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献器官的路 怎么那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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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夜深人静，要是正赶上早晚高峰时，这样的辗转不能想像。捐献器官的路怎么这么漫长，要是常人也有这个愿望，其亲人也愿意执行时怎么办？他们该怎么做？感觉这么麻烦会不会中途放弃？
再过3天，作家史铁生已经离去整整两年了。他捐献的肝脏延续了另一个生命。可为了这捐献夫人伴着他走了最后的19公里，到了3家医院，历时6个多小时。让人不禁问——
史铁生生前就表达过想把自己的器官捐献的愿望。2010年12月31日的那个夜晚，他的夫人陈希米等人为完成铁生的愿望，从东向西穿越偌大的北京城，伴着他走了3家医院。先是从城东的朝阳医院到城南的宣武医院，行车距离8.7公里，接下来再出发，从宣武医院到城西的武警总医院，距离10.18公里。从铁生因脑出血陷入深度昏迷，希米决定实现捐献的那一刻起，历时6个多小时。
过程再现
2010年12月30日晚上9点半多，120救护车载着昏迷的铁生，从朝阳医院的急诊转向由凌锋教授任主任的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凌锋说她要用职务之便对铁生破次例，找间单独的病房，希望他最后能走得平安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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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史铁生送往宣武医院的路上，凌锋教授就给天津红十字会打电话，让他们派人来。因为遗体捐献需要一系列复杂的手续，到宣武医院后实施保守抢救，以等待天津红十字会派出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从天津赶来。3小时后天津的协调员终于赶到，陈希米签署了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器官捐献志愿书等。这时，宣武医院的大夫和天津红十字会的协调员却说，要带着铁生继续出发。当时陈希米等人都愣了：怎么还要再转院？此时已是12月31日凌晨两点多。
原来宣武医院不具有器官移植资质，而在北京与天津红十字会有关联的，只有武警总医院。于是从30日晚6点开始进入朝阳医院急诊室，后转入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到已坚持到31日凌晨两点多的铁生，又被抬上救护车，转入第三家医院，才完成他那“白白烧掉未免可惜，浪费总归不好”的生前遗愿。
问题一
为什么舍近求远
如果病人和家属要捐献器官，最好是让病人和家属原地等待有资质医院的医生赶过来手术。如果医生不能来，那就找一家距离近的医院。这一方面是免得病人和家属折腾，令人纠结焦虑；另一方面也是器官移植的需要。因为国情民意，目前我国实行的不是脑死亡，而是心脏死亡后获取人体器官，病人心跳停止后，留给医生和病人的时间不多，因此要争分夺秒。人心脏停止跳动后，血液循环也随之停止，导致其他器官功能渐趋衰竭，器官允许缺血的时间是：心脏3至4分钟，肝脏5至8分钟，肾脏30分钟，骨和眼角膜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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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北京宣武医院的确没有做过器官移植，不具备摘取人体器官的资质，但在它的南边有北京佑安医院，北面有北大人民医院，两家医院都是开展肝移植多年的有资质的医院，人民医院的眼科也可以摘取眼角膜。而且这两家医院的肝移植中心长期都有十几位在等待移植的病人。宣武医院到佑安医院距离是3.32公里，宣武医院到北大人民医院的距离是5.66公里，而宣武医院到武警总医院的距离是10.18公里。如果说朝阳医院到宣武医院还是与铁生的人生有关的话，那么剩下的路则跑得真是有点冤枉，甚至完全可以避免。
为什么舍近求远，家人朋友要提心吊胆陪伴着史铁生跑上近20公里的路去捐献器官？原因就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卫生部于2010年3月启动的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当时的11个省市中没有北京，而天津在其中。其后试点省市又扩大到16个，但北京还没有进入。这就意味着眼下如果北京市民要捐献器官，理论上也会有这样的过程。
再进一步，就是很多医院有顾虑，怕担风险，不愿开展器官捐献工作。在医患关系紧张的现实面前，很多医生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开展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目前全国只有160多家，而有捐献意愿和潜在可能性的病人，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可是分散在各家医院里。广东深圳是捐献器官做得较好的城市，但就在今年9月发生了一件事，一位名叫赵香的22岁的打工者，在离开这个世界前有个最后心愿就是捐出全身的器官。但她没能如愿，因为其所住的医院不愿提供手术室。在转院途中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因耽搁过久，她的大部分器官不再适合捐献，最终用于救人的只有眼角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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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表示：阻碍我国器官捐献的不是我国的文化传统，落后的是我们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目前，卫生行政部门、各地红十字会之间以及与其他单位之间，还未形成规范有效的协调机制。按照现行规定，捐献器官者在工作地实现捐献需要户籍地、近亲属所在地等出具相关捐献手续，等各种手续办全了，恐怕最佳捐献时机早已错过。
