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寻羌医到茂汶
羌族曾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非常古老而强大的民族。按古文解释，“羌，西戎牧羊人也。”他们活动的范围，南至岷江，西至西域，北至黄河，东至甘青，曾建立过像西夏王朝这样强盛的帝国。我国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的各个民族，追寻他们的族源，都和“古羌”有关。汉、藏、彝、纳西、土家、哈尼、景颇、普米、独龙、怒、门巴、洛巴、傈僳、拉祜、白、基诺、阿昌等十几个生活在西南的少数民族都和羌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和文化联系。(参见《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王明珂著，中华书局2008年5月版，第1页。又参见《羌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费孝通先生说，汉人以“接纳”(其他民族)为主而日益壮大，而羌人却以“供应”为主而壮大别的民族，因而今日许多包括汉藏之民族都曾得到羌人血液。(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中国民族概论》，中央民族大学编，2001.)另一方面，也正因为羌人是一个庞大的族群，内部有很多支系。羌文化具有多元的、易变的、模糊的特点。有的民族学者认为，羌与汉族、藏族及其它周边民族之间缺乏明显的边界，存在一个漂移的、模糊的族群边缘。(《羌在汉藏之间》，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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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羌的发祥地在甘青地区，主要是指青海的河湟地区。可是上个世纪50-80年代我在青海工作期间，已经找不到羌人了。如此古老的、强大的羌哪儿去了？青海的一些地名曾与羌有关。在那里，经常有一种与羌擦肩而过的感觉，但就是不见羌族确切的身影。东汉在甘青地区置西平亭(今西宁市)。西平以西建临羌县(今西宁西边)，西平以东建破羌县(今青海省乐都县东)，隶属陕西郡(《羌族简史》第11页)。陕西汉中地区还有一个宁羌县(现改为宁强县)。说明东汉时期，在陕甘青一带，羌人的力量十分强大。强大到使东汉王朝有三面临敌之感。但由于战争的原因，大量战败的羌族融化在周边民族当中。大部分融合在汉藏之间，一部分则南迁到西南地区。我在陕西略阳的嘉陵江畔，就看到羌人的踪迹，那里有一座羌庙。四川岷江上游的茂县、汶川地区，自古就是羌地，夏王朝的大禹就出生在这里。大禹生在汶川，死在绍兴。浙江绍兴人民到汶川来祭拜夏禹，汶川人民也到绍兴去祭奠禹王。可见这是公认的历史。应该说，茂汶地区的羌人是土著居民，外地迁来的羌民不会占很大比重。这是因为在古代西北的羌民千里迢迢迁来西南很不容易，而岷江上游也不足以收纳全部羌人。考古发掘证明。在6000-45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以营盘山遗址为代表的营盘山文化，以本土因素为主体，同时吸收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外来文化因素，堪称岷江上游史前文明之集大成者”(茂县羌族博物馆展览“前言”)。据茂县的专家讲，“营盘山文化与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是一个模式”。而这种文化与中原文化明显不同，应是多元文化的另一片天地。当然，那个时候民族尚未形成，羌族在那里开辟草莱当是以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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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话又说回来，岷江地区的羌人自称是炎帝神农氏的后代，汶青川地区又是大禹的故乡。我们在茂县坪头羌村看到有两块“泰山石敢当”的石碑，还有“天地去君亲师”的家堂神龛，在其他方面也有许多羌汉文化交汇的迹象。特别是明清以后，羌汉杂居的情况比较普遍，习俗也相互影响。“羌汉并处，其土羌汉杂耕。然各安其业，耦居无嫌”。“殓用棺木，筑坟以葬，悉如华制”(《茂州志》)。我认识一位羌医，自称祖上是明代从南京派来的戌边将士。本是汉裔，今为羌族，是羌化了的汉族。这些，都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为我们今天研究羌医药的继承发展提供了线索。
羌医的理论和实践，与羌人的原始宗教、多神崇拜以及释比文化有关。羌人崇拜白石，认为石是宇宙的本源，万物由石而生，自然界的基本物质是石、水、火、风。(这一点可能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讲宇宙由地、水、风、火构成，西夏信仰佛教，也讲地、水、风、火。羌以石代表地，故称石、水、风、火。)。羌人将人体分六脏八腑，与中医有许多相似之处。脉诊更是移植中医，按挠动脉博动处，分前中后(即寸关尺的位置)把脉，脉象分浮、沉、迟、数等12种。昨天看了羌医展览，其中有两块展板介绍了羌医学理论，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羌医治感冒咳嗽，分风热风寒。一般是一病一药。羌活是羌医常用药，中药羌活即从羌人学来。另外还用牛角罐、挑刺、针刺、放血、火灸、推拿、按摩、刮痧等外治疗法。在治疗的病种方面，除一般的内科病以外，羌医的骨伤科相当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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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羌医药的研究，我得到四点重要的启示：
