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价经典老药：冲破困境觅生机
4月15日，国家卫计委发布了《关于印发做好常用低价药品供应保障工作意见的通知》(简称《通知》)，《通知》规定：“对纳入国家低价药品清单的药品，取消针对每个具体品种的最高零售限价，允许生产经营者在日均费用标准内，根据药品生产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自主制定或调整零售价格，保障合理利润。”这是针对当前低价经典老药陷入困境而适时出台的政策。然而，笔者了解到，该政策在实行的几个月里，却没能获得明显的效果。
推广低价经典老药不仅有利于百姓减少医药开支，也有助于国家减轻医疗负担，保障尽可能多的老百姓享受到基本医疗保障，可谓是各方拥护的一项民心工程。如何让这项民心工程顺畅运行，从根源上破解低价经典老药面临的种种困境，值得我们深思。
老药身影难觅
低价药的现状为，一方面是低价经典老药消失或供应不足：大多数低价药难觅踪影，并以每年几十种的速度消失(如“鱼精蛋白”这一廉价却又不可替代的心脏手术术后必备药，它的断供给全国各大医院的心脏手术带来了不小影响)；“氯霉素滴眼液”、“三黄片”、“复方甘草片”、“银翘解毒丸”等低价药也常出现短缺现象。另一方面是之前的老药常以新的面孔(新名、新药)出现。有的低价药是真退市，有的是假退市。因为低价药利润低，不少药企往往采取“老酒换新瓶”的办法，加入一点无关紧要的成分，变身为新药，重新推出市场。这种所谓新药的身价翻了几番，增加了民众用药的成本。
, 百拇医药
导致低价经典老药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药品定价机制不科学。商品价格主要由两个要素组成——生产成本和利润。商品的生产成本，包括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原料、能源、设备折旧以及劳动力费用等；商品的利润，则是劳动者为社会所创造价值的货币表现。在经典老药生产过程中，由于劳动力价格的提升以及币值的变化，老药的价格也应随市场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而我国现行的定价机制为“新药新价格，老药老价格”，也就是说我国允许药厂拥有新药的自主定价权，对老药则由政府参照以往的价格予以定价。但政府对老药的价格几乎不予提升，并且招标中对价格的压缩使得药品生产者的利润空间不断缩小甚至趋于无。在这种情况下，厂家就会减少甚至停止对低价低利润药品的生产，或者对老药进行新的包装，更换名称，以新药的名义申报，进而提高其价格。
另外，在《通知》出台后，取消了对药品销售的最高价限，然而与其他类似进口药品价格相比，老药价格还是较低。新的政策虽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药企的生产积极性，但仅考虑生产环节的利益仍不能解决低价药的困境。药品生产和流通，有一个很长的链条，如果仅调动生产企业的积极性而药商不愿代理，药店不愿进货，医生不愿开药，这些低价药也照样难以到患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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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新药审批制度存在诸多漏洞。一是政府对新药审批执行不够严格。根据我国的新药准入审批制度，同成分品种可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下，以价格低取代价格高的品种。因此相关部门在审批新药时应更为严格。二是新药审批制度本身存在问题，如对“新药”概念规定不够明确、“新药申请”范围较广。《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第12条对“新药申请”阐述为“未曾在中国境内上市销售的药品的注册申请”、“对已上市药品改变剂型、改变给药途径、增加新适应症的药品注册按照新药申请的程序申报”、“已批准上市的已有国家标准的”和“生物制品按照新药申请的程序申报”等。这就给“换瓶不换酒”的药品提供了可乘之机，也导致出现“一药多名”。
第三，以药补医制度的阻碍。以药补医，即医生开的药越多、越贵，医院和医生收入就越高。而一般药品在数量上不会有太大波动，于是医生更青睐价格高的药品，使患者难以用上低价药，也使得低价药生产者陷入尴尬境地，低价药自然会逐渐在市场中消失。
期待政策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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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前低价经典老药所处的困境，并分析困境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索低价经典老药走出困境之路：
科学调控价格，合理定价老药政府在调整药品价格时应实现定价过程的公开化、民主化，价格部门应当将药品价格管理中所依据的规范、基本数据、技术标准等信息公布于众，同时邀请各方代表听取不同意见，其中包括权威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社会中介机构对价格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既要保证低价药生产厂家的合理利润，又要防止药品价格严重虚高。
规范新药审批制度，加强新药审批监管针对新药审批的漏洞，首先，要明确新药的概念，避免那些“仿制药”、“改头换面”的药品等混入新药的行列。在这方面，可以向美国学习，如严格新药的范畴，避免“改包装、改规格、改剂型”的“三改药品”摇身成为“创新药”。
其次，政府在进行新药审批时应做到公开化、科学化，细化审批环节和明确责任，实行强有力的监管。
再次，政府应不断增加对医药卫生事业的投入，减少医院财政对药品加成的依赖，切实实行医药分离，建立科学补偿机制和适应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让药品回归治病的本原，切断医院与药品之间的利益链条，使得医生愿意使用低价药，加大低价老药的市场生存空间，从而解决低价老药逐渐消失的困境。
总而言之，要解决低价老药逐渐消失于市场的困境，就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药品价格机制，促使低价经典老药回归市场。
