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少有人像姚贝娜一样捐献眼角膜?
为什么少有人像姚贝娜一样捐献眼角膜?
昨日,深圳晚报还原“偷拍姚贝娜遗体”全过程,再掀舆论波澜,而在争论过程中,姚贝娜捐献角膜行为本身却没得到公众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姚贝娜捐献角膜背后,是中国眼角膜和器官捐献率一直过低的尴尬。很多人都把这归结为中国“死后要留全尸”的封建观念,真是这样吗?
■角膜捐献也好,器官捐献也好,在中国都是一个巨大的缺口
姚贝娜的角膜已使受助者重见光明,但幸运如二人者是极少数
●姚贝娜捐献角膜背后,是中国角膜捐献率一直过低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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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膜疾病是全球第四大致盲病患,在中国更是第二位致盲眼病,不过角膜移植却可以使患者恢复视力,姚贝娜捐赠的眼角膜已成功使两名受助者重见光明。但幸运如这二人者只是极少数。据2008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统计,中国目前共有视力残疾1691万人,因角膜病致盲患者约400万人,其中70%可以通过角膜移植手术复明,但每年只能进行不到5000例的移植手术。
其实眼角膜移植手术从技术角度来说并不复杂,手术成功率可高达90%以上,中国也很早就效仿发达国家建立了眼库。造成“无米下锅”这一局面的直接原因——中国角膜捐献率过低,角膜资源极其稀缺。目前,在国内大约有20个眼库,但几乎都是“有库而没有眼角膜”的“空库”。中华眼库协会于1985年成立,到2006年接收到的自愿捐献的角膜不到100例。与此同时,美国、斯里兰卡等国家却在输出眼角膜,帮助全世界患者恢复光明。
●眼角膜尚且如此,严格意义的人体器官捐献在中国更是一个巨大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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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说,眼角膜属人体组织(眼球最前面的一层无色透明膜),而非人体器官。那中国的器官捐献率怎么样呢?
在中国,每年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大概有150万人,其中只有约1万人能够做上手术,供需比例只有1:150。而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平均器官供需比为1:20~30,美国为1:5,英国则为1:3。悬殊的供需差距主要在于器官供应的稀缺,而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器官捐献率居于末位。据全球器官捐献与移植观察机构的数据,西班牙捐献率最高,为35.1/百万人,美国为25.8/百万人。而关于中国的器官捐献率,现在被包括中国官媒在内的媒体广泛使用的是0.03/百万人(其实最早出现在2008年,但无法确定初始出处)。这一数字,在2014年四月红会下设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访问时曾被辟谣,但后者给出的“2013年,中国每百万人口中已经有0.63人实现了捐献”,与世界水平仍有相当差距。
2010年,中国卫生计生委和红十字会曾在一些省市试点开展人体器官捐献,但效果并不理想,作为大陆10个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城市之一,南京在试点的一年间竟没有实现一例自愿器官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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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献率低不应赖中国“死后要留全尸”的传统观念
●民众器官捐献的价值观指针并非停在上个世纪——坚持“死后要留全尸”
传统观念悬殊一直为中国器官捐献率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背书。的确,欧美发达国家大多信基督教,认为身体不过是灵魂的寄居之所,死后灵魂升天,身体不重要。东方信佛教,认为人还会转世,身体要保持完整。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民众器官捐献的价值观指针并非停在上个世纪。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器官捐献研究项目“公众对器官捐献态度”的调查数据显示,对于反对尸体器官捐献或自己不愿意器官捐献的理由,虽然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认为死后要留全尸”选择频率最高,但也只有33.1% (106/319),并非处于绝对优势;而高达30.1%(96/319)的受访者是担心捐献出去的器官会造成****,几乎与“死后要留全尸”比例相当。此外,认为没有必要去帮助别人的仅占1%,而20.69 %(66/319)的受访者是因为对器官捐献还不够了解。值得注意的是,调查还是在2011年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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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捐献的器官会被做成买卖”和“死后要留全尸”的比例相当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2012年的一份调查也显示,78%的市民否定“身后器官捐献是对人的不尊重”这一传统观念。但81%的市民担心器官捐献会导致人体****。
