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中医药 > 中医专业 > 中医方剂 > 常用方剂 > 总论 > 正文
编号:12535850
方剂学发展简史
http://www.100md.com 2014年1月12日 国医在线
    方剂学发展简史

    先民们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经过世世代代、日积月累的口尝身受,逐步积累了药物知识。随着有意识地利用药物,自然涉及到药物的选择、配合和调剂,因而产生了方剂。可见,方剂是中药应用的基本形式。

    早期的方剂,多数是单方,或仅由二、三味药组成,十分简单。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药物组成复方加以利用,可以增强作用,提高疗效,并减轻不良反应和毒性,无疑是古代医药学发展过程中的巨大进步。

    《周礼》中已有关于和药、和齐的记载,还有“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馐、百醤、八珍之齐”等内容。史记中还提到:“战国时扁鹊治虢太子之暴厥,曾用八減之齐”。上述所称的齐,即后世之“剂”,显然是指和合、调配不同的药物组成方剂加以应用。西汉初年,淳于意的《诊籍》中,提到“火之汤”等四个方剂,惜于年代浸远,其具体组成药物已无从考究。1977年,在安徽阜阳出土汉初残简130余片,名曰《万物》,其中有用商陆、羊头治臌胀,理石、茱萸治劳损,这是迄今通过考古获得的最早的复方文献资料。由此不难看出,方剂的产生,其上限年代,已无法确定。复方的出现,最迟在春秋战国时期。方剂学发展简史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和竹、木简,其中有《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杂禁方》等方剂专书。尤其《五十二病方》卷帙大,内容多,而且保存较好。该书成书于战国晚期,原书未见书名,整理者依据其内容分五十二题而定此名,堪称是现存最古老的方书。全书共有医方283个,涉及临床各科病证一百余种。诸方用药242种,有不少品种不为《神农本草经》所收载。药方的用法,既有内服,也有外用,内服有丸、有汤、有饮、有散,但除丸剂之外,只有制备方法,而无剂型名称,外用有敷、有浴、有蒸、有熨。此外,还有炮制和用量方面的若干要求和规定。书中用乌喙散寒止痛,石韦、葵子利水,燔髮灰止血等,至今仍有较高的实用价值。该帛书的出土,又充分说明了至迟在战国晚期,方剂在临床的运用已初具规模。

    秦代和两汉时期,方剂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一是初步总结了治则和治法,并提出了对组方的基本结构要求,从而初步奠定了方剂学的理论基础。其二是总结了一批行之有效的著名方剂。

    方剂学的基础理论,主要集中反映于《黄帝内经》的七篇大论之中,而此七篇大论多是东汉以后的作品,故将其归属于这一时期。

    在治则和治法方面,《黄帝内经》较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谨调阴阳,以平为期”,“治病必求于本”,“治求其属”以及整体治疗、标本缓急、三因制宜等有关治则的理论。书中总结的大量治法内容无一不是后世立法组方的准绳。方剂学发展简史

    在制方的基本结构方面,《黄帝内经》提出了“君、臣、佐、使”的组方理论,并对君药、臣药、佐使药的含义作了概括性的界定,提出:“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为使”。

    《黄帝内经》虽是专门阐述中医基本理论的经典之书,但仍载有生铁落饮、乌贼胃丸、左角髮酒、兰草汤、半夏秫米汤、乌膏方、寒痹熨法方等13首方剂。所附数目虽少,但剂型并不单一,给药途径也有特色,所用药物,对炮制、制剂、用法的要求十分讲究。其中,半夏秫米汤等方颇有效验。

