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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废除中医乃民国历届政府之共识
http://www.100md.com 2013年11月1日 国医在线
    争论:废除中医乃民国历届政府之共识争论:废除中医乃民国历届政府之共识

    图注:中医理论中所谓的五行与五脏关系图

    导语:

    近年来,“中医”之存废已成常态热门话题,甚至出现了“美国承认策划了消灭中医的阴谋”这般匪夷所思的谣言。其实,无须美国“策划”,揆诸历史,民国历届政府,已无一承认“中医”。

    一、“废除中医”,是民国知识界的共识

    最早提出“废除中医”且产生一定影响者,当属晚清国学泰斗俞樾。俞氏于1879年撰成《废医论》一文,明确建议废除中医;晚年又增补一篇《医药说》,认为“医可废,而药不可尽废”。俞氏生活的时代,西医在中国影响力极微,俞氏本人对西医也无多少了解。其提出“废除中医”,并非以西医为参照,而是基于其个人对中医赖以依存的“理论经典”如《黄帝内经》等著作的深入考据。譬如:在俞氏看来,中医所谓的脉象与脏腑的关系,各种“理论经典”众说纷纭,并无一致意见,甚至连脏腑的具体名目,也不尽相同,天下中医却无不以脉象为诊病依据,这实在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但俞氏不否认某些中医药方对治病有效,所以,在批评中医“医道”乃虚幻之物的同时,也保守地认为“药不可尽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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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樾的弟子章太炎、章太炎的弟子陆渊雷,均曾深入研究中医的各种“经典理论著作”。二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废除中医”的口号,但其对中医的基本态度,与俞樾其实完全一致。譬如:章太炎认为,中医基础理论中的阴阳五行说,根本就是扯淡,《尚书》、《周礼》中拿五行来配五脏,只是为了祭祀,跟治病没半毛钱关系。《黄帝内经》超过四分之一的内容在大谈五行与脏腑的关系,进而推演出种种治病之法,完全都是谬论,其书乃是垃圾。故而,章氏告诫门下弟子,若学习中医,千万不要去学什么中医的医理医道,那都是骗人的,只可去学中医的药方,而且对这些药方的有效性,还需重新进行验证。陆渊雷是民国年间提倡“中医科学化”的领军人物,与中医界关系相当密切,曾与主张彻底废除中医的代表人物余云岫激烈论战,但即便是他,也同样认为,中医的所谓“理论基础”,完全是“凭空结撰”而来,只有药方,因有数千年不断试错的经验在其中,尚值得学习总结。

    图注:康熙皇帝画像。1693年,康熙罹患疟疾,宫内御医束手无策,后赖耶稣会传教士使用西药金鸡纳霜,方才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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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晚清民国,并不止俞樾、章太炎等国学泰斗对中医的理论基础持否定态度。事实上,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许多知名学者都曾努力钻研过中医的“经典理论著作”,试图找出其中的合理之处,以建立一种科学的学术体系,但结果无不铩羽而归。如严复认为中医的理论基础,“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乃是自我臆造,并无临床实证为依据。梁启超则认为,中医建构在荒唐的阴阳五行学说上,“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态度最激烈者,当莫过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的抨击,在陈看来,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又“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动辄拿“古方”说事,“其术殆与矢人同科”——“矢人”,即造杀人之弓箭的工匠。在陈独秀看来,所谓中医,与杀手乃是同义词。此外,一心欲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寻求民族自信心、寻求救国之道的梁漱溟,同样对中医表达了激烈的难以认同:

    “中国说是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西医处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药,无大出入;而中医的高手,他那运才施巧的地方都在开单用药上了。十个医生有十样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究竟病是什么?病灶在哪里?并不定要考定,只凭主观的病情观测罢了!某药是如何成分?起如何作用?并不问。只拿温凉等字样去品定,究竟为温为凉,意见也参差的很。他那看病用药,哪能不十人十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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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而言之,除了中医界,批判中医、废除中医,实乃民国知识界的共识。争论:废除中医乃民国历届政府之共识

    二、废除中医,也是民国历届政府的共识

    终民国之世,无论中医业界如何抗议,如何运动,中医始终无法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无法进入高等教育体系。可以说,否定中医、废除中医,乃是民国历届政府的共识。

