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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身密码——安慰剂效应
http://www.100md.com 2013年6月5日 健康中国人网
心身密码——安慰剂效应
Placebo

     安慰剂效应的发现和确认,推动了西方传统医学向现代医学演进,也是当今现代药物临床试验必须跨过的一道门槛。知晓此效应的中医支持者,强烈反对检验中药的安慰剂效应,所担心的正是害怕,绝大多数配方最终被证明并没有特异的治疗效果,所有治疗效果只不过是安慰剂效应和疾病自愈的加和。但西方传统医学正是经历自我否定后,保留下极少真正有用的治疗药物和方法后涅槃重生。鉴于,我们的传统和政治,要在短时间内对中医进行废医验药并不现实。虽然,有些人坚持,人有愚昧的权利。但笔者认为,尤其在医学实践领域,这不是伤害或看着人受伤害而心安的理由。面对当前的社会现实,笔者只能希望,有关部门着手制定,更加严苛的中成药标准,淘汰那些已被现代药学等相关学科确认致癌、强烈肝肾毒性的草本以及重金属及其化合物入药。给相信中医的大众,提供更加安全的中成药(安慰剂),是当前卫生部、药监局等有关部门的首要责任。

    安慰剂(Placebo)词源

    “To?Cure?Sometimes,?To?Relieve?Often,?To?Comfort?Always.”——?E.L.Trudeau?(1848-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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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能治愈,常常是缓解,总是去安慰。”对于医学这个行当的临床实践,这句格言,常常被引用。即便人类最终能治愈所有疾病,但死亡恐怕仍然不可避免,那么这句话也就永不过时。但是医生要如何才能安慰病人?方法很多,但历史上第一个将安慰剂(?placebo?),安慰疗法,引入医学实践的是18世纪的英国名医William?Cullen(1710–1790),他彻底转换了placebo的词义,将它从一个宗教词汇转义为医学术语。如今,安慰剂一词已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医学词汇之一。

    placebo?是一个拉丁词,本义是“I?will?please?the?Lord.”最初出现在用拉丁语翻译的希伯来文圣经中,是个宗教词汇。中世纪天主教的教堂中,将这个词用在葬礼上。到13世纪的时候,对逝者过度的吹捧和廉价奉承的葬礼悼词,引起广泛厌恶。人们使用‘sing?placebos’,指代马屁精,从此这个词在世俗意义上成为一个贬义词汇。

    医学史家对Cullen为何将这么一个贬义的词汇引入医学实践,总是要去寻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他们认为,由于Cullen本人相信所有疾病都可以看作某种神经紊乱。而医生应该扮演一个绅士般的倾听者,根据病人的情况,选择特定的药物治疗病人的紊乱,或者对那些无药可治必死无疑的患者,使用placebo,安抚他们的紊乱。在这种特定的情景下,placebo一词也就不再具有任何贬义。Cullen不仅是位名医,也是一位教师,他的讲义影响了数千名医生,在英美都享有盛誉。在他现存的讲义上,Cullen两次明确地提到了安慰剂(placebo)。至1785年,再版的《New?Medical?Dictionary?》正式将安慰剂(placebo)一词,收录进新医学词汇,并将其定义为无特定疗效的方法或药物。自此,安慰剂或安慰疗法正式进入人类文明,只要我们依然是拥有强烈情感的物种,安慰剂效应必将与我们永远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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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慰剂效应(placebo?effect)

    将安慰剂(安慰疗法)引入医学实践的Cullen,可能万万想不到,安慰剂(或安慰疗法)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真的能治病!尤其是针对某些特定的疾病,安慰剂/疗法能够快速治愈或至少能极大地缓解病人的症状。这个神秘莫测的效应,被西方医生正式确认后,动摇了已传承数千年的西方传统医学的根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让西方传统医学的医生,成为治疗的虚无主义者。他们转换了自己的角色,成为安慰者,观察者、分析者和实验者。今天的医学史家,通常把1801年,内科医生海加思做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临床试验,视作人类第一次瞥见强大的安慰剂效应。

    1801年,不知什么原因,约翰·海加思(John?Haygarth)突然想到,可以采用安慰疗法做真实疗法的对照。海加思所在的时代,有一种流行疗法,医生常使用一根金属棍,缓解患者的各种痛苦,据说是因为金属棍拥有神秘的电磁现象。海加思的对照,是一根伪装成金属的木棍,他万分诧异地发现,金属棍和木棍,这两者缓解症状的效果没什么差别。海加思由此认识到,患者的期待会对疾病产生神奇而强大的影响。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往前再走一步,想明白金属棍的疗效,恐怕和神秘莫测的电磁毫无关系,其表现出来的治疗效果,同样来自于患者热切的期待。虽然他并没有在论文中明确提出安慰剂效应一词,但今天的医学史家,通常会将这个词追溯到他头上。当然,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更让人诧异的恐怕是,放根棍子在身上,无论是金属的还是木头的,怎么可能缓解比如头疼脑热这些症状?那样的话,他将成为先知,在医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就这样被海加思在几乎完全无心中推倒,这个简单地思想和变革(在临床实验中使用安慰对照组),拉开了传统医学向现代医学演变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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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海加思后,不到一个世纪内,欧美的医生们,慢慢地发现,以往认为有确切治疗效果的药物或者方法,似乎和安慰剂以及安慰疗法,不相伯仲。这样的流言在医学界内部四处流传,让一些老权威发怒,也让一些年轻的医生产生了更加大逆不道的想法。有些胆大包天的医生,干脆放弃了一切治疗,仅对患者做基本的护理和心理安慰。他们诧异地发现,许多本来认为必死无疑地疾病是可以自愈的。更让人惊诧地是,简单护理,不进行任何特殊的治疗,死亡率反而下降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总有人会站出来对皇帝的新衣大喝一声,压根不存在什么新衣!