(作者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 百拇医药(邓 勇 何国健)
推广低价经典老药不仅有利于百姓减少医药开支，也有助于国家减轻医疗负担，保障尽可能多的老百姓享受到基本医疗保障，可谓是各方拥护的一项民心工程。如何让这项民心工程顺畅运行，从根源上破解低价经典老药面临的种种困境，值得我们深思。
老药身影难觅
低价药的现状为，一方面是低价经典老药消失或供应不足：大多数低价药难觅踪影，并以每年几十种的速度消失(如“鱼精蛋白”这一廉价却又不可替代的心脏手术术后必备药，它的断供给全国各大医院的心脏手术带来了不小影响)；“氯霉素滴眼液”、“三黄片”、“复方甘草片”、“银翘解毒丸”等低价药也常出现短缺现象。另一方面是之前的老药常以新的面孔(新名、新药)出现。有的低价药是真退市，有的是假退市。因为低价药利润低，不少药企往往采取“老酒换新瓶”的办法，加入一点无关紧要的成分，变身为新药，重新推出市场。这种所谓新药的身价翻了几番，增加了民众用药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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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低价经典老药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药品定价机制不科学。商品价格主要由两个要素组成——生产成本和利润。商品的生产成本，包括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原料、能源、设备折旧以及劳动力费用等；商品的利润，则是劳动者为社会所创造价值的货币表现。在经典老药生产过程中，由于劳动力价格的提升以及币值的变化，老药的价格也应随市场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而我国现行的定价机制为“新药新价格，老药老价格”，也就是说我国允许药厂拥有新药的自主定价权，对老药则由政府参照以往的价格予以定价。但政府对老药的价格几乎不予提升，并且招标中对价格的压缩使得药品生产者的利润空间不断缩小甚至趋于无。在这种情况下，厂家就会减少甚至停止对低价低利润药品的生产，或者对老药进行新的包装，更换名称，以新药的名义申报，进而提高其价格。
另外，在《通知》出台后，取消了对药品销售的最高价限，然而与其他类似进口药品价格相比，老药价格还是较低。新的政策虽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药企的生产积极性，但仅考虑生产环节的利益仍不能解决低价药的困境。药品生产和流通，有一个很长的链条，如果仅调动生产企业的积极性而药商不愿代理，药店不愿进货，医生不愿开药，这些低价药也照样难以到患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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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新药审批制度存在诸多漏洞。一是政府对新药审批执行不够严格。根据我国的新药准入审批制度，同成分品种可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下，以价格低取代价格高的品种。因此相关部门在审批新药时应更为严格。二是新药审批制度本身存在问题，如对“新药”概念规定不够明确、“新药申请”范围较广。《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第12条对“新药申请”阐述为“未曾在中国境内上市销售的药品的注册申请”、“对已上市药品改变剂型、改变给药途径、增加新适应症的药品注册按照新药申请的程序申报”、“已批准上市的已有国家标准的”和“生物制品按照新药申请的程序申报”等。这就给“换瓶不换酒”的药品提供了可乘之机，也导致出现“一药多名”。
第三，以药补医制度的阻碍。以药补医，即医生开的药越多、越贵，医院和医生收入就越高。而一般药品在数量上不会有太大波动，于是医生更青睐价格高的药品，使患者难以用上低价药，也使得低价药生产者陷入尴尬境地，低价药自然会逐渐在市场中消失。
期待政策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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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前低价经典老药所处的困境，并分析困境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索低价经典老药走出困境之路：
科学调控价格，合理定价老药政府在调整药品价格时应实现定价过程的公开化、民主化，价格部门应当将药品价格管理中所依据的规范、基本数据、技术标准等信息公布于众，同时邀请各方代表听取不同意见，其中包括权威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社会中介机构对价格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既要保证低价药生产厂家的合理利润，又要防止药品价格严重虚高。
规范新药审批制度，加强新药审批监管针对新药审批的漏洞，首先，要明确新药的概念，避免那些“仿制药”、“改头换面”的药品等混入新药的行列。在这方面，可以向美国学习，如严格新药的范畴，避免“改包装、改规格、改剂型”的“三改药品”摇身成为“创新药”。
其次，政府在进行新药审批时应做到公开化、科学化，细化审批环节和明确责任，实行强有力的监管。
再次，政府应不断增加对医药卫生事业的投入，减少医院财政对药品加成的依赖，切实实行医药分离，建立科学补偿机制和适应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让药品回归治病的本原，切断医院与药品之间的利益链条，使得医生愿意使用低价药，加大低价老药的市场生存空间，从而解决低价老药逐渐消失的困境。
总而言之，要解决低价老药逐渐消失于市场的困境，就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药品价格机制，促使低价经典老药回归市场。
(作者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 百拇医药(邓 勇 何国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