    1、北洋政府治国16年,一直坚持将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

    中、西医之争,自晚清始,至民国已在政、学两界基本形成共识。1912年7月,以袁世凯为总统的北洋政府举行教育会议,制定新的《壬子癸丑学制》,首次明确将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11月, 当局又颁布《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其中医学、药学两大学科各开设有数十门课程,中医、中药不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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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种设置,曾一度引发当时中医业界的恐慌与抗议,并联名上书教育部,要求增设中医课程。当局不但无视此种抗议,更于1913年由教育总长汪大燮出面,否决了中医界申请注册“北京中医学会”的要求,汪大燮并公开表示:“吾国医毫无科学概要根据”、“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指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一节,难以照准。”事情最后闹到国务院,国务院的回复比汪大燮柔缓,虽声称未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但同样明确表示,正规教育系统所定课程,须“先其所急,(对中医)致难兼采”,换句话说,中医界自己愿意怎么玩都可以,但当局绝不会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基于当局的此种态度,1915年,曾有中医界人士自行创办中医学校,要求当局立案注册。北洋政府的应对之策,是将此类学校视作卫生机构,划归内务部管辖,教育部则仍持拒绝接纳之立场。此后数年,中医界自行创办了不少中医学校,但没有一所中医学校,得到过教育部的承认。中医界曾在1925年发起过一场声势颇大的运动,要求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但教育部的回复是:“(中医)不合教育原理,未便照办”。概而言之,北洋政府时代,虽处乱世,教育总长如走马灯般不停更换,但当日的教育界人士,坚定反对中医的立场,却始终未变。历届政府,对教育部的这种立场,也一直是支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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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注:民国史学大家陈寅恪。陈先生对中医之无科学性深恶痛绝,曾谓:“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争论:废除中医乃民国历届政府之共识

    2、国民政府直到1949年,始终顶着压力,未让中医进入正规教育系统

    1927年北伐成功之后,民国进入国民党执政时期。国民政府在政治立场上虽然是北洋政府的对立面,但在对待中医的态度上,却始终如出一辙。此前偏安时,已出台过取缔中医施行细则及禁止中医进入大学法令。北伐完成,迁都南京后,中央卫生会议又一度作出“废除中医”的决定——事件的起因,是国联1928年来华考察,发现偌大中国竟然没有卫生部,提出批评;政府及国人也深受刺激,决定成立“全国卫生委员会”。要成立该机构,首先就需要解决“谁有资格算医生”这个问题。1929年,首届“全国卫生委员会”委员们齐聚南京,开会商讨这个问题,委员们一致认为,医生需要一定的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知识。中医从业者严重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故而不具备医生资格,国家应该逐步废除中医。但考虑到目前国内西医数目有限,难以承担全国的医疗卫生职责,故决定不搞一步到位,而以40年时间为限,来逐步废除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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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卫生会议“废除中医”的决定引发了全国中医界的大恐慌,随之掀起大争论、大抗议。虽然国民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解释称“废除中医”的提案虽获通过,但暂时不会执行,然而另一方面,不久之后,教育部和卫生部又有通令,禁止中医参用西药及西医器械,并将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其使用学校名称,不得列入学校系统,中医医院须改称医室。1931年,在冯玉祥等落魄政客的投机性支持下,南京曾一度设立过“中央国医馆”,但始终未获教育部及卫生部的明确支持,与“中央国术馆”(也是冯玉祥投机性支持设立,收拢了一批民间武术界人士,曾上演过一场少林大战武当的闹剧)一并迅速衰微。

    图注:左:民国反对中医之领军人物余云岫(1879-1954);右:余氏批驳中医之名作《灵素商兑》目录。因余氏深通中医“理论经典”,故该书对中医医理、医道的批评入木三分,以至于中医界只得破口大骂余氏做了“洋人的孙子”。