    1876年,哈佛教授爱德华·?H·克拉克(Edward?H.?Clarke),出版了一本书——《美国百年医学:1776-1876》。书中系统总结了许多疾病自愈的研究,并明确指出,只护理不“瞎”治疗,患者通常更快恢复,或者死亡率下降。治疗的面纱就此被无情地撕破,这本书彻底摧毁了,一个不知流传了多少万年的信念。生了病就得进行某种治疗,无论是巫术还是药物。这个顽强的理念,终于被彻底打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的医生和患者已经习惯了,重护理轻治疗。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的内科医生们不再谈论如何治疗病人。医生们开始转换身份,成为安慰者、观察者以及病理学家,将疾病仔细分类,统计死亡率,自愈需要的时间,研究患者的具体死因。据说,这段治疗的虚无时期,也是西方医学史上,医患关系的黄金时期,医生和患者的关系,是颇有人情味的帮助和安慰。当然,随着现代医学的崛起,医生再次获得了治疗疾病的能力,这次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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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过惨痛教训的西方医学界,今天,在拥有有史以来最强悍的药物和治疗手段之后,欧美医学界对待治疗的态度依然是慎重的。以父母们最心忧难耐的小儿腹泻发烧这样的疾病为例,在欧美,医生会优先让家长,进行简单护理,注意观察,不会轻易进行任何治疗,除非真的需要。我们引进了现代医学的技术,但是看看医院里壮观的小儿集体输液的壮观景象(这不是用医院想赚钱就能解释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就明白我们离现代医学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微生物致病说的兴起,公共卫生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健康水平。犹如一场大戏,在临床治疗陷入最绝望地深渊时,生物医学的相关学科领域却在迅猛发展(生物化学、生理学、微生物及免疫学、病理学等,就是医学生学得最痛苦的医学基础课),以青霉素为代表的药物仿佛从天而降,它们里应外合地颠覆了传统医学,现代医学就此诞生!从此医学也像数学以及其它自然科学一样,可以跨越国家和文明的界限,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至少对地球上的人类而言,是这样的。目前,以生物学为基础的现代医学迅猛发展,势不可挡,我们终于有一线微弱的希望,回答先祖们早在数千年前就提出的关于生和死的终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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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药物的研发已进入快车道,越来越多的疾病找到了真正有效的治疗方法。而专业的急剧分化和分工,让许多医生遗忘了安慰剂效应或者不知道它到底有多么强大。曾经亲历治疗的虚无主义到治疗的乐观主义大变革的托马斯·刘易斯(内科医生、病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在他知名的科普作品中说,由于过去的医学史过于黑暗,如今的医学教育倾向于忽略那段黑暗的历史,也是导致医学生们不把安慰剂效应当回事的原因之一。

    但总有些人对这种神秘难测,捉摸不定的效应着迷。1955年,Beecher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本书,《强大的安慰剂》。这本书,推动FDA做出规定,任何临床研究,在不违背伦理的情况下,一定要尽力排除安慰剂效应,以获得真实特定的疗效判断。现在,任何临床试验,如果安慰剂试验组没有出现相应的症状改善或“治愈”,多数情况下,会被行家认定是作弊(篡改数据以便让药物看起来有效)。或者,这意味着试验设计有重大缺陷,比如两组病人情况相差过大,一组身强力壮一组老弱病残。

    现代医学飞速前进,医生和患者对治疗的信心达到史上空前的高度。研究者发现,这种社会环境,非但没有减弱安慰剂效应,反倒起到加成效果。当越来越多的临床研究者,饱尝安慰剂效应的威力后(大多数新药在临床三期实验的时候,被发现没有真实的治疗作用),其中一些干脆转向研究安慰剂效应本身。他们试图探索,隐藏在安慰剂效应背后的心理机制,以及患者的身心是如何相互交互的?简言之,心想为何就能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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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对安慰剂效应进行客观研究,并非易事。因为,患者一旦知晓他们吃的是安慰剂,这种强大的效应就会消失,并且这种效应的强度,明显地因人因病而异。研究中发现,医生的态度,负面的表情,语言表达等都会产生强烈的干扰。这倒是解释了,为何自古至今,从来不存在不自信的名医。这些早期的研究,虽然并没有让我们理解安慰剂效应的机制,但它们推动了双盲试验在临床研究中的广泛推广。如果医生知道病人吃的是安慰剂,就很容易露馅,妨碍安慰剂效应的出现,以至于得不到或严重干扰客观结果。更糟的是,还有可能出现反安慰剂效应,让病人的病情超乎寻常的恶化。为了尽可能屏蔽安慰剂效应,在临床试验中,不仅病人不能知道自己吃的是药还是安慰剂,一线医生也同样不能知道。

