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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焦虑:现代化路上的阵痛
http://www.100md.com 2012年9月4日 中国医药报 2012.06.19
     2011年10月21日 08:48

    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农民工整体的47.0%。他们的青春沾满太多焦虑。与此同时,焦虑、抑郁等“官心病”也让部分官员陷入心理困境,官员因之自杀的新闻时见报端。

    人民日报海外版10月21日报道,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当日上午,心理卫生专家在鸟巢西侧广场为北京市民提供心理咨询和精神指导时发现,焦虑是市民咨询最多的问题。

    千里之外的上海,一家心理研究机构日前通过对1000户城市家庭的问卷调查得出结论:快乐正悄然地离民众远去,而焦虑已成为现代人的心理病。

    “内心紧张不安,担心要发生什么不利的事,感到不愉快”……从东部都市到西部农村,从普通民众到达官巨富,焦虑如同挥之不去的空气,蔓延至社会各个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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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人口计生委日前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农民工整体的47.0%。他们的青春因收入低、难融入城市、未来走向不明、疏于照顾子女等而沾满太多焦虑。

    与此同时,焦虑、抑郁等“官心病”也让部分官员陷入心理困境,官员因之自杀的新闻时见报端。身居社会中间层的普通市民,或忧心就业、买房,或为子女教育发愁……

    一条微博可以折射普通民众的焦虑情绪:“我的股票赔得底掉,房贷还差90万,老板还经常扣工资,买的家具是达芬奇的,买的醋是勾兑的,买的奶粉是有添加剂的,想买车要摇号,想增加工资老板又不同意,即使走在路上碰到李双江他儿子也就算了,就怕碰到‘李刚’他崽,非死即伤。”

    有分析认为,中国正进入“全民焦虑”或说“公民焦虑”时期,而这是现代化路上的阵痛。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七八十年代的韩国,焦虑情绪同样蔓延,自杀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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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因:速度的代价

    急剧的社会变化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刺激和挑战,整个社会范围内也就出现了全面的焦虑。

    《伤痕》作者卢新华说,“伤痕文学可以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过去有伤痕,现在也有。或许,焦虑正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一条伤痕,它刻在很多人心上。

    对于“全民焦虑”的成因,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心理学系李强教授认为,这是速度的代价。“中国用30年走过了其他国家一两百年的历程,急剧的社会变化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刺激和挑战,整个社会范围内也就出现了全面的焦虑。”

    以4个城市数千户居民为样本,有学者对我国社会转型期城市人群心理压力情况进行心理测量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社会转型的变化与竞争、不确定性等压力源是形成焦虑的主要原因。

    此外,民生保障不健全及社会不公现象,加剧了中低层民众的焦虑感。“入园难”、“看病难”、“就业难”、“买房难”等问题,大多数人必须面对。加之,“四大名爹”、社会贪腐、分配不公等现象,导致社会心理失衡,强化了普通民众对现状和未来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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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苦有时源于选择的多元。李强补充说,社会的开放和多元,一方面给人们升学、择业、择偶和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等,提供了更多自由选择余地;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心理冲突的增多和焦虑的出现。

    还有分析指出,信仰的相对缺失,崇权拜金主义盛行,也是导致全民焦虑现象的一个原因。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赚到钱才能“赚”到幸福,钱多才幸福。这种衡量标准让人陷入永不知足的状态。

    破解:个体疏导与政府着力

    焦虑,关乎个人与家庭幸福,关系社会和谐稳定。

    如何解决,需要个体与社会共同着力。

    天津心帆心理辅导中心贾晓波主任发现,前来接受心理辅导的人当中,近70%都有焦虑、压抑、抑郁等心理困扰。

    焦虑的产生是因为对可预计的、即将到来或发生的事有所担心,怕应付不了。贾晓波从个体的心理调试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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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认知调整。正确的自我认知是进一步找到解决焦虑的途径的首要条件。做到正确自我认知、自我判断,才能正确地看待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找到解决焦虑的办法。

    其次,情绪调节、疏导。出现焦虑之后,找到一个合适的宣泄途径,释放不良情绪,通过自我调节摆脱焦虑的情绪。

    最后,药物治疗。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应寻找专业心理咨询机构咨询,根据医生帮助选择通过药物治疗。

    焦虑,既是一种个人心理困扰,也是一种“社会病”,它不仅关乎个人与家庭的幸福,更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