●在中国,器官资源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成为各方“牟利”的对象
器官捐献当然不必然导致****,相反,自愿捐献器官的多了,****会相应减少。但在中国,器官资源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不单只是黑中介“牟利”的对象。
2013年7月,据《新京报》披露,地方红会以认捐之名向医院开出不菲价码,某地红会对于提供的捐献案例信息,平均每完成一例,要收取10万元的“捐献费”。“但这笔钱具体怎么用,社会并不知情。”为改变以权钱获取器官的潜规则,2011年起卫生计生委研发计算机分配系统,但2/3器官仍在系统外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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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享有相当大的自由权的医院以及科室也有寻租空间。中国并未建立全国统一的器官捐献系统,拥有宣告死亡权利的医生往往能让有强大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人、或者与医生有着密切关系的患者,优先得到器官。2004年,著名演员傅彪被查出肝癌晚期,半年内进行两次肝移植手术,在第二次移植后四个月去世。甚至有医生直接参与****,2012年底国内最大的一起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案开庭,16名犯罪嫌疑人中包括4名正规医院的医生。
●之前长期依赖死刑犯器官,中国缺乏建立自愿捐献器官制度的动力
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有三种:一是活体器官,二是死刑犯器官,三是自愿身后捐献器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表示,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惟一主要使用死囚器官作为尸体器官来源的国家。长期以来,超过90%的尸体器官源于死刑。截至2009年底,卫生计生委统计数据显示,有超过65%器官移植的器官来源于死刑。死刑犯器官变成挖不尽的富矿,国外等待移植的富人也嗅到了生机。2004年,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国外患者比例超过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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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供血”模式下,中国缺乏建立公民自愿身后捐献器官制度的动力。直到2007年,国务院才发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而《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则是2013年才发布实施,缺少美国、西班牙等国家相应完善的法律规定,脑死亡标准更尚无立法。多年来也未能建立一个如美国的器官共享联合网络(UNOS)、欧洲的英国器官分配系统(UK Transplant)等一个医学行业与社会共同构建的移植管理机构。
■拯救中国“器官荒” 不止是需要更多的“姚贝娜”
●当然,公众人物带头参与器官捐献,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今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非自愿死囚器官,自愿捐献成器官移植唯一渠道。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姚贝娜完成捐献以及她父母签署捐献协议书,为两位受助者带去光明,尤为可贵。更为重要的是,姚贝娜主动承担起作为公共人物的最后一份责任,对于促进公众对于器官捐献制度的了解和摒弃落后的丧葬观念都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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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口仅有2048万(2013年)的南亚小国斯里兰卡却是一个角膜捐献大国,签字死后捐献角膜者超过90万人。其角膜资源不仅满足了本国需要,还使海外14万人重见光明。事实上,起初斯里兰卡人并没有捐献眼角膜的传统,上世纪50年代,名流哈德逊·席尔瓦博士在报纸上撰文承诺捐出自己的眼角膜,并呼吁读者也在去世后捐出眼角膜,该倡议在斯里兰卡人民中引起极大反响,国家领导人等社会名人也带头鼓励捐献,捐赠角膜成了斯里兰卡代代相传的文化。欧美各国体育界、演艺界和模特界的超级明星也会利用自己的公众形象经常无偿地宣传器官捐献,并且同时自己也填写器官捐献卡。
●拯救中国“器官荒”,更少不了改善社会法制环境,为捐献制度托举
如卫生计生委器官捐献研究项目“公众对器官捐献态度”等调查数据,很多人不愿意捐献器官的原因是,担心自己所捐献的器官会造成****,有媒体将此形容为“不敢捐,不能捐”的中国式器官捐献困境。这一尴尬处境,催促着捐献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相关经验可借鉴美国、日本等器官捐献率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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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健全的器官捐赠和受赠程序保障,规范捐献移植人体器官的标准程序
以美国为例,美国有健全的器官捐赠和受赠程序保障,规范捐献移植人体器官的标准程序,公正、诚信的社会氛围得以形成。
结语
中国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数量还在以每年超过10%的增量扩大,“不敢捐,不想捐,不能捐”的中国式器官捐献困境何时解除?