(一)羌族文化是一种开放包容的融合文化，其传统医药有独特的一面，这就是释比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有与兄弟民族传统医药交融的一面，特别是与中医药、藏医药相互渗透较多，高原医药的特色十分明显。例如张善云在《羌医羌药—灿烂的中华文明》一文中把“羌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产量较大的品种主要有当归、党参、羌活等；第二类是濒危品种主要有雪莲、桃儿七(鬼臼)、麻黄、高山辣根菜、红景天、藏茵陈、甘松、烈香杜鹃等；第三类是市场需求量较大的品种主要有大黄、沙棘、冬虫夏草、贝母、黄芪、独一味、手掌参、秦艽、羌活、柴胡等；第四类是有开发前景的品种主要有黄精、锁阳、铁棒锤、角蒿、斑唇马先蒿、亚大黄、党参等”。认真对照一下，这些羌药，也都是青藏高原出产并为藏医所常用的藏药。(见《首届全国羌医药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第8页。2012年10月。)
(二)羌医药既是民族文化，又是地域文化。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文化是民族生存的基本条件。但羌医药研究的重点不是过去“大羌族”时代的大面积的羌医药，而是当今岷江上游羌族地区的民族医药。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包希福、杨福寿等4人在《羌族医药与中医药的关系》一文中也讲到，“汉代以前，羌人分布很广。从地域划分，有东羌和西羌两大类。进入中原的东羌人已基本与汉族融合。未进入中原的羌人大部分，分布在今甘青河湟地区，有的羌人融入进了其他一些民族中。如羌族一个分支‘发羌’进入西藏后与西藏原有居民融合为今天的藏族。由于历史和迁徙等原因，现代羌人(指茂汶地区的羌族—引者)只是古羌人后裔的一个细小分支。”(同上《论文汇编》，第20页。)因此，立足本地，立足当前，是羌医药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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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倡深入发掘，系统整理，全面传承。包括医学理论，医学史，养生文化，预防知识，都应该全面整理。近几年来的民族医药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主观选择太强。迎合“科学”太多、急于“创新”拔高等问题，缺乏老老老实实学习，认认真真继承的态度。我们不反对发展创新，但希望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这一点往往被人们讥为保守。但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
(四)以县羌医院和羌医药研究所为基地，以人才培养为基础，一手抓研究，一手抓临床。从实践中继承，从继承中发展。当前最迫切的是培养和使用人才，首先要把民间的老羌医请进来，配上徒弟，认真继承，取得真经。也为后人研究，提供机会。这是一项抢救性的工作，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关于全国羌医药学术会议，我在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工作期间，本来准备在2005年召开。后来由于某些原因，拖了下来。谁知遇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破坏了羌族文化，令我追悔莫及。2011年4月我来茂县调查羌医药，受到茂县政府、茂县中医院和羌医药专家包希福、杨福寿等的热情接待。我看到茂汶地区灾后重建取得重大进展，羌族文化得到恢复、继承和弘扬，羌医药的发掘整理和建设取得新的成绩，羌族地区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这使我感到高兴并深受鼓舞。那一次，为寻羌医到茂汶，前歌后舞坪头村。羌笛一曲唐人味，樱桃枝头看早春。这次是在秋天，再寻羌医到茂汶，风吹凤仪自缤纷。白石羊头咂酒赋，碉楼映照新乾坤。, 百拇医药(诸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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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羌的发祥地在甘青地区，主要是指青海的河湟地区。可是上个世纪50-80年代我在青海工作期间，已经找不到羌人了。如此古老的、强大的羌哪儿去了？青海的一些地名曾与羌有关。在那里，经常有一种与羌擦肩而过的感觉，但就是不见羌族确切的身影。东汉在甘青地区置西平亭(今西宁市)。西平以西建临羌县(今西宁西边)，西平以东建破羌县(今青海省乐都县东)，隶属陕西郡(《羌族简史》第11页)。陕西汉中地区还有一个宁羌县(现改为宁强县)。说明东汉时期，在陕甘青一带，羌人的力量十分强大。强大到使东汉王朝有三面临敌之感。但由于战争的原因，大量战败的羌族融化在周边民族当中。大部分融合在汉藏之间，一部分则南迁到西南地区。我在陕西略阳的嘉陵江畔，就看到羌人的踪迹，那里有一座羌庙。四川岷江上游的茂县、汶川地区，自古就是羌地，夏王朝的大禹就出生在这里。大禹生在汶川，死在绍兴。浙江绍兴人民到汶川来祭拜夏禹，汶川人民也到绍兴去祭奠禹王。可见这是公认的历史。应该说，茂汶地区的羌人是土著居民，外地迁来的羌民不会占很大比重。这是因为在古代西北的羌民千里迢迢迁来西南很不容易，而岷江上游也不足以收纳全部羌人。考古发掘证明。在6000-45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以营盘山遗址为代表的营盘山文化，以本土因素为主体，同时吸收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外来文化因素，堪称岷江上游史前文明之集大成者”(茂县羌族博物馆展览“前言”)。据茂县的专家讲，“营盘山文化与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是一个模式”。而这种文化与中原文化明显不同，应是多元文化的另一片天地。当然，那个时候民族尚未形成，羌族在那里开辟草莱当是以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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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话又说回来，岷江地区的羌人自称是炎帝神农氏的后代，汶青川地区又是大禹的故乡。我们在茂县坪头羌村看到有两块“泰山石敢当”的石碑，还有“天地去君亲师”的家堂神龛，在其他方面也有许多羌汉文化交汇的迹象。特别是明清以后，羌汉杂居的情况比较普遍，习俗也相互影响。“羌汉并处，其土羌汉杂耕。然各安其业，耦居无嫌”。“殓用棺木，筑坟以葬，悉如华制”(《茂州志》)。我认识一位羌医，自称祖上是明代从南京派来的戌边将士。本是汉裔，今为羌族，是羌化了的汉族。这些，都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为我们今天研究羌医药的继承发展提供了线索。