    有分析认为,破解社会焦虑,政府应承担营造“大环境”的责任。改革开放30余年,在举世瞩目的高增长背后,中国政府意识到社会心态失衡等社会问题必须妥善解决,让民众真正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过“幸福有尊严的生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构建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创造和谐、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正成为政府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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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雅彬认为,“制定政策时,政府还应充分考虑政策的科学性、连续性和社会影响,减少因政策的不连续性等因素导致民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减少对个体造成刺激和重大挑战。”

    此外,杨雅彬认为,解决焦虑还要从教育入手。经历了知识、劳动技能、人格三个维度的公民教育后,“自身有能力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人与人之间存在人文关怀,违背社会规则现象减少”,就可以削减产生焦虑的心理土壤和外部环境。而办好教育,是政府分内之责。

    (付影 编辑)

    钱多了 焦虑就没有了吗?

    2011年08月18日

    社会焦虑的出现,一方面源于当代中国正经历急速的转型,人的流动性加剧,相应的社会建设却不配套,强化了社会成员对生活的不确定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们对现实的生活质量以及未来的美好生活更加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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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8月18日刊登分析文章指出,原来人们要求“三十而立”,现在变成了“三十而富”,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成为衡量成败的标准。

    从“四大件”到“有车有房有闲”,成家立业的标准在物质条件的指向上越来越明确,也越来越高。

    人们都把名望、地位、金钱当作成功,可这些只是成功的附属品,并不是成功本身。人们的精神追求去哪儿了?

    是“三十而立”,还是“三十而富”?

    跑步前进透支未来

    再过4个月,李冉就满35岁了。

    35岁,竞选国会议员失败的亚伯拉罕·林肯在问自己是继续还是放弃;35岁,李彦宏在迎接着百度上市;35岁,经历职业巅峰的球星齐达内宣布挂靴……35岁,它预示着一段生活的结束?还是预示着另一段生活的开始?李冉陷入了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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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冉是北方人,1999年在南方读完大学后留在了广州。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里,开始了个人奋斗。跟大多数初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一样,他从打工起步,国企、外企、民企都做过。几年前,李冉和两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服装加工厂,李冉以45%的股份做了大股东。几年的苦心经营,如今工厂有员工近300人,加工出来的服装全部出口,年销售收入达到1亿元,业务范围从服装加工向上游面料生产延伸,一些国际一线品牌也成了他的客户。

    看似稳步前进,但李冉难有安全感:服装加工行业竞争激烈,仅在他的工厂所在地——广州新塘,类似的企业就有几千家,政策、资金、市场……任何细微变化都会带来业务上的不确定性。比如,今年订单充足,明年就无法预期。

    李冉说,作为民营企业,话语权依然不大,在与银行、政府部门打交道时依然会遭遇“透明的天花板”。比如,企业做大规模需要融资,但向银行贷款资金成本很高,企业至今仍然靠股东个人负债在运营,“每天一睁眼就一身债,这日子轻松得了吗?”由于产品全部出口,李冉要经常和海关打交道。海运的货柜提前订好,当天报关完毕直接上船,如果报关手续办不完,货物就要走空运,这就意味着“这一个单彻底赔钱”。所以,每到出货的日子,李冉总要催促工作人员起大早去排队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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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冉说,现在的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完善,包括医疗、意外伤害和养老等,“虽然有保险,但不知道日后能否成为足够的保障。现在社会发展如此快,几年都有很大的不同,更何况十年、几十年以后。”李冉只能给自己订下“活到老,做到老”的目标。

    虽然拥有珠江岸边两套江景房,日常生活暂无忧虑,但李冉觉得,原来人们要求男人“三十而立”,现在变成了“三十而富”,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成为衡量成败的标准。从“四大件”到“有车有房有闲”,成家立业的标准在物质条件的指向性上越来越明确,也越来越高:“好像30多岁你还没富,你这辈子就没机会了。一旦被这样的成功模板驱使着,不焦虑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生意,李冉平时都住在厂里,周五晚上回广州。本来只需要45分钟的路程,每次都在道路拥堵中被拉长为近2个小时。看不到头的车河,又让他多了几分焦虑。

    跑步前进的人生带给李冉的还有身体上的透支:30岁的人,40岁的心脏、50岁的颈椎……外界的压力和对于自己严格的要求,到头来反刃自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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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享受生活,还是为了生活?