    秦汉时期,方剂专书亦十分可观,仅《汉书·艺文志》所载,就有“经方十一家”,共二百七十四卷之多,但俱已亡佚。现存世者,如居延汉简方,是1930年在甘肃汉代张掖居延郡尉遗址中发现的木简,其中一片记有“伤寒四物,乌喙十分,细辛六分,术十分,桂四分。以温汤饮一刀圭,日三,夜再,行解,不出汗”。《治百病方》为1972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的文物,简文中有方剂36首,其主治病证涉及内、外、妇、五官诸科,内科有伤寒、七伤、痹证、伏梁、久泄、肠澼、痉等;五官科有目痛、喉痹、嗌痛、齿痛、耳聋等。各方中用药共达100种之多,其剂型有汤、丸、膏、散、醴。这些汉简医方,充分反映出当时方剂的运用水平已相当可观。

    方剂是临床用药经验的结晶,东汉时期,临床医学更加进步,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的本草学也积累了重要的药学成果,方剂的质量也随之提高,其主要反映于临床著作《伤寒杂病论》之中。汉末,由于疫病肆虐,张仲景出于拯夭救枉之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并以《内经》理论为基础,结合自己的独到经验,完成了当代最高临床水平的巨著――《伤寒杂病论》。此书经晋·王叔和及宋·林亿等先后整理编辑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使之得以广为流传。方剂学发展简史

    传世的《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要略》载方245首,不计两书并见的重复方,计有323个方剂。这些方剂,大多有理有法,组方谨严,选药精当,药味不多,主次分明,变化巧妙,深为古今中外之医家所折服,如麻黄汤、麻杏石甘汤、四逆汤、茵陈蒿汤、桂枝汤、五苓散、大承气汤、白虎汤、当归芍药散等一大批方剂,经久不衰,至今常用。古今大量著名方剂,都是以这些方剂为基础,化裁而成;或是效法仲景,依据理法而选药组成。所以,《伤寒杂病论》历来被推崇为“方书之祖”。在制剂方面仲景方亦发明良多,其桂屑着舌下方、蜜煎导、阴中坐药蛇床子散、大建中汤之水煎去滓后纳入饴糖、大乌头煎之取煎液入蜜再煎,实为后世舌下含化剂、肛门栓剂及阴道栓剂和糖浆剂的肇始。对剂型的选择,如十枣汤中因甘遂、大戟、芫花的逐水成分为非水溶性之物,而以之为散,用枣汤吞服。麻子仁丸因作润肠缓下之用,且主药麻子仁富含脂肪油,故用蜜丸剂。治蓄血重证,病势急而其人发狂者,用抵当汤急治之;其轻证,易以抵当丸缓治之。都是因证、因药而灵活决定剂型的典范。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分裂鼎峙,政权频繁更替,战乱不息,社会动荡,药材的生产、运输、贸易受到严重影响。在这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临床制方选药,多注重实用,略于理论探讨,提倡用药简捷。当时临床医学逐步向专科分化,与之相应的专科用方也得以蒐集成册,如龚庆宣的《刘涓子鬼遗方》,便是现存最早的外科专用方书。又因这一时期服石成风,为金石所误,以致中毒者,也极为普遍。所以,还出现了五石散等一批服石之方及皇甫谧《论寒石散方》等书;为救治服石中毒,又有若干解毒药方,如释道和《寒食散对疗》、《小品方》卷9专论石发病的治疗方剂等,亦应时而生。方剂学发展简史方剂学发展简史

