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协议”能否约束医患(热门话题)
专家表示，其警示作用大过实际意义
中国医疗体系中的“红包现象”就像一颗毒瘤，多年来屡禁不止。8月1日，卫生部再次为打击“红包现象”做出努力，发布了《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征求意见稿，规定“实行医患双方签署协议书制度，即患者入院时进行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一时间在社会上引发诸多争议。
记者调查发现，患者中近六成都对这一协议能否起作用表示怀疑。50%的患者表示，自己曾给医生送过红包，而且医生都收下了。手术科室是红包的“重灾区”。一位吉林长春患者告诉记者，他所住的外科病房中所有病人都给医生送了红包。在北京，一位刚做完妇科手术的患者坦言，她给主刀送了2000元。有些医院，患者送红包甚至成了“惯例”，不仅手术，就连做B超检查、换药都要送个“红包”才放心。“红包”的形式也多种多样，从现金到购物卡、金首饰、玉手镯、名牌包等，还有给手机充话费和到饭馆结账的。北京某三甲医院一位医生告诉记者，当他还在实习期间，就有患者给他送红包，开始他不好意思收，但很快发现所有医生都在收，就“入乡随俗”了。
如此泛滥的“红包现象”，一纸协议能否解决问题？中国医师协会法务部主任邓利强指出，这一规定的出台，宣告与警示的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它表明了行政管理者治理红包问题的决心，但究竟能否起到实际的约束作用，只能拭目以待。
为何大家对协议书制度存有争议？邓利强解释，从协议的可操作性上来讲，第一，协议是双方出于自愿达成的书面意见，不是别人的要求，所以约束作用有限；第二，一份协议要想具有约束力，应该有违约惩罚措施，否则约束力会大打折扣。一旦患者签订协议后送了红包该怎样处罚？能罚款、不给治疗吗？都没规定。
最关键的是，协议仅仅是道德约束，无法从根本层面上解决红包问题。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王拥军告诉记者，卫生部此项举措并不新鲜，有些医院之前早就实行了。北京天坛医院的患者入院时，都要签订一份协议书，里面就有“不允许给医生护士送红包”这一项。医院每年在医生档案的“医德”一栏里，是否接受红包也是重要的一项考评。但这些措施能否起到作用，他表示“不太清楚”。邓利强说，我国《执业医师法》中也明确规定，医生收受红包属于牟取不正当利益，要受到行政处罚，但实际上这一行为的隐蔽性强，查证困难很大。
邓利强认为，解决红包问题的根本，在于提高医生的合法收入。不过，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永华表示，“红包问题”并非单纯提高医生收入就能够解决的。在中国，很多行业都存在收入过低的问题，中国医生不该在收入上盲目与国外攀比。
一位医院管理专家指出，造成“红包现象”的更深层原因，在于中国医疗供给的严重不足。中国卫生资源只占世界卫生资源总量的2%，却要为占世界20%的人口提供医疗服务。用红包“买”一个安心，抢占好医生、好药品等优良资源成为患者的首要目的。不转变这一现状，想杜绝红包，只能是纸上谈兵。▲, 百拇医药(张 静)
中国医疗体系中的“红包现象”就像一颗毒瘤，多年来屡禁不止。8月1日，卫生部再次为打击“红包现象”做出努力，发布了《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征求意见稿，规定“实行医患双方签署协议书制度，即患者入院时进行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一时间在社会上引发诸多争议。
记者调查发现，患者中近六成都对这一协议能否起作用表示怀疑。50%的患者表示，自己曾给医生送过红包，而且医生都收下了。手术科室是红包的“重灾区”。一位吉林长春患者告诉记者，他所住的外科病房中所有病人都给医生送了红包。在北京，一位刚做完妇科手术的患者坦言，她给主刀送了2000元。有些医院，患者送红包甚至成了“惯例”，不仅手术，就连做B超检查、换药都要送个“红包”才放心。“红包”的形式也多种多样，从现金到购物卡、金首饰、玉手镯、名牌包等，还有给手机充话费和到饭馆结账的。北京某三甲医院一位医生告诉记者，当他还在实习期间，就有患者给他送红包，开始他不好意思收，但很快发现所有医生都在收，就“入乡随俗”了。
如此泛滥的“红包现象”，一纸协议能否解决问题？中国医师协会法务部主任邓利强指出，这一规定的出台，宣告与警示的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它表明了行政管理者治理红包问题的决心，但究竟能否起到实际的约束作用，只能拭目以待。
为何大家对协议书制度存有争议？邓利强解释，从协议的可操作性上来讲，第一，协议是双方出于自愿达成的书面意见，不是别人的要求，所以约束作用有限；第二，一份协议要想具有约束力，应该有违约惩罚措施，否则约束力会大打折扣。一旦患者签订协议后送了红包该怎样处罚？能罚款、不给治疗吗？都没规定。
最关键的是，协议仅仅是道德约束，无法从根本层面上解决红包问题。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王拥军告诉记者，卫生部此项举措并不新鲜，有些医院之前早就实行了。北京天坛医院的患者入院时，都要签订一份协议书，里面就有“不允许给医生护士送红包”这一项。医院每年在医生档案的“医德”一栏里，是否接受红包也是重要的一项考评。但这些措施能否起到作用，他表示“不太清楚”。邓利强说，我国《执业医师法》中也明确规定，医生收受红包属于牟取不正当利益，要受到行政处罚，但实际上这一行为的隐蔽性强，查证困难很大。
邓利强认为，解决红包问题的根本，在于提高医生的合法收入。不过，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永华表示，“红包问题”并非单纯提高医生收入就能够解决的。在中国，很多行业都存在收入过低的问题，中国医生不该在收入上盲目与国外攀比。
一位医院管理专家指出，造成“红包现象”的更深层原因，在于中国医疗供给的严重不足。中国卫生资源只占世界卫生资源总量的2%，却要为占世界20%的人口提供医疗服务。用红包“买”一个安心，抢占好医生、好药品等优良资源成为患者的首要目的。不转变这一现状，想杜绝红包，只能是纸上谈兵。▲, 百拇医药(张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