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转基因论战，崔永元说的都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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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在转基因论争中的表现，并不比论敌更讲道理、更光明磊落、离“文革”更远
崔永元在参与中国的转基因论争后，种种论点和作法，并不见得比他的论敌更讲道理、更光明磊落、离“文革”更远。
1、要做出代表“某国人观点”的正式调查报道，采样区间分布、样本量、采访问题设计都不是崔永元自诩的“大街小巷流窜调查”方法那么随性
对“调查方法非常业余”的评价，崔永元十分光火，在腾讯微博上回击：“我的专业就是新闻采访”、“请「财经天下」把我的采访过程描述一下以证明‘业余’”。不过崔永元就学时的大学新闻采访专业可能没有开设统计学的导论课，所以崔永元的“专业素养”里可能也不包括一个基础的统计方法常识：日常对话不必刻意讲究，但要正式做出“某国人观点如何”的调查结论或报道，采访的样本量、样本区间、问题设计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随机抽样”自有数学上的规则，也不是“随便”选三五家超市、“见了十几个人，美国人华人都有”、再“随便”问“你们吃/卖转基因作物么？”。非营利性组织“国际食品信息委员会”(IFIC)在进行2013年《美国食品安全调查：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营养、健康的态度》调查时，依据2012年美国官方人口普查，以调查人群的性别、年龄分布、学历分布、族群分布和地区等变量配属统计权重，对1,006 名年龄18—80岁的美国人进行问卷采访。问卷结果显示，对于“你担心食品安全的哪些方面”这一问题，29%的消费者担心病菌和污染问题，21%的人担心制作过程，13%的人担心添加剂和化学品，只有2%的美国消费者表示担心转基因食品。当调查者进一步提问“你会避免哪些食品”时，消费者更多关注的是食品中“糖”和“脂肪”的含量，只有0.5%的人表示会避免转基因食品。对于现有的食品标签，仅有3%的消费者希望标注转基因信息。而在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调查中，87%的消费者表示生物技术(包括基因工程)不影响他们的购物选择。引用诸如IFIC等权威机构的调查方法、数据，到底是不是崔永元说的“简单又大尾巴狼的做派”，他自诩的“大街小巷流窜调查”方法是否真的可靠，实在是各人见仁见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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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专卖“纯天然有机食品”的超市选为转基因粮食销售调查的样本，即使不南辕北辙，也难有真正说服力
从崔永元的微博自述可以看出，他在调查转基因作物的销售状况时，样本选取其实几无章法，甚至去一家“专卖有机食品”的超市询问转基因粮食销售状况。而众所周知，“有机农作物”的生产过程对“纯天然”要求到了极为苛刻的程度，“有机食品”的拥趸们不仅反对应用基因工程技术，连使用农药和化肥都完全反对，完全要求粮食生产只使用人畜粪肥，甚至要求种植“有机作物”的农田不能有农药及化肥残留。有人这么调侃“有机作物”支持者对基因工程的敌视：“如果按有机产业在转基因食品标签上的知情权标准的话，有机食物的标签上起码得写上：含有人类粪便，可能含有致病性大肠杆菌或甲型肝炎病毒。”
3、将国内外不支持己方的舆论皆归为“有智商没良知”、“用心险恶”、“混淆视听”，不见得比论敌离“文革”手段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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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在参与转基因论争后，常常宣称论敌——不管是实际的还是假想，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是“有智商没良知”的、是“用心险恶”的跨国财团代言人。比如《经济学人》杂志对此事的报道被崔永元称为“把中国的转基因食品安全之争说成是科学家和毛左的政治之争，以博得美国知识分子支持，用心险恶”。崔永元还称持“反对转基因的都是毛左和红二代”观点者，“和近期国外某些混淆视听的媒体的腔调一致”。当然如果那些是别有居心的、有海外背景的造谣的话，那2012年《南风窗》杂志的一篇《元勋子女斗法转基因：无科学背景力争话语权》报道就是最险恶的“国外势力”使坏：“力倡转基因应用的一方，大都是农业领域或生物技术科研方面的专家或机构，而反对的一方身份颇杂，既有绿色和平这样的民间组织，更有被称作左派的一些意见人物，最不可忽视的一个分支是元老派力量，他们都是一些元勋们的子女。两个专业背景不十分对称的阵营，一直在角逐话语权”。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大昉就是最险恶的“国外势力代言人”：“我们一些具体的措施受到了他们的牵制，本来可以更快一点儿，结果他们在那儿搅和搅和，就慢下来了。这些人人数不多，能量不小，他们是铁了心，不把我们扳倒不算完。”很难想象，如此一个热衷当代“邪恶财团代言人兴风作浪”、“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观点的人，在接受报纸采访时，居然唾弃起“文革”手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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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美国政府和企业视为暗地试图“扩张和控制别国”的邪恶霸权，这种阴谋论观点在事实上就有错