角膜捐赠:中国难自给,只能找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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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等待更多角膜移植供体,美国和斯里兰卡却在出口剩余的眼角膜。
近日,姚贝娜捐赠的眼角膜已分别移植给了深圳、成都两位病人,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仍然饱受角膜供体来源严重不足的困扰。与此同时,美国、斯里兰卡等国家却在输出眼角膜,帮助全世界患者恢复光明。
1、角膜疾病是全球第四大致盲病患,但角膜移植手术成功率高达90%以上;在2006年,中国有400万因角膜病致盲患者,但中国每年施行的角膜移植手术仅有4000-5000例,仍有数百万患者在“等米下锅”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全球范围内,角膜疾病是仅次于白内障、青光眼、老年性黄斑部病变的第四大致盲病患,约占5.1%。角膜移植可以使患者恢复视力,其移植手术成功率可高达90%以上,据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网站数据,93%的角膜移植案例在术后1年恢复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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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卫生组织2010年《视力残疾全球数据报告》显示,中国共有盲人824.8万人。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因角膜病致盲患者约400万人,其中约200万可以通过角膜移植手术复明,但每年施行的角膜移植手术例数为4000-5000例,200万患者在“等米下锅”。
2、不同于肾脏等“一对一”捐赠的器官移植,眼角膜摘除后储存期限可长达14天;角膜移植对配型要求不高,可以集中存储分发,促成了眼库(Eye Bank)这一供应眼球、角膜的专业性机构出现
通俗来讲,眼角膜是眼球最前面的一层无色透明膜,它是人体组织,而不是人体器官。美国眼库协会(Eye Bank Association of America, EBAA)资料显示,对于无心跳死亡尸体的角膜摘取时间要求较松,12小时内摘除即可,摘除后以“角膜保存液”等技术可以储存最多14天。与肾脏移植等“一对一”捐赠的器官移植不同,角膜移植对配型要求不高,可以集中储存分发,促成了眼库(Eye Bank)这一供应眼球、角膜的专业性机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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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很早就效仿发达国家建立了眼库,但是除了北京同仁眼库(至今已有32,000人登记)等发展较早的眼库,其他眼库常年库存量接近为零,例如中华眼库协会于1985年成立,1991年才确立章程,一直到2006年,接收到的自愿捐献的角膜不到100例。
3、美国眼库协会不仅每年都可以收集到满足国内患者需求的角膜供体数量,下属76个美国眼库2011年-2013年还向其他国家共输出41113例角膜供体
美国目前有100多家眼库,例如,1961年建立的NGO组织美国眼库协会(Eye Bank Association of America, EBAA),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中东和亚洲国家在内的成员眼库约90个,美国本土眼库有76个,加拿大10个眼库有8个加入该协会。该非营利协会自成立以来,已经为100万名患者恢复视力。
美国本土的眼库不仅可以收集到满足国内患者需求的角膜供体数量,每年还可以向大洋洲、中东、亚太等地区进行输出剩余供体。根据美国眼库协会数据报告,美国眼库协会中的76个美国眼库,进行了67,590例(2011年)、68,681例(2012年)、72,736例(2013年)本土角膜移植。但这区区76个眼库却向美国以外EBAA认证或非认证国家输出了14,442例(2011年)、14,718例(2012年)、14,953例(2013年)角膜供体。美国眼库协会下属的10余个国际眼库这一数据为486例(2012年)、300例(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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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斯里兰卡尽管是发展中国家,但却是角膜输出大国,它已经为57个国家的患者提供了53,830例角膜供体,2013年一年斯里兰卡国际眼库将其收到的4362例角膜中的一半输出海外
鲜为人知的是,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口仅有2048万(2013年)的斯里兰卡也是一个角膜输出大国。由哈德森•席尔瓦在1961年创立的斯里兰卡眼球捐助协会(Sri Lanka Eye Donation Society),其下属国际眼库已经向斯里兰卡国内患者共捐赠了34,600例角膜供体,却为57个国家117个城市的患者共提供了53,830例角膜供体,其中约有20,000例捐给了巴基斯坦,埃及和日本分别收到了8,000例和6,000例。
