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对中医肿瘤学的贡献与拓展》的商榷
近日拜读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周岱翰先生大作《对中医肿瘤学的贡献与拓展》(简称《拓展》)一文，获益良多，但也感到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商榷，本着学习的态度，就《拓展》一文中几个问题想与周先生讨教，浅薄之处尚请周先生及同仁们指正。
1. 《拓展》一文中提到“仲景于《伤寒杂病论》，创立一套以脏腑经络学说为核心的辨证方法，奠定了中医肿瘤学临床论治规范，强调治疗肿瘤应‘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业内的共识是：《伤寒杂病论》是中医经典著作，书中的理法方药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对临床各科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认为《伤寒杂病论》对肿瘤疾病的治疗同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要上升到“奠定了中医肿瘤学临床论治规范”的高度，我们则持怀疑态度，这是因为，《伤寒杂病论》并未正式提出“肿瘤”这一病名，更谈不上治疗肿瘤的规范。
至于“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语出《伤寒论》第16条“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之也。”我们的理解是：太阳病误治后成为坏病，坏病证候复杂，变化多端，无定方定法可依，需审定坏病的原因和性质，按证立法，灵活治疗。正如《伤寒论条辨》对“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论述“盖既不可名以正名，则亦难以出其正治。故但示人以随机应变之微旨，斯道之一贯，斯言尽之矣” 。“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体现出了辨证论治的思想，这种思想对临床各种疾病都有普遍指导意义，但是仲景并未强调“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是针对具体某一种疾病的，而且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仲景并未提出肿瘤这一概念，因此周先生所说“《伤寒杂病论》强调治疗肿瘤应‘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恐非仲景本意。
, 百拇医药
2.《拓展》一文将《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归为“大约成书于西汉至东汉时期”，这种说法有待商榷。据考证关于《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约有三类观点：第一种是“约在秦汉时期(一说战国时期)”，见于《简明中医词典》及《中国医籍提要》；第二种是“东汉末迄宋齐之间”，见于陈邦贤《中国医学史》；第三种是“成书于东汉”，见于贾得道《中国医学史略》，“《神农本草经》···其中所记药物产地为东汉时地名，再考其内容多重视养生、服石、炼丹、神仙等情况，和东汉时的风气也相合。所以成书大致成于东汉是可以相信的”我们更倾向于贾得道的观点。
3. 《拓展》一文将《神农本草经》的地位论述为“后世有关···以及恶性肿瘤的辨证论治，皆沿袭《本经》最早开创的先河”。这似乎有一种“莫须有”的感觉，按照周先生的观点，“中医肿瘤学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研究各类肿瘤性疾病的病因病机、发病特点、辨证论治规律及预防康复保健等的一门临床学科”。遗憾的是，《拓展》一文关于《神农本草经》对各类肿瘤性疾病的病因病机、发病特点、辨证论治规律及预防康复保健等内容或者论述不够明朗，甚或无具体论述。我们认为《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第一部中药学典籍，对后世的中药学发展，包括制方制药等中药学理论具有重要科学和历史价值，这就是《神农本草经》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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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拓展》一文中肿瘤和癌的概念似有含糊不清，并将肿瘤和癌相提并论。我们认为，肿瘤不等于癌症，癌症是肿瘤的一种，两者的治疗不同。此外《拓展》一文对癌的发展史语焉不详。我们认为1170年宋代东轩居士撰写的《卫济宝书》五发“痈、疽、瘭、痼、癌”中的癌即现代医学中的恶性肿瘤。时隔94年之后的1264年，宋代杨士瀛《仁斋直指方》首先设立癌病一门，积聚、癥瘕、痞块单设一门，此后癌症这一病名彻底独立出来，《直指方》并对癌的诊断、内外治法、预后给出正确扼要的论述，如“上高下深，岩穴之状，根毒深藏，穿孔透里，男则多发于腹，女则多发于乳，或项或臂，外证令人昏迷···”，此后历代名著诸如内、外、妇、儿、五官等书在《直指方》的启迪下，设有癌(中医的“癌”通“岩”)病的病名或门类，这是杨士瀛的一大贡献，而《拓展》一文似乎将此归功于《本草经》。此外，《本草经》所载药物并非专为肿瘤而设，而且其所载药物的功效是经过由历代医药家以及近现代中药药理学研究而不断补充完善的，是对《本草经》的拓展，而非周先生所言“《本草经》对中医肿瘤学拓展”，也正因如此，《拓展》一文将人参、黄芪、灵芝等补益之药列入抗癌药中，并归功于《本草经》似乎有些牵强。