不仅国内外的反对舆论在崔永元眼中是“用心险恶”的，美国政府在他的描述中也是个典型的“邪恶霸权”。例如崔永元12月21日的一条腾讯微博就称：“美国转基因种植(包括大豆和玉米)都是有政府补贴的，非转基因种植农民就没有补贴。……政府补贴当初是孟山都为了游说政府。……到了后期，这种补贴唯一的意义大约只在于：有利于美国生物公司向国外扩张和控制别国。”美国自1920年代至今的牵连深广、演变多端的农业补贴立法和执行历史，被正义的崔永元简化成了美国政府伙同本国企业“扩张与控制别国”的奸计。姑且不论崔永元对美国政府——还有国会的立法者——的动机揣测是否正确，他的事实陈述一如既往地大有修正余地：在美国，游说“政府”(姑且认定美国国会也是“政府”)的农业利益团体中，有机作物、环保运动的支持者并不见得就比“邪恶”的出口商们实力更弱、声势更小。美国农业部的补贴项目中，“保育守护项目”(Conservation Stewardship Program)、“环境质量激励项目”(Environmental Quality Incentives Program)的补贴就专供“环保作物”、“有机作物”种植者，转基因作物生产商是无从染指的。美国一家专司监督财政状况的非营利性组织“公布账本”，2013年12月公布关于美国2008-2011财年农业补贴去向的调查报告，结论是这三个财年中，美国获得25万美元以上农业补贴的有10806个农业经营实体。在这份着重抨击“权势者扭曲补贴流向”的报告中，就点名指出了其中有“全美奥杜邦学会”这一颇有声势的、支持“有机”的民间环保NGO，利用在政界的影响，三年中获取了近百万美元的农业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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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3年“不明病原体”的“惊人发现”，其实是承一个2011年流言的余唾
在崔永元参与转基因论争后，最令人惊叹的举措是12月20日和著名毛主义网站“乌有之乡”的活跃供稿者陈一文一起，在“赴美调查说明会”向媒体公开“提供给美国胡伯博士的”、从转基因大豆中发现的“不明病原体”“电子显微镜”照片。但这其实是2011年一个流言的继续，其来龙去脉当时就被一篇果壳网的文章仔细梳理过：2011年2月，美国普渡大学的植物病理学退休教授顿•胡伯给美国农业部写信，声称自己有“重大发现”。胡伯在信中表示，通过电子显微镜，他在孟山都公司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和玉米中发现一种未知的微生物。这种微生物类似真菌，却只有中等病毒大小。胡伯还表示，这种未知的真菌状生物不仅能让作物患病，还可能导致家畜流产。胡伯还声称他通过电子显微镜拍到了这种“未知微生物”的照片，当时他却不公开这张照片，不过当时就看过这张照片的植物病理学者保罗•文森利表示，从这张照片上无法确认拍到的是微生物还是人工的痕迹。此“发现”挑战了诸多常识。比如这种微生物只有病毒大小，却类似真菌。再比如此病原体可能可以同时感染植物和动物，而在人类已知的物种中，能做到这一点的病原微生物少之又少，但胡伯却不阐述他发现的这种神秘微生物的致病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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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明病原体”的“惊人发现”只有出处不明的照片支撑，全不提供实验方法、数据、过程，对了解详情的要求以推搪和抬杠回应
2013年崔永元和陈一文的“发现”，其实是2011年流言的继续，而仔细爬梳崔永元和陈一文的相关言论，能看出这次“发现”比2011年的流言还要粗糙。崔陈二人公布的照片，据陈一文称，“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科学家，在中国进口转基因大豆中发现的不明病原体”，经2011年流言的主角胡伯确认后，“与在美国转基因大豆、玉米与流产动物死胎中发现的新病原体相同”。而在这次中美反转斗士的配合中，中美双方都不说明提供照片的“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科学家”是何许人、发现病原体的“中国进口转基因大豆”是何品牌、哪一批次进口。除了几张照片，可供学界和公众研究、检验的实验方法、数据、过程全部付之阙如。而那几张照片，用普通光学显微镜拍摄“有机作物”完全也能拍出来：即使是“有机种植”的大豆，只消清洗得不够干净，一样能拍出大量奇形怪状的微生物照片来。只用人畜屎尿施肥的“有机作物”，拍摄出猎奇的微生物照片的几率甚至更大。而崔永元对“要求公布检测方法和样本”的回应，仍是推搪、阴谋论和抬杠：“胡伯先生提供的材料我们都带回并转给有关部门了。……胡伯先生没给样本，给了谁敢带进来？无理取闹。”“我不了解病原体，我觉得是何首乌基因片断和动脉血在跨栏时的合成图片。”, http://www.100md.com(李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