2013年,国际眼库收到4362例本地角膜,斯里兰卡本地用量大概是1500-2000枚,其余角膜大部分都被输出到57个国家。其中一些角膜将在由美国国际组织库(Tissue Banks International, TBI)参与建立的国际眼库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Eye Banks, IFEB)的技术指导下,按照美国眼库协会制定的标准进行处理。2013年斯里兰卡国际眼库还与成都一医院签署了10年捐赠500枚角膜的协议。即使如此,由于中国药监局没有进口角膜审批流程,按照药品审批则周期超长,导致进口角膜进入国内医疗机构这一过程可能长达半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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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国的眼库之所以有余力向国外输出角膜,是因为美国法律规定因交通意外死亡或在公立医院死亡的人,没有家属明确反对情况下,其角膜一律捐献。法律使角膜捐献成为习惯
无论是否允许肾脏等活体器官移植,在角膜移植问题上,全球所有国家都一致只允许无心跳或脑死亡尸体的角膜移植。美国各眼库角膜供体也是来源于此。
美国国会于1968年通过的《统一遗体捐献法案》(Uniform Anatomical Gift Act, UAGA)就是为了解决当时的器官移植(包括角膜移植)供体缺乏问题。该法于1978年、2006年、2010年三次修订,规定在交通事故中死亡的人,其角膜一律捐献;只要在公立医院去世的患者,只要死因非淋巴癌、血癌、骨髓癌或涉及眼睛的恶性肿瘤以及艾滋等严重传染病,角膜一律捐献;上述情况只要家属(顺序是:配偶、成年子女、父母、成年兄弟姐妹、死亡时死者监护人、有权处理遗体权限或义务的其他人)没有明确说明不捐,其角膜一律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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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国不仅在摘取死亡尸体角膜上进行流水作业,在捐献征询和管理上也细致分类,威斯康星州在其驾照或ID卡申请单最后一页询问是否要成为眼部捐赠者,马塞诸塞州也询问类似问题
从捐献程序上,美国不仅在摘取死亡尸体角膜上实行流水作业,在捐献征询和管理上也细致分类。例如威斯康星州在其驾照或ID卡申请单最后一页询问“你是否愿意注册成为一名器官、组织或者眼捐赠者?”、“你是否愿意掏出2美元支持器官、组织或者眼睛捐赠工作?”并给申请人方框来打勾。马塞诸塞州在其驾照申请单上询问“你是否想要注册,并持续注册为一名器官或组织捐献者?”如果申请者小于18岁,却想要成为捐赠者,那么需要父母或监护人签名确认。
此外,美国一些州还制作捐献卡,该卡上注明捐献者愿意捐什么,不愿意捐什么,鼓励捐献者把捐献卡与驾照等一些随身携带的证件放在一起。如果捐献者不幸遇难,“器官分配协调”机构根据其随身携带的捐献卡迅速对该捐献者的遗体和器官进行分配:角膜、心脏、肾、肠等都分配给一些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分配过程要填9个表格,即:脑死亡证明(由两名神经科医生填写)、病人抢救过程表(急救医生填写)、捐献者社会调查表(由捐献者家属填写)、器官捐献卡、器官传染病预防表、转送卡、供体转送过程记录、器官培养单、供体术前记录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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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斯里兰卡,平均每天有15-20人填写角膜捐助申请,其采集逝者眼球的工作也极具水准,会用小圆球保证逝者面容不至塌陷,做到对逝者的尊重
斯里兰卡早在1987年便制定《人体组织移植法No.48》,为角膜捐献确定了法律框架,国家眼科组织库(the National Eye and Tissue Bank)成为全球第一个无偿为患者提供角膜移植的NGO组织。该国公民平均每天有15-20人填写角膜捐献申请表,在2048万人口中,共有多达90万人填写了角膜捐献申请表,包括上世纪斯里兰卡已逝世总统J. R. Jayewardene。
据媒体报道,国际眼库在斯里兰卡全岛设有450多个联络处,会在逝者去世后4小时内上门服务。一旦家中有人去世,国际眼库会派联络专员前往逝者家中询问捐献事宜,如果允许采集,工作人员会用仪器撑开逝者眼皮,用消毒后的剪刀把眼球周围组织一一剪断,再把眼球轻轻夹出来并包裹起来,最后装进一个小瓶。然后用两个小圆球分别塞进死者眼眶,再合上眼,以保证逝者面容不会塌陷,做到对逝者的尊重,随后带回实验室进行角膜采集和存放。 (黄童超), 百拇医药
昨日,深圳晚报还原“偷拍姚贝娜遗体”全过程,再掀舆论波澜,而在争论过程中,姚贝娜捐献角膜行为本身却没得到公众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姚贝娜捐献角膜背后,是中国眼角膜和器官捐献率一直过低的尴尬。很多人都把这归结为中国“死后要留全尸”的封建观念,真是这样吗?