    由于安慰剂效应涉及到主观认知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复杂交互,同时普遍存在的投桃报李心理机制,让患者不由自主地“讨好”殷切的治疗者,给评价真实的安慰剂效应带来巨大障碍。但脑成像技术的出现,以及对痛觉生理机制的深入了解。正在帮助我们理解,安慰剂是如何引发真实地镇痛效果的。这涉及到大脑自身分泌地一系列内源镇痛物质,如内啡肽、强啡肽和脑啡肽等。同时,当前的初步研究也发现,在涉及到免疫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疾病(如糖尿病)时,安慰剂效应最弱。这或许就是中药治疗糖尿病,一定要掺入现代药物的原因吧。因为,对于糖尿病,安慰剂效应不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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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使用安慰剂,如何使用安慰剂,取决于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医疗传统。或许,有一天在针对某些特定的疾病时,医学界会谨慎地再次推荐安慰剂治疗法,尤其在抑郁症治疗的初期。数年前,针对全美医生的一个调查显示,许多医生承认他们会对病人使用安慰剂,尤其是当他们怀疑患者是疑病症时,更是如此(通常是维生素片,下次你去医院,医生给你开这个,九成的可能是他觉得你没什么毛病。)。如果糖丸就能很好的缓解症状(患者自述的疼痛、疲惫等),那自然就不需要使用真实的药物。但这种做法,颇有争议,因为安慰剂效应对症状的掩盖,有可能耽误一些严重疾病的早期预兆。

    一些研究者认为,每年药房出售的1/3药物,实际上可以使用糖丸安慰剂替代,这可以节省大笔医疗费用的同时让副作用降到最低。然而这其中蕴藏的风险以及伦理难题,恐怕永远也克服不了。在临床上推荐使用安慰剂,有一个跨不过去的伦理难题,在特定治疗而非实验的情况下,不告知病人服用的是安慰剂,就违背了病人的知情权。但是,安慰剂效应的微妙之处在于,病人必须相信自己服用的是有特别效果的药物,而不是糖丸!一旦病人知晓服用的是糖丸,那就不太可能出现治疗效果。这个悖论,让那些试图将安慰剂效应引入临床实践的研究者,找不到两全之法,即诚实还要保住安慰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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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中国,恐怕是最有希望实现,依靠大规模安慰剂效应,节省医疗成本的国家。我们有大批真正的发自内心深处相信中医的医生和患者,国家只需给他们提供“特别的”安全无毒的中成药糖丸就行,当然要有中药的味道。美剧《豪斯医生》的爱好者,或许记得,剧中那位傲慢自大混账腹黑的豪斯医生,特别不愿意坐门诊。他认为只需要派一个猴子去,拿着一瓶解热镇痛药就足以治疗大多数门诊患者了。虽然,这部美剧存在非要将小病搞得很复杂的噱头,不过,对于非医学专业的大众而言,也可以算是一个基础医学理念和医学伦理(这是重点)入门的好剧。推荐1-3季。

    附:双盲法

    让我们先从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单盲试验开始吧。

    1863年,法国皇帝的副官法威,向拿破仑三世建议,任命巴斯德研究葡萄酒何以变质,这一严峻问题几乎把法国葡萄酒的外贸市场摧毁。经数年研究,巴斯德拿出了解决方案,在隔绝空气的情况下,将葡萄酒在60~100摄氏度之间加热片刻,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巴氏消毒法的来源,其应用范围已进入牛奶和啤酒领域。但当时,许多人担心,这会破坏法国葡萄酒独特的口味。酒商、记者、议员等是反对的主力,于是巴斯德组织了数次单盲品尝会。显然,为了避免本就强烈存在的先入之见,品尝者不能知道他所品尝的葡萄酒是否经加热处理,但巴斯德知道每个样品是否经加热处理。品尝者们发现自己无法区别加热和未加热的葡萄酒,于是异议消失。巴斯德又一次说服了大多数人。

    在临床实践中,许多实验需要漫长的时间。研究者发现,和患者直接接触的医生们,如果知道谁服用的是真正的药物,就会不由自主地,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射到这些患者身上。由此导致更强的安慰剂效应,并引发更多的投桃报李这种礼尚往来效果。所以,为了得到真实而特异地治疗效果,与病人直接接触的医生也不能知道,患者服用的到底是真实的药物还是安慰剂。这种实验方法就被称为双盲。进一步的,所有数据在分析时,分析员也不知道两组病人的服药情况,直到结果揭晓。这是为了避免,分析员在选择分析方法,或剔除一些明显不正常的数据时,做不到客观性。, 百拇医药(三思逍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