被赋予完全正面意义的革命行动中，王佳芝仅仅被当作实现刺杀计划的利用工具，在政治需求面前，她的个人情感与自尊都被无情忽略。王佳芝和她的同学们不但放弃了对身体应有的尊重，还对这种任意践踏身体的行为赋予了使命感和神圣意义。王佳芝的身体为革命做出了第一次牺牲，然而她的同学们不但没有对她的遭遇产生同情或尊敬，反倒开始刻意疏远了和她的关系。这个荒唐的过程，赤裸裸反映出这些正在接受高等教育、满怀革命理想的学生对身体的无视。长久以来的“意识第一性、身体第二性”的主导思想下，一切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的意识形态使身体的独立性被摧毁殆尽，尤其使女性身体被置于更低下的地位而完全沦为革命工具。在这次稚嫩的暗杀行动中，革命历史环境重新建构了人们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认知，年轻学生们荒诞的行为也因为打上“革命”标签而被合理化。只是香港的刺杀计划并没有成功，易先生突然离开导致行动终止。被革命包装起来的献身理由瞬间失去了支撑而变为闹剧，王佳芝的内心出现第一次崩溃。她开始对自己鲁莽地行为表现出懊悔，担心自己会不会得病；她和她原本依附的革命组织也产生了间隙。失去了革命意义的笼罩，王佳芝才开始关注她自己的身体感受。在这一阶段，王佳芝的身体完全被控制于政治权力之中。, 百拇医药(朱亭瑶)
关键词：女性；身体；革命；权力
一
身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身体与意识究竟谁是第一性的问题是哲学家和思想家们争论已久的辩题。古往今来的中外学者都偏向于认为只有思想才是一切的源泉，而身体是从属的、无用的；思想可以保持长久，而身体终将会腐烂消亡。笛卡尔认为身体与精神是二分的，所谓精神的即代表着理性、稳定、确切、真理，而所谓身体的则代表着感性、偶然、不确定和虚幻。在宗教的世界体系里，身体亦被贴上罪孽的标签。有关身体的欲望在大多数宗教信仰中被认定为一切罪恶之源泉。无论是西方的宗教还是东方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或是中国的儒家或道家思想，禁欲都是普遍的主张。只有禁锢了来自于身体的欲望，才能实现精神的超脱。因此，身体一直处在被压抑、被轻视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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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尼采将身体从屈辱的阴影中解救了出来，身体从此开始放射出光彩。他将身体视作权力意志本身，身体在尼采的眼中充满了积极的、活跃的力量，而外部世界正是身体的透视性解释，是身体与意志的产物。社会学家们开始对身体报以研究的目光，健康、疾病、形体等等与身体相关的内容成为社会学关注的对象。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把身体视作社会文化与社会结构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严肃地开始对身体文化进行解构和建构。身体作为现代社会系统中首要的活动场域开始受到重视，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参与到文化现象、历史建构和社会事件的分析当中。在福柯将权力概念引入到对身体的认知和研究中后，身体尤其被突出到政治结构与政治事件中，成为不可小觑的部分。女性主义则关注女性身体的社会建构过程。尤其是在男性掌握话语权力的社会环境中，女性的身体在社会活动中的文化与政治意义更加值得探究。
女性的身体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无数次成为民族主义、国家政治的牺牲品。当她们为所谓“正义”或“利益”贡献自己的身体之后，她们的身体却鲜少得到应有的公正待遇。男权主导话语的情境下，女性的身体失去了作为个人灵魂承载体的尊严，而更多地被作为一种工具被施以利用。从古至今在男权社会中，无论是原始部落中女性作为礼物的交换，封建时期中国历史上的和亲、欧洲中世纪王室间的政治婚姻，还是近代政治革命事件中女性作为特殊特工的存在，都是女性身体工具性的体现。文学艺术史上留下了许多关于女性身体工具性的作品，它们虽不是专门的学术研究著作，却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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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改编自张爱玲同名小说的电影《色·戒》引起了国内外文艺界的轰动。导演李安在原著故事基础上加重了对故事背景和男女主人公情感细节的刻画，从影视艺术的角度对政治控制下的身体进行了深层探索与解读。李安曾经对采访他的记者强调，“电影不是讲政治、伦理道德、社会规约，而是基本的人性，每个人的性格都有两面性，都免不了内心的困惑与挣扎。”从身体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女主人公王佳芝的嬗变过程，透过王佳芝的身体实践与身体感悟，或许能更深入地理解革命过程中女性的身体与权力政治的关联。