■角膜捐献也好,器官捐献也好,在中国都是一个巨大的缺口
姚贝娜的角膜已使受助者重见光明,但幸运如二人者是极少数
●姚贝娜捐献角膜背后,是中国角膜捐献率一直过低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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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膜疾病是全球第四大致盲病患,在中国更是第二位致盲眼病,不过角膜移植却可以使患者恢复视力,姚贝娜捐赠的眼角膜已成功使两名受助者重见光明。但幸运如这二人者只是极少数。据2008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统计,中国目前共有视力残疾1691万人,因角膜病致盲患者约400万人,其中70%可以通过角膜移植手术复明,但每年只能进行不到5000例的移植手术。
其实眼角膜移植手术从技术角度来说并不复杂,手术成功率可高达90%以上,中国也很早就效仿发达国家建立了眼库。造成“无米下锅”这一局面的直接原因——中国角膜捐献率过低,角膜资源极其稀缺。目前,在国内大约有20个眼库,但几乎都是“有库而没有眼角膜”的“空库”。中华眼库协会于1985年成立,到2006年接收到的自愿捐献的角膜不到100例。与此同时,美国、斯里兰卡等国家却在输出眼角膜,帮助全世界患者恢复光明。
●眼角膜尚且如此,严格意义的人体器官捐献在中国更是一个巨大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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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说,眼角膜属人体组织(眼球最前面的一层无色透明膜),而非人体器官。那中国的器官捐献率怎么样呢?
在中国,每年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大概有150万人,其中只有约1万人能够做上手术,供需比例只有1:150。而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平均器官供需比为1:20~30,美国为1:5,英国则为1:3。悬殊的供需差距主要在于器官供应的稀缺,而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器官捐献率居于末位。据全球器官捐献与移植观察机构的数据,西班牙捐献率最高,为35.1/百万人,美国为25.8/百万人。而关于中国的器官捐献率,现在被包括中国官媒在内的媒体广泛使用的是0.03/百万人(其实最早出现在2008年,但无法确定初始出处)。这一数字,在2014年四月红会下设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访问时曾被辟谣,但后者给出的“2013年,中国每百万人口中已经有0.63人实现了捐献”,与世界水平仍有相当差距。
2010年,中国卫生计生委和红十字会曾在一些省市试点开展人体器官捐献,但效果并不理想,作为大陆10个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城市之一,南京在试点的一年间竟没有实现一例自愿器官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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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献率低不应赖中国“死后要留全尸”的传统观念
●民众器官捐献的价值观指针并非停在上个世纪——坚持“死后要留全尸”
传统观念悬殊一直为中国器官捐献率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背书。的确,欧美发达国家大多信基督教,认为身体不过是灵魂的寄居之所,死后灵魂升天,身体不重要。东方信佛教,认为人还会转世,身体要保持完整。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民众器官捐献的价值观指针并非停在上个世纪。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器官捐献研究项目“公众对器官捐献态度”的调查数据显示,对于反对尸体器官捐献或自己不愿意器官捐献的理由,虽然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认为死后要留全尸”选择频率最高,但也只有33.1% (106/319),并非处于绝对优势;而高达30.1%(96/319)的受访者是担心捐献出去的器官会造成****,几乎与“死后要留全尸”比例相当。此外,认为没有必要去帮助别人的仅占1%,而20.69 %(66/319)的受访者是因为对器官捐献还不够了解。值得注意的是,调查还是在2011年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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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捐献的器官会被做成买卖”和“死后要留全尸”的比例相当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2012年的一份调查也显示,78%的市民否定“身后器官捐献是对人的不尊重”这一传统观念。但81%的市民担心器官捐献会导致人体****。
●在中国,器官资源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成为各方“牟利”的对象
器官捐献当然不必然导致****,相反,自愿捐献器官的多了,****会相应减少。但在中国,器官资源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不单只是黑中介“牟利”的对象。
