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医院”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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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1日
丁玲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意义在于，她穿越于不同的时代，以自己的方式和立场面对不同的文化情势。青年时期的丁玲接受五四新文化洗礼，20年代以个人主义的莎菲女士的身份登上文学舞台；30年代“向左转”，成为左翼文学家；40年代在延安接受整风运动，经过思想困惑和调整，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红色经典；50-70年代又成为右派，直到70年代末才恢复名誉。新时期之初丁玲并没有以受害者的身份来审判左翼政治的暴力，反而以左派的立场批判新时期的文学现象，昔日的右派又被讽刺为教条主义的左派。其中，关于丁玲在延安时期的转型以及新时期的“不转型”，成为研究丁玲与左翼文学实践相纠葛的话题。
上世纪40年代初期，从上海来延安的丁玲陆续发表了几篇在后来引起争议的作品《三八节有感》、《我们需要杂文》、《在医院中》等，这些作品一方面被认为是文艺知识分子与左翼政治体制的“正面”冲突，另一方面也作为接受五四精神的知识分子/个人如何痛苦地转向“人民或党的文艺工作者”的心路历程。如《在医院中》讲述了一名助产医生陆萍本来要去“治病救人”，结果发现了许多“医院”自身的病症，这个故事非常恰当地呈现了知识分子/革命者在乡村“医院”中由医生逐步变成需要被医治的病人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主体的成长与“在医院中”作为心灵历练之旅有着密切的关系。我把这种身体的疾病作为一种左翼实践的困境，即陆萍为什么无法变成一个医生/革命者而需要以病人的身份来登场呢？
, 百拇医药
对“医院”的双重指认
《在医院中》是典型的五四时期以个人、知识分子为视角讲述的主体成长的故事。从《沙菲女士的日记》、《韦护》到《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都是以个人/主体的视角，穿越或经历某个空间，以实现成长、蜕变，在这个意义上，《在医院中》延续了丁玲早期作品的书写策略，不同的是，这次主体所经历的是告别“旧有的生活”，“由衷地”适应“新的生活”。《在医院中》是80年代以来丁玲作品中被重点解读的文本，尤其是黄子平从文学史、思想史的角度来解读其医学、文学、政治等话语生产的机制以及贺桂梅从自我转变的角度来解读丁玲由个人、知识分子转变为吻合“讲话”精神的主体位置，这些都把《在医院中》作为多个层面上的文化象征寓言。
与鲁迅《狂人日记》中被围观的遭遇相似，陆萍在“医院”中也处在别人异样的目光之中，这种围观的目光来自于同事的“敌意的眼睛”(化验室的林莎)、“用着白种人看有色人种的眼光来看一切”(小儿科医生)、“每个人都用担心的，谨慎的眼睛来望她”(陕北妇女护工)、“她已经成为医院里小小的怪人，被大多数人用异样的眼睛看着”、“她竟常常被别人在背后指点，甚至躺在床上的病人，也听到一些风声，暗地里用研究的眼光来望她”。这种被凝视的状态，确实如同铁屋子里面的人们，“陆萍”如狂人般看到自己被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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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被凝视的目光，来自于陆萍作为从外面(上海，受过医学教育)的身份，但是这显然又不是一间“万难轰毁”的铁屋子，因为医院作为现代性空间，与作为前现代的铁屋子有着深刻的区别，但为什么陆萍与狂人却处在相似的空间位置上呢？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医院”同“铁屋子”一样也是“吃人的”的压抑性的力量呢？这种空间隐喻的参照，说明陆萍的困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对现代性规划的反思、对体制与人的异化的批判，另一方面是对“医院”中“铁屋子”因素的批判。如果“铁屋子”指的是一种封建的残留，那么对这种残留的克服就是走向现代的逻辑。
从小说标题“在医院中”并不能确定陆萍究竟是“在医院中”做医生(治疗别人)，还是“在医院中”养病(被别人治疗或自我治疗)。但陆萍看见医院“大大地嘘了一口气”：“多么幽静的养病的所在啊”，也就是说陆萍是以“病人”的心境来到医院的。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陆萍“在医院中”得病，不如说陆萍是带着疾病出场的。更具体地说，这种病患是她身上的“失望和颓废”，从小说开头的风景描述中已经可以感受到这种“失望”的情绪。这种与环境“格格不入”的状态使得陆萍无论处在何种空间之中都会感觉到异样，“当她一置身在空阔的窑中时，便感觉得在身体的四周，有一种怕人的冷气袭来，薄弱的，黄昏的阳光照在那黑的土墙上，浮着一层凄惨的寂寞的光，人就像处在一个幽暗的，却是半透明的那么一个世界，与现世脱离了似的。”