二
《色·戒》的女主人公王佳芝的经历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她的身体完全服从于权力的指挥，被动成为纯粹的革命工具；第二阶段她的身体在权力控制与个体欲望之间挣扎矛盾；第三阶段王佳芝的身体超越了外界权力强加给她的政治意识——她的身体最终突破了权力的控制，服从于其本身的感官，也最终导致了革命计划的失败。
李安在电影的开篇极力渲染家国民族的氛围，这是在原著小说中没有铺开呈现的内容。这也是男性导演与女性作家之间的差异——李安要清晰地把保家卫国的道义展开，为之后王佳芝的爱国主义献身建构出合理化铺垫，而原著作者张爱玲只在写一个情感故事，家国仇恨不过只是故事的背景，无需再留过多笔墨。影片开篇为王佳芝设定的身世背景也是在为之后的情节服务——父亲远在英国的王佳芝只身在乱世中求学，在这样的背景中，王佳芝的身体是漂泊的：没有稳定的家庭可供依靠，也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可供生存。因此，加入大学的话剧社、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走在一起是王佳芝改变“无根”状态，走向“组织化”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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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佳芝第一次参与刺杀汉奸易先生，就是在这种拯救民族危亡的大义凛然中做出的选择。王佳芝并不是一开始就加入这个计划，而是由于在话剧社里的出色表现使刺杀行动的策划者们选择了她。从这里开始，王佳芝就被卷入了民族主义下的权力控制之中。这群缺乏斗争经验和有效组织的刺杀行动策划者们在成功接近汉奸易先生后却无法制定出可行的刺杀方案。于是历史再一次重演，女性身体成为执行“救国”策略最直接的利用工具——王佳芝被要求以“麦太太”的身份引诱易先生，以协助其他人寻找机会刺杀易先生。为了使计划成功，王佳芝不但开始学习抽烟、酗酒，甚至必须牺牲她的贞操，一方面为了使“麦太太”的身份真实性不受质疑，另一方面也为了提高王佳芝作为革命行动者的专业性。
王佳芝的失贞是一个关于身体屈从于政治权力的重要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女性贞操的重要程度几乎与性命等同。然而在这一场以“救国”为目的、被赋予完全正面意义的革命行动中，王佳芝仅仅被当作实现刺杀计划的利用工具，在政治需求面前，她的个人情感与自尊都被无情忽略。王佳芝和她的同学们不但放弃了对身体应有的尊重，还对这种任意践踏身体的行为赋予了使命感和神圣意义。王佳芝的身体为革命做出了第一次牺牲，然而她的同学们不但没有对她的遭遇产生同情或尊敬，反倒开始刻意疏远了和她的关系。这个荒唐的过程，赤裸裸反映出这些正在接受高等教育、满怀革命理想的学生对身体的无视。长久以来的“意识第一性、身体第二性”的主导思想下，一切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的意识形态使身体的独立性被摧毁殆尽，尤其使女性身体被置于更低下的地位而完全沦为革命工具。在这次稚嫩的暗杀行动中，革命历史环境重新建构了人们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认知，年轻学生们荒诞的行为也因为打上“革命”标签而被合理化。只是香港的刺杀计划并没有成功，易先生突然离开导致行动终止。被革命包装起来的献身理由瞬间失去了支撑而变为闹剧，王佳芝的内心出现第一次崩溃。她开始对自己鲁莽地行为表现出懊悔，担心自己会不会得病；她和她原本依附的革命组织也产生了间隙。失去了革命意义的笼罩，王佳芝才开始关注她自己的身体感受。在这一阶段，王佳芝的身体完全被控制于政治权力之中。, 百拇医药(朱亭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