2013年7月,据《新京报》披露,地方红会以认捐之名向医院开出不菲价码,某地红会对于提供的捐献案例信息,平均每完成一例,要收取10万元的“捐献费”。“但这笔钱具体怎么用,社会并不知情。”为改变以权钱获取器官的潜规则,2011年起卫生计生委研发计算机分配系统,但2/3器官仍在系统外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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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享有相当大的自由权的医院以及科室也有寻租空间。中国并未建立全国统一的器官捐献系统,拥有宣告死亡权利的医生往往能让有强大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人、或者与医生有着密切关系的患者,优先得到器官。2004年,著名演员傅彪被查出肝癌晚期,半年内进行两次肝移植手术,在第二次移植后四个月去世。甚至有医生直接参与****,2012年底国内最大的一起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案开庭,16名犯罪嫌疑人中包括4名正规医院的医生。
●之前长期依赖死刑犯器官,中国缺乏建立自愿捐献器官制度的动力
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有三种:一是活体器官,二是死刑犯器官,三是自愿身后捐献器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表示,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惟一主要使用死囚器官作为尸体器官来源的国家。长期以来,超过90%的尸体器官源于死刑。截至2009年底,卫生计生委统计数据显示,有超过65%器官移植的器官来源于死刑。死刑犯器官变成挖不尽的富矿,国外等待移植的富人也嗅到了生机。2004年,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国外患者比例超过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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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供血”模式下,中国缺乏建立公民自愿身后捐献器官制度的动力。直到2007年,国务院才发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而《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则是2013年才发布实施,缺少美国、西班牙等国家相应完善的法律规定,脑死亡标准更尚无立法。多年来也未能建立一个如美国的器官共享联合网络(UNOS)、欧洲的英国器官分配系统(UK Transplant)等一个医学行业与社会共同构建的移植管理机构。
■拯救中国“器官荒” 不止是需要更多的“姚贝娜”
●当然,公众人物带头参与器官捐献,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今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非自愿死囚器官,自愿捐献成器官移植唯一渠道。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姚贝娜完成捐献以及她父母签署捐献协议书,为两位受助者带去光明,尤为可贵。更为重要的是,姚贝娜主动承担起作为公共人物的最后一份责任,对于促进公众对于器官捐献制度的了解和摒弃落后的丧葬观念都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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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口仅有2048万(2013年)的南亚小国斯里兰卡却是一个角膜捐献大国,签字死后捐献角膜者超过90万人。其角膜资源不仅满足了本国需要,还使海外14万人重见光明。事实上,起初斯里兰卡人并没有捐献眼角膜的传统,上世纪50年代,名流哈德逊·席尔瓦博士在报纸上撰文承诺捐出自己的眼角膜,并呼吁读者也在去世后捐出眼角膜,该倡议在斯里兰卡人民中引起极大反响,国家领导人等社会名人也带头鼓励捐献,捐赠角膜成了斯里兰卡代代相传的文化。欧美各国体育界、演艺界和模特界的超级明星也会利用自己的公众形象经常无偿地宣传器官捐献,并且同时自己也填写器官捐献卡。
●拯救中国“器官荒”,更少不了改善社会法制环境,为捐献制度托举
如卫生计生委器官捐献研究项目“公众对器官捐献态度”等调查数据,很多人不愿意捐献器官的原因是,担心自己所捐献的器官会造成****,有媒体将此形容为“不敢捐,不能捐”的中国式器官捐献困境。这一尴尬处境,催促着捐献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相关经验可借鉴美国、日本等器官捐献率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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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健全的器官捐赠和受赠程序保障,规范捐献移植人体器官的标准程序
以美国为例,美国有健全的器官捐赠和受赠程序保障,规范捐献移植人体器官的标准程序,公正、诚信的社会氛围得以形成。
结语
中国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数量还在以每年超过10%的增量扩大,“不敢捐,不想捐,不能捐”的中国式器官捐献困境何时解除?