    在这三百多年间,出现了一大批方书,可惜大多已经失传,目前保存较好,且影响较大者,仅有《肘后备急方》、《小品方》和《刘涓子鬼遗方》三种。

    《肘后备急方》(又称《肘后卒救方》),为东晋著名医家葛洪所撰。葛洪学识渊博,著述丰富,但其医方之书,大多亡佚。《肘后救卒方》系从《金匮药方》一百卷中摘录三卷而成。其目的是便于随身携带,此乃“肘后”的由来。该书后由陶弘景增补,题名《华阳隐居补阙肘后百一方》,再经金人杨用道将《证类本草》部分药方附于其中,名曰《附广肘后方》,成为明清以来各种版本的祖本。葛氏所集之方,力求“单行径易,约而有验;篱陌之间,顾眄皆药;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医”。又出于“救卒”,其所收方剂,多以治疗中风、昏厥、溺水、外伤、中毒等突发急症为主。该书共收单方510首,复方494首,论述文字不繁,十分简要,载录之药方及用法,又为葛氏“皆已试而后录之”,如用青蒿一握取汁服,以治疟疾,为现代青蒿素的研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后世葱豉汤、黄连解毒汤等,实为此书首见。所以,简、便、廉、效是《肘后救卒方》的显著特点。

    陈延之所撰《小品方》,对《伤寒杂病论》以来的经验方进行了系统整理,在隋唐时期与仲景之书齐名。宋·高保衡等在《校定备急千金要方·后序》中说:“臣尝读唐令,见其制,为医者皆习张仲景《伤寒》、陈延之《小品》”,孙兆在《校正唐王焘先生外台秘要方序》中也称:“古之如张仲景、《集验》、《小品》,最为名家”,由此足见该书盛名之大概。原书约亡于残唐至宋初之战乱,但不少本草和方书存其佚文,1985年日本发现其残卷。今人汤万春先生从中外文献中广收《小品方》之佚文,共得资料880余条,另加注文770余条,辑成《小品方辑录笺注》一册,于1990年出版。从现有内容可知,原书有述有作,涉及临床各科,理、法、方、药俱论,亦重点收录简、便、廉、效之方。陈氏清楚认识到“伤寒与天行温疫为异气”所感,其病因不同,方药各异。前者多用麻、桂之辛温,后者多用葛根、大青、白薇、黄连、黄芩之辛凉和清热解毒。其疗“伤寒及温病……内瘀有蓄血者”之芍药地黄汤,即日后之犀角地黄汤,首开温热病解毒、凉血、化瘀之先声。方剂学发展简史

    《刘涓子鬼遗方》原为晋人刘涓子初辑,后经南齐龚庆宣整理而成,主要收录和论述金疮、痈疽、疥癣、汤火伤等外科方剂,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外科的用药成就,为后世疮痈清热解毒消肿、托毒透脓、补虚敛疮生肌等治法确立了基础,为现存最早的外科用方专书。

    隋唐两代,社会经济的进步,国内各民族的亲密交往和中外各国间的广泛交流,加之唐王朝对医药的重视,方剂学又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唐代,除朝廷参与或组织编纂方书以外,还曾命令各郡县将《广济方》书于大板上,立在乡村要道之旁,以应行人急时之需。由于这些举措的推动,促进了方书的编纂和方剂知识的普及传播。

    这一时期,方书大量涌现,大部头巨著相继问世,其方书数量之多,卷帙之巨,都是空前的。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就有方书256种,4510卷,其中《四海类聚方》一书,达2600卷。唐代,除《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外,仅《宋以前医籍考》不完全统计,当时的经验方就有138部。

    外来医方和少数民族验方的收录,以及采用外来药制方,也很受唐人重视,如乞力伽丸、耆婆丸、阿迦佗丸、蛮夷酒、匈奴露宿丸等,充分反映出方剂学善于吸收各民族医药之长的优良传统。

    隋唐方书虽多,同样是绝大多数早佚。现存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则基本上代表了唐代方剂学的真实水平。

