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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就是一种革命(对话性学家)
http://www.100md.com 2014年6月6日 生命时报
性爱,就是一种革命(对话性学家)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性学第一人”潘绥铭指出

    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性社会学所所长,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方法、性社会学和性别人类学研究,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

    潘绥铭是一位“性阅历”十分丰富的教授:他曾卧底红灯区,和“小姐”同吃住,调查性工作者生存状况;他曾带领团队对中国人的“婚前性行为”、“多个性伴侣”等进行大规模调查;他从事性社会学研究的30多年,也经历和见证了中国人性观念和性行为发生剧烈变革的30年。

    生命时报:今年年初东莞扫黄备受瞩目,您是国内“红灯区”研究的权威学者,能介绍下您“卧底”的情况吗?为什么要研究这方面?

    潘绥铭:1998年,我在广东东莞完成了第一次“红灯区”社会考察。此后带领学生调查了全国21个红灯区和其中近1400位小姐、妈咪、老板、帮工与相关人物。研究这些主要是想从社会学角度了解其运行和各种社会关系。“红灯区”里充斥着性与金钱,性不坏,钱也不坏,可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就变得复杂了。钱的问题中国人讨论很多了,可是性的问题还没什么讨论。性为什么这么敏感,这么隐私,这么珍贵,承载这么多的意义,这么不可借用?性社会学必须要研究这些,回答这些。例如,研究中我们发现,近10年来人们对“小姐”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骂到同情,这也是一个社会现象。

    生命时报:人们普遍认为,“找小三、包二奶”、婚前性行为越来越常见,这与您的调查情况相符吗?您怎么看这些现象?

    潘绥铭:我做的研究发现,中国人“多伴侣”现象的确增长明显。所谓多伴侣,是指一个人至今为止,与一个以上的异性发生过性关系。“多伴侣”包括再婚、试婚分手、婚外情等多种可能性。“包二奶”等属于这个范围,但并不是全部。我们不能单纯的说人们的性变得随意了,应该说是自由了、多元化了,只要当事人是自愿自主的选择,就应该被尊重。

    生命时报:夏天到了,性骚扰的话题又多了起来,您怎么看待性骚扰增多?

    潘绥铭:事实上,这十年间,真正受到性骚扰的人数在不断下降,只是担心自己被性骚扰的人越来越多。调查还发现,在中国,性骚扰最多发生在平等关系(如同事、同学、熟人、邻居、业务关系)中,而不是人们认为的上下级之间。此外,同性别之间的性骚扰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多。现在社会舆论对性骚扰的报道和呼吁多了,反倒有些夸大了普通人对自己被性骚扰的可能性。这种警惕性也给人们建立起一道防线,直接导致了性骚扰行为的减少。

    生命时报:您曾说“做爱,就是一种革命”,为什么这么说?

    潘绥铭:30年前,我和两个哥们儿一起看“毛片儿”,里面一些镜头让我们目瞪口呆,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调查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夫妻的性爱次数虽然并没有大的变化,可是所采用的性技巧种类却明显增加了。与此同时,中国夫妻对于自己的性生活也更加满意了,尤其是妻子的性高潮明显地增加了。这样的“性福”局面,是一种革命性的改变。换句话说,爱是需要用心做的,这才是性生活的真谛,也是中国性文化进步的标志。

    生命时报:有人说中国性教育落后,您怎么看?您是如何对自己的孩子进行性教育的?

    潘绥铭:中国在这方面是有所欠缺,但是最近十年也有很大的发展。在1985年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开设关于性社会学(Sexuality)的课程;但是到2012年,据我所知,除了医学,已经有11位老师在大学开设这样的课程。对于我的孩子,没有什么特别教育,就是早早放一些性方面的书给他。我给大家的建议也是,家里买上一两本书,小孩好奇心强,很快就去翻看了。▲ (许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