角膜捐赠:中国难自给,只能找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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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等待更多角膜移植供体,美国和斯里兰卡却在出口剩余的眼角膜。
近日,姚贝娜捐赠的眼角膜已分别移植给了深圳、成都两位病人,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仍然饱受角膜供体来源严重不足的困扰。与此同时,美国、斯里兰卡等国家却在输出眼角膜,帮助全世界患者恢复光明。
1、角膜疾病是全球第四大致盲病患,但角膜移植手术成功率高达90%以上;在2006年,中国有400万因角膜病致盲患者,但中国每年施行的角膜移植手术仅有4000-5000例,仍有数百万患者在“等米下锅”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全球范围内,角膜疾病是仅次于白内障、青光眼、老年性黄斑部病变的第四大致盲病患,约占5.1%。角膜移植可以使患者恢复视力,其移植手术成功率可高达90%以上,据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网站数据,93%的角膜移植案例在术后1年恢复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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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卫生组织2010年《视力残疾全球数据报告》显示,中国共有盲人824.8万人。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因角膜病致盲患者约400万人,其中约200万可以通过角膜移植手术复明,但每年施行的角膜移植手术例数为4000-5000例,200万患者在“等米下锅”。
2、不同于肾脏等“一对一”捐赠的器官移植,眼角膜摘除后储存期限可长达14天;角膜移植对配型要求不高,可以集中存储分发,促成了眼库(Eye Bank)这一供应眼球、角膜的专业性机构出现
通俗来讲,眼角膜是眼球最前面的一层无色透明膜,它是人体组织,而不是人体器官。美国眼库协会(Eye Bank Association of America, EBAA)资料显示,对于无心跳死亡尸体的角膜摘取时间要求较松,12小时内摘除即可,摘除后以“角膜保存液”等技术可以储存最多14天。与肾脏移植等“一对一”捐赠的器官移植不同,角膜移植对配型要求不高,可以集中储存分发,促成了眼库(Eye Bank)这一供应眼球、角膜的专业性机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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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很早就效仿发达国家建立了眼库,但是除了北京同仁眼库(至今已有32,000人登记)等发展较早的眼库,其他眼库常年库存量接近为零,例如中华眼库协会于1985年成立,1991年才确立章程,一直到2006年,接收到的自愿捐献的角膜不到100例。
3、美国眼库协会不仅每年都可以收集到满足国内患者需求的角膜供体数量,下属76个美国眼库2011年-2013年还向其他国家共输出41113例角膜供体
美国目前有100多家眼库,例如,1961年建立的NGO组织美国眼库协会(Eye Bank Association of America, EBAA),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中东和亚洲国家在内的成员眼库约90个,美国本土眼库有76个,加拿大10个眼库有8个加入该协会。该非营利协会自成立以来,已经为100万名患者恢复视力。
美国本土的眼库不仅可以收集到满足国内患者需求的角膜供体数量,每年还可以向大洋洲、中东、亚太等地区进行输出剩余供体。根据美国眼库协会数据报告,美国眼库协会中的76个美国眼库,进行了67,590例(2011年)、68,681例(2012年)、72,736例(2013年)本土角膜移植。但这区区76个眼库却向美国以外EBAA认证或非认证国家输出了14,442例(2011年)、14,718例(2012年)、14,953例(2013年)角膜供体。美国眼库协会下属的10余个国际眼库这一数据为486例(2012年)、300例(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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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斯里兰卡尽管是发展中国家,但却是角膜输出大国,它已经为57个国家的患者提供了53,830例角膜供体,2013年一年斯里兰卡国际眼库将其收到的4362例角膜中的一半输出海外