, 百拇医药(刘海晔 张桐 李今垣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 《拓展》一文中提到“仲景于《伤寒杂病论》，创立一套以脏腑经络学说为核心的辨证方法，奠定了中医肿瘤学临床论治规范，强调治疗肿瘤应‘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业内的共识是：《伤寒杂病论》是中医经典著作，书中的理法方药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对临床各科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认为《伤寒杂病论》对肿瘤疾病的治疗同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要上升到“奠定了中医肿瘤学临床论治规范”的高度，我们则持怀疑态度，这是因为，《伤寒杂病论》并未正式提出“肿瘤”这一病名，更谈不上治疗肿瘤的规范。
至于“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语出《伤寒论》第16条“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之也。”我们的理解是：太阳病误治后成为坏病，坏病证候复杂，变化多端，无定方定法可依，需审定坏病的原因和性质，按证立法，灵活治疗。正如《伤寒论条辨》对“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论述“盖既不可名以正名，则亦难以出其正治。故但示人以随机应变之微旨，斯道之一贯，斯言尽之矣” 。“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体现出了辨证论治的思想，这种思想对临床各种疾病都有普遍指导意义，但是仲景并未强调“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是针对具体某一种疾病的，而且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仲景并未提出肿瘤这一概念，因此周先生所说“《伤寒杂病论》强调治疗肿瘤应‘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恐非仲景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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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拓展》一文将《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归为“大约成书于西汉至东汉时期”，这种说法有待商榷。据考证关于《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约有三类观点：第一种是“约在秦汉时期(一说战国时期)”，见于《简明中医词典》及《中国医籍提要》；第二种是“东汉末迄宋齐之间”，见于陈邦贤《中国医学史》；第三种是“成书于东汉”，见于贾得道《中国医学史略》，“《神农本草经》···其中所记药物产地为东汉时地名，再考其内容多重视养生、服石、炼丹、神仙等情况，和东汉时的风气也相合。所以成书大致成于东汉是可以相信的”我们更倾向于贾得道的观点。
3. 《拓展》一文将《神农本草经》的地位论述为“后世有关···以及恶性肿瘤的辨证论治，皆沿袭《本经》最早开创的先河”。这似乎有一种“莫须有”的感觉，按照周先生的观点，“中医肿瘤学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研究各类肿瘤性疾病的病因病机、发病特点、辨证论治规律及预防康复保健等的一门临床学科”。遗憾的是，《拓展》一文关于《神农本草经》对各类肿瘤性疾病的病因病机、发病特点、辨证论治规律及预防康复保健等内容或者论述不够明朗，甚或无具体论述。我们认为《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第一部中药学典籍，对后世的中药学发展，包括制方制药等中药学理论具有重要科学和历史价值，这就是《神农本草经》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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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拓展》一文中肿瘤和癌的概念似有含糊不清，并将肿瘤和癌相提并论。我们认为，肿瘤不等于癌症，癌症是肿瘤的一种，两者的治疗不同。此外《拓展》一文对癌的发展史语焉不详。我们认为1170年宋代东轩居士撰写的《卫济宝书》五发“痈、疽、瘭、痼、癌”中的癌即现代医学中的恶性肿瘤。时隔94年之后的1264年，宋代杨士瀛《仁斋直指方》首先设立癌病一门，积聚、癥瘕、痞块单设一门，此后癌症这一病名彻底独立出来，《直指方》并对癌的诊断、内外治法、预后给出正确扼要的论述，如“上高下深，岩穴之状，根毒深藏，穿孔透里，男则多发于腹，女则多发于乳，或项或臂，外证令人昏迷···”，此后历代名著诸如内、外、妇、儿、五官等书在《直指方》的启迪下，设有癌(中医的“癌”通“岩”)病的病名或门类，这是杨士瀛的一大贡献，而《拓展》一文似乎将此归功于《本草经》。此外，《本草经》所载药物并非专为肿瘤而设，而且其所载药物的功效是经过由历代医药家以及近现代中药药理学研究而不断补充完善的，是对《本草经》的拓展，而非周先生所言“《本草经》对中医肿瘤学拓展”，也正因如此，《拓展》一文将人参、黄芪、灵芝等补益之药列入抗癌药中，并归功于《本草经》似乎有些牵强。, 百拇医药(刘海晔 张桐 李今垣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