    《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是唐代医药大家孙思邈的力作。《千金要方》共30卷,132门,载方5300余首。《千金翼方》亦为30卷,载方2200余首,用以羽翼前书。二书虽以方书为名,实则是综合医学巨著,仅就《千金要方》之方剂部分而言,既有“经文古方”,又有“俗说单方”;既全面总结前人经验,又不乏作者创新之剂。该书在以病症类方的同时,又以脏腑为目,给脏腑辨证以巨大的影响。在安排各类方剂次序时,首列“妇人方”三卷,后又设“少小婴孺方”一卷,表现出作者对妇幼疾病防治特别重视。治疗无子,方分男女之殊,极有见地。对温病的治疗,孙氏更加注意对清热解毒药的应用。其治失血,多用犀角、地黄、侧柏、蒲黄、黄芩、阿胶、大黄;驱肠虫多用雷丸、芜荑、狼牙、贯众;疗消渴多用枸杞、瓜篓根、麦冬、知母、黄芪、人参、人乳。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其选择药物也非常准确。尤其是对于虚损,每将补虚药与羊肉、鹿肉、牛髓、兔肝、羊肝、猪肚、胡桃、荞麦、胡麻油等同用。并专辑“食治”一卷,强调“能用食平疴、释情遗疾者,可谓良工”。食疗之学、药膳之方,由于本篇的承上启下,得以发扬光大。书中还收录了若干保健、美容方剂,为后世补虚弱、抗衰老、保健美,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方剂和经验。此外,其中的温胆汤、独活寄生汤、苇茎汤、孔圣枕中丹、紫雪丹等,影响深远,至今仍常用。《外台秘要》是继孙氏二书之后,唐代又一部大规模的方书和临床医学著作。作者王焘曾因持节邺(今河南临章县一带)郡诸军事兼太刺史,当时又称此官职为“外台”,故所辑之书称为《外台秘要》。全书计40卷,1104门,收方6800余首。本书的特点是整理并保存了一大批唐代及其以前的医方,如《小品方》、《刘涓子鬼遗方》、《范汪方》、《深师方》、《崔氏方》、《集验方》、《广济方》、《近效方》……。清人徐大椿称首王氏“纂集自汉以来诸方,汇萃成书,而历代之方于焉大备……唐以前方赖此以存,其功亦不可泯”。至今该书仍是研究这些资料的重要文献。

    高度中央集权的宋代封建王朝,结束了五代以来的分裂混战局面。国家的统一,经济的振兴,使科学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方剂学也得到了相应的进步,北宋一些帝王偏好医药,对方剂也较为关注。宋太祖赵匡胤本人就留心方药,研习医术,并亲自收集验方一千多首。立国之初,即发布“访求医书诏”,这种全国性的征集医药资料和药物普查,并由政府整理和刊行,在北宋期间不止一次,直到宋王室南迁之前仍在进行。宋太宗、宋徽宗等人也亲自为方书撰写过序言或总论。当时一批文化素养较高的儒臣积极参与医药,也促进了宋代方书的繁盛。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集贤院设立校正医书局,成为我国最早的国家医书编撰出版机构,再加上雕版印刷术的推广使用,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医药方书的刻印,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此,宋代成为本草和方书校刊汇纂的重要时期。方剂学发展简史方剂学发展简史

    这一时期的方书,既有官修的、集大成的《普救方》、《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又有众多各具特色的个人著述,如许叔微《普济本事方》、张锐《鸡峰普济方》、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严用和《济生方》、王兖《博济方》、苏东坡及沈括《苏沈良方》、史堪《史载方》、刘信甫《活人百证方》、杨士瀛《仁斋直指方》,以及《旅舍备要方》等120余种。

    北宋医家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亦收录有单方3000余个,首开本草附列医方的先例,同样留下许多验方的贵重资料。

    北宋政府官办药局“惠民和剂局”的建立,使大量成方制剂的生产规范化,标志着我国制剂和成药销售、管理,进入了新的阶段。其所藏医方经校订编纂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堪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由政府组织编制的成药典。

    金元的战争,给方剂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但许多临床医家仍潜心于医方的研究和总结,只是除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之外,方剂学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临床医学著作之中。其他医方专书还有:刘完素《黄帝素问宣明论方》、张从正《经验方》、《秘录奇方》、杨用道《附广肘后方》、朱丹溪《局方发挥》、许国祯《御药院方》、王幼孙《简便方》、释继洪《岭南卫生方》、孙允贤《医方集成》、李仲南《永类钤方》、陈子靖《医方大成》等等。

