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精神疾病的诊断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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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日
我国的《精神卫生法》历时27年终获通过。该法之所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毋庸讳言与前些年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出现的“被精神病”事件有很大关系。所以，虽然该法可圈可点之处颇多，但舆论的焦点始终集中在该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违背本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医学检查”这一条款之上。
与该款相比，同为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以精神健康状况为依据”，显得颇为多余且备受冷落，因为依据健康状况诊断病情是医学上诊断任何疾病的常规，似乎无需通过立法再予以明确。而事实上该条款使精神状况的诊断有“法”可依，对于从根本上保护精神病人或者“被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至关重要。
1999年上演的电影《没完没了》中有这么一个桥段，阮大伟赖账不愿还钱，韩冬为了整治他，电话打到精神病院，说阮大伟有精神病。于是一帮精神病医生出现在阮大伟面前。领头医生一声“拿下”，这帮白衣天使如训练有素的特警一样迅速把阮大伟擒住。阮大伟反抗说自己没有病，领头医生又现场施教：“看吧，这就是典型的狂躁症状。”说罢拿出电棍对着阮大伟一通乱戳，把阮大伟电得直翻白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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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不断发生的“被精神病”事件，也充分验证了这种“黑色幽默”并非只是出现在电影中，而是经常在生活中上演。大家也许会想，精神病医生总得望闻问切一番才能诊断别人有病吧，而事实上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精神病是一种特殊疾病，就目前来说还没有精确的仪器可进行指标性诊断，只能凭借病史和临床表现进行认定，精神医学还只是一种经验医学。
由于精神病人在我国长期受到歧视，所以说某个人“有精神病”往往带有侮辱性意味，那些因各种原因被强制送到医院的“被精神病人”，情绪不可能不激动，反应也不可能不强烈，正常人谁愿意被扣上一顶“精神病人”的帽子？而这种情绪反应又往往被精神病医生认为是精神病人表现的“狂躁”症状。
与这些“被精神病人”被送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真正的精神病人却没有被送治，这些人往往成了恶性案件发生的“定时炸弹”，仅今年发生的就有数十起之多。如上海一精神病史男子挥刀捅四人、罗定市太平镇丽塘村一疑似精神病人在家中砍亲人一死五伤、界首市吴桥村一精神病男子刺杀妻儿致双胞胎一死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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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病认定与管理的乱象之下，精神病甚至被一些人用来作为逃避罪责的救命稻草。前些年湖北涉嫌黑社会犯罪的杨义勇杀人之后，用重金收买了一份精神病鉴定书，竟然叫嚣自己从此拥有了“杀人执照”。而在马加爵案、药加鑫案发生之后，“是否有精神病”也一次又一次让案情迷雾重重。
保障精神病人或者健康人的合法权益，关键就在于医生能否严格按照“精神健康状况”来作出诊断，而不是仅凭经验主义或者“有病推定”。不要把有病诊断成无病，更不能把无病诊断成有病，从而杜绝在精神病领域“真病”无人管、“被病”遭收治、“装病”逃罪责的乱象。
当然，我们还应以更宽阔的视野来审视和执行这部法律，而不应当把关注的焦点仅放在某个话题之上。有精神病学专家提过一个“灰色理论”，如果将人的精神正常比作白色，精神不正常比作黑色，在白色与黑色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缓冲区域，即灰色区，社会中有很多人都散落在这一灰色区域内。这一灰色区的形成与精神压力、工作环境、社会制度等等都不无关系，要切实把这一灰色区域中的精神“亚健康”人群拯救出来，仅凭医生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显然难以胜任，这就要求我们认真贯彻该法第八条至第十条的规定，监护人、司法行政、民政、公安、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会、共青团、妇联、红十字会、科学技术协会等部门行动起来，让全社会的“精神”都沐浴在法律的阳光下。
图：陆小弟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 http://www.100md.com(郭敬波)
与该款相比，同为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以精神健康状况为依据”，显得颇为多余且备受冷落，因为依据健康状况诊断病情是医学上诊断任何疾病的常规，似乎无需通过立法再予以明确。而事实上该条款使精神状况的诊断有“法”可依，对于从根本上保护精神病人或者“被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至关重要。
1999年上演的电影《没完没了》中有这么一个桥段，阮大伟赖账不愿还钱，韩冬为了整治他，电话打到精神病院，说阮大伟有精神病。于是一帮精神病医生出现在阮大伟面前。领头医生一声“拿下”，这帮白衣天使如训练有素的特警一样迅速把阮大伟擒住。阮大伟反抗说自己没有病，领头医生又现场施教：“看吧，这就是典型的狂躁症状。”说罢拿出电棍对着阮大伟一通乱戳，把阮大伟电得直翻白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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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不断发生的“被精神病”事件，也充分验证了这种“黑色幽默”并非只是出现在电影中，而是经常在生活中上演。大家也许会想，精神病医生总得望闻问切一番才能诊断别人有病吧，而事实上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精神病是一种特殊疾病，就目前来说还没有精确的仪器可进行指标性诊断，只能凭借病史和临床表现进行认定，精神医学还只是一种经验医学。
由于精神病人在我国长期受到歧视，所以说某个人“有精神病”往往带有侮辱性意味，那些因各种原因被强制送到医院的“被精神病人”，情绪不可能不激动，反应也不可能不强烈，正常人谁愿意被扣上一顶“精神病人”的帽子？而这种情绪反应又往往被精神病医生认为是精神病人表现的“狂躁”症状。
与这些“被精神病人”被送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真正的精神病人却没有被送治，这些人往往成了恶性案件发生的“定时炸弹”，仅今年发生的就有数十起之多。如上海一精神病史男子挥刀捅四人、罗定市太平镇丽塘村一疑似精神病人在家中砍亲人一死五伤、界首市吴桥村一精神病男子刺杀妻儿致双胞胎一死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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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病认定与管理的乱象之下，精神病甚至被一些人用来作为逃避罪责的救命稻草。前些年湖北涉嫌黑社会犯罪的杨义勇杀人之后，用重金收买了一份精神病鉴定书，竟然叫嚣自己从此拥有了“杀人执照”。而在马加爵案、药加鑫案发生之后，“是否有精神病”也一次又一次让案情迷雾重重。
保障精神病人或者健康人的合法权益，关键就在于医生能否严格按照“精神健康状况”来作出诊断，而不是仅凭经验主义或者“有病推定”。不要把有病诊断成无病，更不能把无病诊断成有病，从而杜绝在精神病领域“真病”无人管、“被病”遭收治、“装病”逃罪责的乱象。
当然，我们还应以更宽阔的视野来审视和执行这部法律，而不应当把关注的焦点仅放在某个话题之上。有精神病学专家提过一个“灰色理论”，如果将人的精神正常比作白色，精神不正常比作黑色，在白色与黑色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缓冲区域，即灰色区，社会中有很多人都散落在这一灰色区域内。这一灰色区的形成与精神压力、工作环境、社会制度等等都不无关系，要切实把这一灰色区域中的精神“亚健康”人群拯救出来，仅凭医生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显然难以胜任，这就要求我们认真贯彻该法第八条至第十条的规定，监护人、司法行政、民政、公安、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会、共青团、妇联、红十字会、科学技术协会等部门行动起来，让全社会的“精神”都沐浴在法律的阳光下。
图：陆小弟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 http://www.100md.com(郭敬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