问题二
谁来帮扶捐献者家属一把
史铁生离去的那天晚上，宣武医院凌锋医生的角色其实就是位兼职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虽然没有红十字会的认证，好在她是神经外科的专家。她联系了天津红十字会的移植办公室，那里派了专职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前来。
按照我国现有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器官捐献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凡有意愿捐献器官的个人，可以在生前通过书面的形式申请器官捐献登记。对于没有登记的，在其身故后，如果其生前表达过捐献意愿，其配偶、成年子女和父母也可以以书面形式帮助其完成捐献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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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生前有捐献意愿，夫人陈希米要完成其意愿，铁生说的是一句话，可希米却要经历整个过程。她面对的是失去亲人的巨大悲伤，同时还要理智地阅读捐献器官的说明文字，填写一系列表格，帮助其完成意愿。
在国外有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国内一些地方也有。他们和家属共同面对器官捐献，协助家属来完成。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总设计师王海波介绍，器官获取的前提是要对家属给予周到且有力的支持，不应该让器官捐献这件事再增加家属的负担，要减少或是避免他们包括心理、情感和经济上的负担。他说对家属而言，器官移植不是一个纯医学的决定，而是一个情感的决定，一定要呵护，要细致入微。他们做出的决定，应该被肯定、被鼓励、被尊重。王海波讲述了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一位决定捐献孩子器官的妈妈希望最后再为孩子讲讲她喜欢的故事，孩子在重症监护病房，那里的管理非常严格，护士长再三考虑，没让她进入。结果这位妈妈只能在病房外对着孩子所在的方向讲故事，妈妈是在楼道里和孩子告别(这件事让医务人员难过。据悉，该医院已准备为捐献器官者安排了专门的告别间)。所以我们的器官捐献与获取的过程需要全方位的设计，而器官捐献协调员是其中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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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献协调员需要有专业资质。红十字会对专职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规定的职责是：负责人体器官捐献的知识普及、宣传动员和咨询；与潜在捐献者家属进行沟通，讲解器官捐献的基本常识以及相关政策等；指导捐献者或其亲属填写自愿捐献书、登记表，指导提出救助的困难家庭填写人道救助申请，并向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报告；见证器官获取和运送过程；参与协调对捐献者家属的慰问等工作。
点评
北大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北大人民医院朱继业教授说，器官捐献的理想状态是，病人若要捐献可告诉医生，然后医院联系红十字会的协调员和器官获取组织，在心跳停止后安排有资质的医院的医生来取，而不用病人和家属“跑来跑去”。至于决定捐献后所产生的医疗费用，比如用人工肺维持呼吸，不用家属支付。同时完善统一的、公平公正的全国器官分配与共享体系，形成科学的器官分配制度。捐献者在丧葬方面民政部门要有优惠政策。
本报记者 张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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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卫生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150万名患者需要通过器官移植来拯救生命，但是，每年可供移植的器官数量还不足需求量的百分之一。
记者手记
新年将到来，我们却旧事重提。作家史铁生已离去两年了，但在这两年中捐献器官不容易的局面并没有改变。一方面是器官供体的奇缺，另一方面是有人有捐献意愿，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难于实现。就在此文写就之际，终于有了好消息，12月19日北京红十字会宣布，明年将建立器官移植管理中心。消息说市红十字会将根据卫生部的要求与市卫生局论证，探索启动器官捐献工作，争取市有关部门支持，建立器官移植管理中心。市红十字会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这项工作正在做前期准备工作。预计中心运营后，将可受理器官捐献等业务。期盼着器官移植管理中心的建立能更快些，管理得更科学，捐献者就不必像铁生和希米这样辗转于医院间了。
“如果生命不能继续，就让生命延续。”(深圳红十字会的公益广告语)新年，让生命看到了新希望。,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