, 百拇医药
这种“脱节”的感觉，让陆萍深深地感觉到“旧有的神经衰弱症又来缠着她了，她每晚都失眠”。这种“旧有的神经衰弱症”与陆萍所身处的空间有关。
小说的最后，病中的陆萍被另一个“没有脚的害痢疾病的”病友所医治，不管陆萍有没有找到出路，她都坚信“新的生活虽要开始，然而还有新的荆棘。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这与其说是答案，不如说更是一种自我说服，这种说服工作，如同《伤逝》中新婚之后的涓生要面临“油盐酱醋”等日常生活的困扰。对于“那几个人”与“这些人”之间的对比，显然是作为管理者的新阶级/新官僚与人民之间的不协调，陆萍作为启蒙者与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叙述之间已经出现了裂隙。
混杂的或暧昧的空间
与鲁迅把故乡、乡土中国指认为铁屋子不同，《在医院中》的医院是一种医治、管理身体或肉体的现代场所。《在医院中》通过一种空间书写来完成革命者到病人的转换，就是说，使陆萍最终生病的空间发生在他们从大城市来到延安之后，这份疾病被表述为一种混杂的空间表征，即延安的乡村医院，或者说这些是被乡村所包围的现代性空间，因为这些现代医院并不是“铁屋子”，而是镶嵌在乡土中国的版图上的星星点点的现代性空间。所以，这些现代与非现代杂糅在一起的空间使得革命话语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不仅仅导致启蒙故事中衰败的乡村与革命故事中的“解放区”之间存在着裂隙，而且存在着现代性内在支撑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实践与以乡村为主体的延安道路之间的断裂。这种“病的隐喻”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危机所在。
病中的陆萍想起了南方的故乡，一个美丽而充满温情的远方，一个渴望获得安慰的地方。这种对故乡的浪漫想象，显然是为了映照北方乡村医院中的萧瑟和人情的荒凉。如果说医院是现代性的空间，那么故乡就成为对这种铁屋子空间的批判。如文中写道“她想着南方的长着绿草的原野，想着那些溪流，村落，各种不知名的大树。想着家里庭院，想着母亲和弟弟妹妹，家里屋顶上的炊烟还有么？屋还有么？人到何处去了？想着幼小时的伴侣，那些年轻人跑出来没有呢？听说有些人到了游击队……她梦想到有一天她回到那地方，呼吸那带着野花、草木气息的空气，被故乡的老人们拥抱着；她总希望还能看见母亲。她离家快三年了，她刚强了许多，但在什么秘密的地方，却仍需要母亲的爱抚啊!”, http://www.100md.com(张慧瑜)
上世纪40年代初期，从上海来延安的丁玲陆续发表了几篇在后来引起争议的作品《三八节有感》、《我们需要杂文》、《在医院中》等，这些作品一方面被认为是文艺知识分子与左翼政治体制的“正面”冲突，另一方面也作为接受五四精神的知识分子/个人如何痛苦地转向“人民或党的文艺工作者”的心路历程。如《在医院中》讲述了一名助产医生陆萍本来要去“治病救人”，结果发现了许多“医院”自身的病症，这个故事非常恰当地呈现了知识分子/革命者在乡村“医院”中由医生逐步变成需要被医治的病人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主体的成长与“在医院中”作为心灵历练之旅有着密切的关系。我把这种身体的疾病作为一种左翼实践的困境，即陆萍为什么无法变成一个医生/革命者而需要以病人的身份来登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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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院”的双重指认
《在医院中》是典型的五四时期以个人、知识分子为视角讲述的主体成长的故事。从《沙菲女士的日记》、《韦护》到《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都是以个人/主体的视角，穿越或经历某个空间，以实现成长、蜕变，在这个意义上，《在医院中》延续了丁玲早期作品的书写策略，不同的是，这次主体所经历的是告别“旧有的生活”，“由衷地”适应“新的生活”。《在医院中》是80年代以来丁玲作品中被重点解读的文本，尤其是黄子平从文学史、思想史的角度来解读其医学、文学、政治等话语生产的机制以及贺桂梅从自我转变的角度来解读丁玲由个人、知识分子转变为吻合“讲话”精神的主体位置，这些都把《在医院中》作为多个层面上的文化象征寓言。