    财富越多压力越大

    哲学家罗素说:“人类应用20%的时间工作,用80%的时间生活。”刘束把这样的时间表当成自己的人生理想,但如今他发现这个理想正离自己越来越远。

    刘束今年33岁,从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供职于一家金融机构。虽然也要时常加班、出差,但总体来说他的时间并非是“一块挤不出水的海绵”。30岁之前,他的税后年薪已过20万元,本来他可以优哉游哉享受人生,可是,他偏偏给自己制定了一份“远大理想”:40岁实现“财务自由”,开始环球旅行。

    起初,刘束觉得除了房子之外,手上有500万元现金就可以提前退休,可是伴随着房价飞涨、物价走高,他心里越来越不安,对于现金资产的期待也节节攀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刘束说:“社会竞争激烈,不进则退。拥有越多,要求越高——有了一样东西,想要十样;有了十样,就会想百样。财富越多,压力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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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刘束过起了“理财生活”。当然,投资实业,一方面自己的资金实力有限,一方面渠道也不多,他就拿出一部分积蓄购买了理财产品,另外拿50万元“杀”入了股市。其实读研究生那会儿,刘束就开了股票账户,平时也有些“小打小闹”,可如今当全身心投入股市后,他才发现,原本简单的生活,平添了无数烦恼。

    首先就是时间没了。刘束说:“原来股民这么累啊。白天吧,要看A股的行情,晚上要看欧洲的股市,早上一睁眼还要关心美国的股市。上市公司出中报和年报时,一天要看好几家公司的报表和券商的研究报告。周末为了提高投资水平,还要去听券商组织的讲座。偶尔跟朋友聚会,说的也都是股票。我做这些事还不能耽误工作,你说我有多累。”

    更多的是心灵煎熬。刘束说,自己原来的想法很简单,把年盈利目标定为20%—30%。“本来觉得,就是抓两三个涨停的事儿,应该很容易。可事实上却很难,涨与跌是那样的莫测,预期与现实之间有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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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股票赚钱,刘束家里人觉得不太靠谱,并不支持。一说亏了,家里人就唠叨。有段时间亏得厉害,妻子劝他,咱别指望这个了,干点别的行不行。可刘束有些不甘心。

    做了一段时间,刘束才明白,普通人从股票市场赚钱太难了:上市公司融资拿走大笔钱,高管高价变现赚大钱,政府券商稳收税费,股民就成为了被赚钱的群体。“从我身边朋友的情况看,七亏二平一赚,就是这么回事。”

    是斗志昂扬,还是感情失落?

    化解焦虑寄托希望

    蔡婧的女儿不到10岁,却已经在美国生活了3年多:“能不想女儿吗?想到心疼的时候都睡不着觉。”

    蔡婧是北京一家公关公司的客户经理,收入不低,但属“北漂”一族,没有北京户口。3年前,女儿到了上学的年龄,由于没有户口,如果在北京上学,不仅要托关系,还得交一大笔赞助费,十分麻烦。最后,看着周围同事纷纷送孩子出国留学,蔡婧一狠心,也把女儿送到了在美国生活的姐姐家,“算是在姐姐家寄养吧。”蔡婧无可奈何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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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都认为,物质生活更为丰富时,人们的抱怨应该更少,人们的安全感应该更强,可事实恰恰相反,现阶段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

    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认为,社会焦虑的出现,一方面源于当代中国正经历急速的转型,人的流动性加剧,相应的社会建设却不配套,强化了社会成员对生活的不确定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随着社会成员个性意识、财产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人们对现实的生活质量以及未来的美好生活更加重视了。

    李冉觉得,内心的欲望和外界的压力都加剧了现代人的焦虑。看着身边的朋友有的把孩子从小送到国外读书甚至全家移民,看着有的人不再信任爱情选择单身,看着厂里的年轻工人整天想着要赚到更多的钱……李冉很迷惑:“人们都把名望、地位、金钱当作成功,可这些只是成功的附属品,并不是成功本身。人们的精神追求去哪儿了?”

    专家认为,焦虑固然可能会激发出一个人的潜能,但如果一个社会弥漫着焦虑气息,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社会焦虑会增大社会成员对社会的非认同感,造成社会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降低社会的合作程度,助长人们的短期行为。

    专家表示,虽然现实中大多数人都会感觉到焦虑,但人们不能被焦虑压垮。作为个人,需要保持一种正确认知社会、评价自我的价值观,保持积极健康的生活心态。政府部门应构建一种更加完善的发展机制,为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提供更多平等的竞争机会,创造更加宽广的上升通道,并尽快完善社会保障,让人们对未来生活形成稳定的预期,让希望有所寄托,情绪有处释放,将焦虑转化为追求幸福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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