    在宋儒理学“格物致知”的理论影响下,开始了医方义理的探讨。金人成无已之《伤寒明理论》系统阐述了张仲景《伤寒论》常用方20首的组方原理及方、药间的关系,开方论之先河,拓展了方剂学的学术领域。

    宋金元时期的医家,还留下了不少新颖而灵验的方剂,如钱乙《小儿药证直诀》的六味地黄丸、导赤散、泻白散,刘完素《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的防风通圣散、双解散,王好古《此事难知》引张元素的九味羌活汤,李东垣《脾胃论》的补中益气汤、清暑益气汤,《东垣试效方》的普济消毒饮,朱丹溪《丹溪心法》的左金丸、大补阴丸、二妙散等。

    方剂学和本草学的发展,一直也是相辅相成的。明代不仅本草学大盛,方剂学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一时期的方书,既有搜罗广博,规模宏大的官修巨制,出现了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方剂大全《普济方》,又有集约的袖珍良方;有的以收集前人用方为主旨,有的则以记录时下验方和个人心得为侧重;有的着意于释方训义,出现了第一部方论专著吴昆的《医方考》;有的立足于追溯诸方的衍化源流,如施沛的《祖剂》。整个方剂之学,不仅在于方书卷帙之浩繁,方剂数目之巨大,而且论方质量提高,理、法、方、药日臻成熟,并更加融为一体。

    明代的临床医学著述中,也有丰富的方剂学内容。如王肯堂的《证治准绳》,其收方之广,向为医界所称道。张介宾《景岳全书》,尤其是其中“新方八略”等部分所创制的方剂,对后世影响极大。此外,吴又可《温疫论》,虞抟《医学正传》,龚廷贤《万病回春》,秦景明《症因脉治》,绮石《理虚元鉴》,薛己《外科发挥》,陈实功《外科正宗》,武之望《济阴纲目》等,均对方剂学有其各自的特殊贡献,留下了许多传世的新方。如王肯堂的芍药散、四神丸,薛己的八珍汤,洪九有的天王补心丹,韩懋的三子养亲汤,吴又可的达原饮,陈实功的透脓散、消风散、玉真散,虞抟的九仙散,缪希雍的竹叶柳蒡汤等等,至今仍很常用。

    这一时期本草书中的附方,也蔚然可观。仅《本草纲目》一书,就有简便而灵验的单方11000多首。这些内容,不但是方剂学的组成部分,而且加强了方和药的有机结合。方剂学发展简史

    清朝一代,未能留下鸿篇巨制的方书,但方剂学仍有若干特色和成就。

    首先,清代的方书,无意求其赅备,而趋向于由博返约。博采众家良方的实用性医方,便于诵读和记忆的入门方歌大量出现,并深受医药生徒和临床医生欢迎,盛行不衰,有的至今仍广为流传,使方剂知识进一步普及。各种验方、单方辑本亦不断增多,成为清代方书的一大特点。其中虽不乏质量平平之作,而数量却多达300余种。

    其次,清人继《医方考》之后,将制方理论、方义分析、配伍关系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成绩裴然。除《医方集解》等实用类方书潜心于这些阐发外,尤其是医经学派对仲景方的推崇和钻研,直接促进了方剂释义的深入和实用化。如柯韵伯《伤寒论翼》所附“制方大法”,通过对《伤寒论》方的辨证、立法和制方的讨论;徐灵胎《医学源流论》中关于方剂的六篇论文对方剂理论的发挥,都可谓新见迭出,至今仍有较大的指导意义。这一时期的众多本草,不再满足于药后简单的收载附方,而是将方融于论药之中,加以分析比较,从而改变了方药分镳的不良状况。黄元御的《长沙药解》、《玉楸药解》及周岩的《本草思辨录》等,名虽论药,实多解方。所有这些,足以说明清人阐释方义已然成风。