与鲁迅《狂人日记》中被围观的遭遇相似，陆萍在“医院”中也处在别人异样的目光之中，这种围观的目光来自于同事的“敌意的眼睛”(化验室的林莎)、“用着白种人看有色人种的眼光来看一切”(小儿科医生)、“每个人都用担心的，谨慎的眼睛来望她”(陕北妇女护工)、“她已经成为医院里小小的怪人，被大多数人用异样的眼睛看着”、“她竟常常被别人在背后指点，甚至躺在床上的病人，也听到一些风声，暗地里用研究的眼光来望她”。这种被凝视的状态，确实如同铁屋子里面的人们，“陆萍”如狂人般看到自己被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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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被凝视的目光，来自于陆萍作为从外面(上海，受过医学教育)的身份，但是这显然又不是一间“万难轰毁”的铁屋子，因为医院作为现代性空间，与作为前现代的铁屋子有着深刻的区别，但为什么陆萍与狂人却处在相似的空间位置上呢？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医院”同“铁屋子”一样也是“吃人的”的压抑性的力量呢？这种空间隐喻的参照，说明陆萍的困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对现代性规划的反思、对体制与人的异化的批判，另一方面是对“医院”中“铁屋子”因素的批判。如果“铁屋子”指的是一种封建的残留，那么对这种残留的克服就是走向现代的逻辑。
从小说标题“在医院中”并不能确定陆萍究竟是“在医院中”做医生(治疗别人)，还是“在医院中”养病(被别人治疗或自我治疗)。但陆萍看见医院“大大地嘘了一口气”：“多么幽静的养病的所在啊”，也就是说陆萍是以“病人”的心境来到医院的。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陆萍“在医院中”得病，不如说陆萍是带着疾病出场的。更具体地说，这种病患是她身上的“失望和颓废”，从小说开头的风景描述中已经可以感受到这种“失望”的情绪。这种与环境“格格不入”的状态使得陆萍无论处在何种空间之中都会感觉到异样，“当她一置身在空阔的窑中时，便感觉得在身体的四周，有一种怕人的冷气袭来，薄弱的，黄昏的阳光照在那黑的土墙上，浮着一层凄惨的寂寞的光，人就像处在一个幽暗的，却是半透明的那么一个世界，与现世脱离了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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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脱节”的感觉，让陆萍深深地感觉到“旧有的神经衰弱症又来缠着她了，她每晚都失眠”。这种“旧有的神经衰弱症”与陆萍所身处的空间有关。
小说的最后，病中的陆萍被另一个“没有脚的害痢疾病的”病友所医治，不管陆萍有没有找到出路，她都坚信“新的生活虽要开始，然而还有新的荆棘。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这与其说是答案，不如说更是一种自我说服，这种说服工作，如同《伤逝》中新婚之后的涓生要面临“油盐酱醋”等日常生活的困扰。对于“那几个人”与“这些人”之间的对比，显然是作为管理者的新阶级/新官僚与人民之间的不协调，陆萍作为启蒙者与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叙述之间已经出现了裂隙。
混杂的或暧昧的空间
与鲁迅把故乡、乡土中国指认为铁屋子不同，《在医院中》的医院是一种医治、管理身体或肉体的现代场所。《在医院中》通过一种空间书写来完成革命者到病人的转换，就是说，使陆萍最终生病的空间发生在他们从大城市来到延安之后，这份疾病被表述为一种混杂的空间表征，即延安的乡村医院，或者说这些是被乡村所包围的现代性空间，因为这些现代医院并不是“铁屋子”，而是镶嵌在乡土中国的版图上的星星点点的现代性空间。所以，这些现代与非现代杂糅在一起的空间使得革命话语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不仅仅导致启蒙故事中衰败的乡村与革命故事中的“解放区”之间存在着裂隙，而且存在着现代性内在支撑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实践与以乡村为主体的延安道路之间的断裂。这种“病的隐喻”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危机所在。
病中的陆萍想起了南方的故乡，一个美丽而充满温情的远方，一个渴望获得安慰的地方。这种对故乡的浪漫想象，显然是为了映照北方乡村医院中的萧瑟和人情的荒凉。如果说医院是现代性的空间，那么故乡就成为对这种铁屋子空间的批判。如文中写道“她想着南方的长着绿草的原野，想着那些溪流，村落，各种不知名的大树。想着家里庭院，想着母亲和弟弟妹妹，家里屋顶上的炊烟还有么？屋还有么？人到何处去了？想着幼小时的伴侣，那些年轻人跑出来没有呢？听说有些人到了游击队……她梦想到有一天她回到那地方，呼吸那带着野花、草木气息的空气，被故乡的老人们拥抱着；她总希望还能看见母亲。她离家快三年了，她刚强了许多，但在什么秘密的地方，却仍需要母亲的爱抚啊!”, http://www.100md.com(张慧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