    1933年,中医界再度要求国民政府仿照《西医条例》,制定《中医条例》,实际上是要求政府表态承认中医的合法医疗地位。但被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否决,汪氏认为:颁布《中医条例》,“不但有关国家人民生命,亦有关国际体面,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后虽在冯玉祥等失意政客的投机运作下,于1936年终于颁布了《中医条例》,但其中规定:中医资格的认定,须从中医学校毕业获取证书;而中医学校,特指在教育部备案或地方教育主管机构立案的学校。鉴于教育部自北洋时代以来,始终坚持将中医拒之门外,实际上意味着按这一《中医条例》,绝大部分中医从业者都不可能获得中医就业资格。当局在条例上玩弄这种花招,正可说明其废除中医的坚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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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抗战爆发,当局虽出于战争救护需要,对中医界多有言辞褒奖,但在实际措施上,仍坚持之前的既定政策,不许中医设学校、办医院、登广告之外,并成立了“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由政府组织考试,未通过者不许行医,此种审查,一度使绝大部分中医从业者丧失了从业资格。1943年,中医界曾一度取得“短暂的胜利”,终于在国民参政会上将《西医条例》和《中医条例》合并成一部《医师法》,但该法到1946年,又被卫生署否定,新《医师法》重新规定:中医一律只能称“医士”,不许称“医师”,并严禁中医使用西药。同年,教育部还取缔了上海中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和上海中国医学院等三家机构,理由是这三家中医学校未经教育部批准,系“擅自设立”。中医界再度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承认中医有办学的权利,但遭到冷遇,无功而返。此后,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大陆,中医始终未能获得教育部和卫生部的正式认可。争论:废除中医乃民国历届政府之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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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需要注意的是:民国政客对中医往往持两面派立场,公开表态认同,内心实则未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代,中国已步入“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国民党政客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多持两面派立场,其言论往往不足以说明政府对中医的真实态度。远者,如孙中山虽多次公开发表尊重中医的言论,但也曾屡次明言,“予平生有癖,不服中药”,病重之际,反对中医的胡适来劝他对中医“不妨一试”时,孙的回答则是:“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后世中医多以孙中山临终前夕曾看过中医为根据,称孙支持中医,但这其实不过是孙被西医确诊为肝癌晚期,已无可救药之后的一种“病急乱投医”罢了,并不代表孙对中医的真实看法。

    图注:冯玉祥。冯政治失意后,屡在“传统文化”上做文章。冯虽对外推崇中医,但其本人屡受中医戕害,如1905年腹部生疮为中医所误,后转至北京教会医院,方才治愈。

    近者,如汪精卫,因同意孙中山临终时“病急乱投医”去看了中医,曾招致学者汤尔和的抨击。为廓清责任,汪氏公开刊文反驳汤尔和,骂他“名为科学家,实则顽固派”。但汪精卫内心里对中医其实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1933年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国医条例》时,汪氏公开讲:“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殊为渺茫。本人患病经验,深受国医国药之误,主张纯采用西医西药,根本废除国医国药,凡属中医,不准执业。全国中药店,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便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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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典型者,莫过于蒋介石。1929年“废止中医风波”中,蒋氏曾对前来请愿的全国中医代表们明确表态支持中医,但这种表态并不代表蒋对中医的真实看法,更多的代表了蒋的现实权谋——据林森讲,此次中医界到南京请愿,是“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第一件引起全国反对的大案件”,牵动中央地方许多利益,为此,“四川方面有过一个电报到中央,说四川的经济以国药出产为大宗,要是一旦废止中医药的话,就会失去四川民心。”叶楚伧也讲:“北伐底定以后,忽然有一部分西医提出废止中医问题,动摇了民间拥护政府的情绪,引起好多人因此事而反对政府,使政府受到许多打击”。蒋既不能单纯从学术层面考虑中医的存废;中医请愿代表又别具心思打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民族主义旗帜,并祭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招牌,高呼中医就是“三民主义”,就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等口号,将学术问题扯入政治领域,以民族主义为号召、以孙中山接班人自居的蒋介石,也就只剩下支持中医这一种选择了。但有意思的是,蒋对中医的支持是有限度的,虽时常发表支持中医的公开言论,但直到1949年败退大陆,中医也没能如愿以偿进入国民政府的正规教育系统。事实上,蒋晚年在台湾的医疗小组,乃全部由西医组成。

    结语:

    毛泽东在1949年说过:“中医是旧医,西医是新医,新事物必然代替旧事物”;但到1954年7月9日,刘少奇转而指出:“歧视、排斥中医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自此,中医的存废已与学术无涉,完全成了政治问题。迄于今日,关于中医的种种争论,实不过是政治铁幕消失后,民国往事的翻版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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