羌医的理论和实践，与羌人的原始宗教、多神崇拜以及释比文化有关。羌人崇拜白石，认为石是宇宙的本源，万物由石而生，自然界的基本物质是石、水、火、风。(这一点可能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讲宇宙由地、水、风、火构成，西夏信仰佛教，也讲地、水、风、火。羌以石代表地，故称石、水、风、火。)。羌人将人体分六脏八腑，与中医有许多相似之处。脉诊更是移植中医，按挠动脉博动处，分前中后(即寸关尺的位置)把脉，脉象分浮、沉、迟、数等12种。昨天看了羌医展览，其中有两块展板介绍了羌医学理论，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羌医治感冒咳嗽，分风热风寒。一般是一病一药。羌活是羌医常用药，中药羌活即从羌人学来。另外还用牛角罐、挑刺、针刺、放血、火灸、推拿、按摩、刮痧等外治疗法。在治疗的病种方面，除一般的内科病以外，羌医的骨伤科相当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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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羌医药的研究，我得到四点重要的启示：
(一)羌族文化是一种开放包容的融合文化，其传统医药有独特的一面，这就是释比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有与兄弟民族传统医药交融的一面，特别是与中医药、藏医药相互渗透较多，高原医药的特色十分明显。例如张善云在《羌医羌药—灿烂的中华文明》一文中把“羌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产量较大的品种主要有当归、党参、羌活等；第二类是濒危品种主要有雪莲、桃儿七(鬼臼)、麻黄、高山辣根菜、红景天、藏茵陈、甘松、烈香杜鹃等；第三类是市场需求量较大的品种主要有大黄、沙棘、冬虫夏草、贝母、黄芪、独一味、手掌参、秦艽、羌活、柴胡等；第四类是有开发前景的品种主要有黄精、锁阳、铁棒锤、角蒿、斑唇马先蒿、亚大黄、党参等”。认真对照一下，这些羌药，也都是青藏高原出产并为藏医所常用的藏药。(见《首届全国羌医药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第8页。2012年10月。)
(二)羌医药既是民族文化，又是地域文化。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文化是民族生存的基本条件。但羌医药研究的重点不是过去“大羌族”时代的大面积的羌医药，而是当今岷江上游羌族地区的民族医药。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包希福、杨福寿等4人在《羌族医药与中医药的关系》一文中也讲到，“汉代以前，羌人分布很广。从地域划分，有东羌和西羌两大类。进入中原的东羌人已基本与汉族融合。未进入中原的羌人大部分，分布在今甘青河湟地区，有的羌人融入进了其他一些民族中。如羌族一个分支‘发羌’进入西藏后与西藏原有居民融合为今天的藏族。由于历史和迁徙等原因，现代羌人(指茂汶地区的羌族—引者)只是古羌人后裔的一个细小分支。”(同上《论文汇编》，第20页。)因此，立足本地，立足当前，是羌医药研究的基础。
, 百拇医药
(三)提倡深入发掘，系统整理，全面传承。包括医学理论，医学史，养生文化，预防知识，都应该全面整理。近几年来的民族医药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主观选择太强。迎合“科学”太多、急于“创新”拔高等问题，缺乏老老老实实学习，认认真真继承的态度。我们不反对发展创新，但希望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这一点往往被人们讥为保守。但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
(四)以县羌医院和羌医药研究所为基地，以人才培养为基础，一手抓研究，一手抓临床。从实践中继承，从继承中发展。当前最迫切的是培养和使用人才，首先要把民间的老羌医请进来，配上徒弟，认真继承，取得真经。也为后人研究，提供机会。这是一项抢救性的工作，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关于全国羌医药学术会议，我在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工作期间，本来准备在2005年召开。后来由于某些原因，拖了下来。谁知遇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破坏了羌族文化，令我追悔莫及。2011年4月我来茂县调查羌医药，受到茂县政府、茂县中医院和羌医药专家包希福、杨福寿等的热情接待。我看到茂汶地区灾后重建取得重大进展，羌族文化得到恢复、继承和弘扬，羌医药的发掘整理和建设取得新的成绩，羌族地区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这使我感到高兴并深受鼓舞。那一次，为寻羌医到茂汶，前歌后舞坪头村。羌笛一曲唐人味，樱桃枝头看早春。这次是在秋天，再寻羌医到茂汶，风吹凤仪自缤纷。白石羊头咂酒赋，碉楼映照新乾坤。, 百拇医药(诸国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