    第三,随着明末清初中药功效项目的确立,功效与主治含义的廓清,以及治法理论的发展,清代方书的书写格式亦出现了先言功效,后列主治以相对应的变化。方书的分类,也引入了按功效分类和按治法分类的方法。现代方剂学的雏形,于此出现。

    此外,清代大量的医学全书、丛书、类书和临床著作中,如《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四库全书》、《医宗金鉴》、《温病条辨》、《医学心悟》等,有的在保存方剂文献资料方面,功不可没,如前述之《普济方》有赖《四库全书》转引而幸存。有的在发展方剂理论,创制新方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如温病学派的辛凉解表、清营凉血、息风潜阳、解毒开窍等治法,以及银翘散、清营汤、止嗽散、补阳还五汤、通窍活血汤、阳和汤等,无一不是近现代方剂学发展的源泉。

    清代的实用性方书主要有《医方集解》和《成方切用》。

    《医方集解》,清初汪昂著。作者出于诸家方书但言某方治某病,“未尝发明受病之因,及病在某经某络……亦未尝发明药之气味功能,入某经某络,所以能治某病之故”的现状,为使方书不致徒设,选择“古方三百有奇,附方之数过之”,“先评受病之由,次解用药之意,又博采硕论名言,分别宜用宜忌”,详加论述。

    该书收录之方,组成不繁,凡“药过二十味以上者,概不选录”。大多切于实用,疗效肯定。各类正方在前,功用相似的附方罗列其后,主次分明,沿革清楚,加减有法,便于触类旁通。诸方以补养、发表、涌吐、攻里、祛风、祛寒、清暑、利湿、润燥、泻火等功效为主,分为21剂。独辟蹊径,以治法、病因并结合专科用方,首开综合分类方剂的先例。汪氏论方,其证候、病源、脉候、脏腑经络、药性、治法,无不毕备,折衷取约,文字通俗流畅,为入门便读方书的佳作,流传极广。其后,吴仪洛兼取《医方集解》和《医方考》二书之长,予以删繁补要,收方1000余首,仍按汪氏分类法为主,列为24门,辑成《成方切用》,同样广为流传。方剂学发展简史

    此外,还有陈修园《时方歌括》、《时方妙用》、《伤寒类方歌括》、《金匮方歌括》,张秉成《成方便读》等。清代还出现了一大批方论性专著,如罗东逸《古今名医方论》、王子接《绛雪园古方选注》、费伯雄《医方论》、吴谦等《删补名医方论》等。

    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方剂学更加迅速的发展。40年来,对一大批古代的重要方书,如《肘后方》、《小品方》、《千金方》、《外台秘要》、《和剂局方》、《圣济总录》、《普济方》等等,进行了校刊出版、影印或辑复,为古方和方剂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重新编辑的古今医方、验方、方书辞典及其他方剂工具书大量涌现;其中,尤以南京中医药大学主编的《中医方剂大辞典》具有代表性。此书分11个分册,共1800万字,收录历代方剂96592首,汇集了古今方剂学研究的成果,内容浩瀚,考订严谨,填补了自明初《普济方》问世以来缺少大型方书的空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随着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医药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医药院校不同层次使用的方剂教材、教学参考书,更是不断更新;同时,有关治则、治法及组方原理、配伍规律和复方效用的研究,既有文献的整理,临床的观察,又有大量现代实验研究。方剂理论更加深入,方剂应用更加扩大。中药制剂学的分化,中成药在生产工艺、剂型改进,药效、药理、毒理、质量标准和临床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新的产品不断研制成功,剂型不断改进和更新,设备、技术和检测手段更加先进,疗效可靠而安全的法定处方、协定处方不断增加。随着中医学的全面发展,方剂学的独特优势将会进一步得到发挥,并对人类的健康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