鲜为人知的是,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口仅有2048万(2013年)的斯里兰卡也是一个角膜输出大国。由哈德森•席尔瓦在1961年创立的斯里兰卡眼球捐助协会(Sri Lanka Eye Donation Society),其下属国际眼库已经向斯里兰卡国内患者共捐赠了34,600例角膜供体,却为57个国家117个城市的患者共提供了53,830例角膜供体,其中约有20,000例捐给了巴基斯坦,埃及和日本分别收到了8,000例和6,000例。
2013年,国际眼库收到4362例本地角膜,斯里兰卡本地用量大概是1500-2000枚,其余角膜大部分都被输出到57个国家。其中一些角膜将在由美国国际组织库(Tissue Banks International, TBI)参与建立的国际眼库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Eye Banks, IFEB)的技术指导下,按照美国眼库协会制定的标准进行处理。2013年斯里兰卡国际眼库还与成都一医院签署了10年捐赠500枚角膜的协议。即使如此,由于中国药监局没有进口角膜审批流程,按照药品审批则周期超长,导致进口角膜进入国内医疗机构这一过程可能长达半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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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国的眼库之所以有余力向国外输出角膜,是因为美国法律规定因交通意外死亡或在公立医院死亡的人,没有家属明确反对情况下,其角膜一律捐献。法律使角膜捐献成为习惯
无论是否允许肾脏等活体器官移植,在角膜移植问题上,全球所有国家都一致只允许无心跳或脑死亡尸体的角膜移植。美国各眼库角膜供体也是来源于此。
美国国会于1968年通过的《统一遗体捐献法案》(Uniform Anatomical Gift Act, UAGA)就是为了解决当时的器官移植(包括角膜移植)供体缺乏问题。该法于1978年、2006年、2010年三次修订,规定在交通事故中死亡的人,其角膜一律捐献;只要在公立医院去世的患者,只要死因非淋巴癌、血癌、骨髓癌或涉及眼睛的恶性肿瘤以及艾滋等严重传染病,角膜一律捐献;上述情况只要家属(顺序是:配偶、成年子女、父母、成年兄弟姐妹、死亡时死者监护人、有权处理遗体权限或义务的其他人)没有明确说明不捐,其角膜一律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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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国不仅在摘取死亡尸体角膜上进行流水作业,在捐献征询和管理上也细致分类,威斯康星州在其驾照或ID卡申请单最后一页询问是否要成为眼部捐赠者,马塞诸塞州也询问类似问题
从捐献程序上,美国不仅在摘取死亡尸体角膜上实行流水作业,在捐献征询和管理上也细致分类。例如威斯康星州在其驾照或ID卡申请单最后一页询问“你是否愿意注册成为一名器官、组织或者眼捐赠者?”、“你是否愿意掏出2美元支持器官、组织或者眼睛捐赠工作?”并给申请人方框来打勾。马塞诸塞州在其驾照申请单上询问“你是否想要注册,并持续注册为一名器官或组织捐献者?”如果申请者小于18岁,却想要成为捐赠者,那么需要父母或监护人签名确认。
此外,美国一些州还制作捐献卡,该卡上注明捐献者愿意捐什么,不愿意捐什么,鼓励捐献者把捐献卡与驾照等一些随身携带的证件放在一起。如果捐献者不幸遇难,“器官分配协调”机构根据其随身携带的捐献卡迅速对该捐献者的遗体和器官进行分配:角膜、心脏、肾、肠等都分配给一些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分配过程要填9个表格,即:脑死亡证明(由两名神经科医生填写)、病人抢救过程表(急救医生填写)、捐献者社会调查表(由捐献者家属填写)、器官捐献卡、器官传染病预防表、转送卡、供体转送过程记录、器官培养单、供体术前记录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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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斯里兰卡,平均每天有15-20人填写角膜捐助申请,其采集逝者眼球的工作也极具水准,会用小圆球保证逝者面容不至塌陷,做到对逝者的尊重
斯里兰卡早在1987年便制定《人体组织移植法No.48》,为角膜捐献确定了法律框架,国家眼科组织库(the National Eye and Tissue Bank)成为全球第一个无偿为患者提供角膜移植的NGO组织。该国公民平均每天有15-20人填写角膜捐献申请表,在2048万人口中,共有多达90万人填写了角膜捐献申请表,包括上世纪斯里兰卡已逝世总统J. R. Jayewardene。
据媒体报道,国际眼库在斯里兰卡全岛设有450多个联络处,会在逝者去世后4小时内上门服务。一旦家中有人去世,国际眼库会派联络专员前往逝者家中询问捐献事宜,如果允许采集,工作人员会用仪器撑开逝者眼皮,用消毒后的剪刀把眼球周围组织一一剪断,再把眼球轻轻夹出来并包裹起来,最后装进一个小瓶。然后用两个小圆球分别塞进死者眼眶,再合上眼,以保证逝者面容不会塌陷,做到对逝者的尊重,随后带回实验室进行角膜采集和存放。 (黄童超),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