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译者序

    1

    译者序

    在灰暗、沮丧、表热内冷的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有幸读到了法拉奇的长篇纪实小说《男子汉》。当时，该书的汉译在中国先后出了四五个版本，我读的是外研

    版，在印象中，这是最好的一个版本。从此，我就喜欢

    上了法拉奇及她的所有作品。

    初读《男子汉》给我内心的震动是巨大的，就像我

    初读普拉丝一样，它们给我心灵的冲击总是让人难以忘

    怀。从某种意义上说，20 世纪，乃至 21 世纪的中国读者

    更需要去读法拉奇与普拉丝，而不是那些更为权威、更

    具知名度的杜拉丝、乔治·桑，甚至波伏瓦、吴尔夫们。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法拉奇与普拉丝连同她们的

    辉煌作品一起才构成了 20 世纪女性文坛的一种奇迹、一

    个异象、一座丰碑。那是人类灵魂视界至高点上的一道

    灼人的风景。我相信，随着岁月的流逝与人世的沉浮，这一风景仍会在一种迷懵的氛围中散发出一种耀眼的光

    芒，重新去洗涤着人们对于过去苦难与悲壮经历的回忆，重新去激发起人们对于未来美好与公正生活的企盼。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2

    在我看来，法拉奇与普拉丝是人类精神天空中两颗

    闪耀的明星。无疑，她们已成为某种重要的尺度，某种

    珍贵的参照和某种让人理解生活、校正生活的启示性警

    醒。普拉丝深入灵魂， 行走在人类感情的刀锋上，以诗

    歌的全部力量表达了人之现实生活的极度恐怖与绝望，以其自身的死来向世人展示何为真正的生；法拉奇植根

    于现实，穿梭于人类敌对行为的硝烟之间，以“新闻”

    的犀利手法传达了人之精神世界的玄光十色与起伏跌宕，以其顽强的生来向世人说明何为真正的死。两者殊途同

    归，就其生之绝望的抒发与生之公正的呼唤而言，两者

    都达到了一种极致，抵达了一种无法逾越的高度。

    法拉奇在中国的知识界一直都有一种极高的声誉。

    这从以下这个事例中可以得到证明。1993年法拉奇来到

    中国，在中国社科院发表演讲。乘公共汽车前往听讲的

    学生不顾主办单位的反对，把整个演讲大厅及其走廊都

    挤得水泄不通，场面甚是火爆和狂热。在演讲结束后的

    提问时间里，一名意大利语专业的学生站起来说：“我

    并不是来问问题的，因为我从学会阅读起就一直读您的

    书，我已经知道您的答案了。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代表我

    本人和我的同学向您表示感谢……我感谢您，我们感谢

    您，因为通过您的作品，您教给了我们两件世界上最重

    要的东西：勇气与自由……请您不要死……我们非常需

    要您。”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译者序

    3

    尽管在一部分中国的女性读者中，法拉奇显得有些

    “怪异”，因为她早年就发誓不结婚，不生孩子，从事的

    还是连男人们都无能望其项背的新闻事业，但在中国真

    正的知识界，法拉奇还是被人敬重有加的。这倒主要不

    是因为她的作品多次获奖 (《空话与祈祷》获意大利班卡

    莱拉奖，《男子汉》获维莱吉奥奖，《印沙安拉》获海明

    威奖和国际安提伯斯奖，有关海湾战争的报道获麦西纳

    最佳新闻报道奖等 )，也不是因为如她的传记作家圣·阿

    里科所说，她取得了一般的新闻工作者用 150 年的时间

    也不能完成的新闻业绩。她之所以受敬重，尤其在第三

    世界及发展中国家中，主要是因为她已成为一种象征，一种反对暴政和人类邪恶势力的象征；是因为她的作品

    与她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她始终在身体力行自

    己的信仰。无论在越南战争、海湾战争，还是在对卡扎菲、霍梅尼、基辛格、邓小平等人的采访中，我们都能极其

    强烈地感受到法拉奇其人及其信仰的内在魅力。我想，如果我们能有机会去细细品读法拉奇的作品 ( 尤其是《男

    子汉》、《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印沙安拉》及《风

    云人物采访记》中的优秀篇章 ) 的话，我相信，我们每

    个人都会被其作品所透露出来的那种激情、真诚与正义

    感的力量感动。法拉奇无愧为一个用其自身的生命来写

    作的人，她作品中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反暴政的倾向，以

    及对社会公正的强烈呼唤，是当代同类作品中少有能比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4

    拟的。

    如果说“神话就是与某种仪式联系在一起的叙事故

    事”的话，那么，法拉奇已不仅仅构成一种现象，无疑

    已成为一种当代神话。她运用文学化的新闻工作作为自

    己的表达方式，并把她本人的一切突显在作品的内容中。

    她带有仪式性质的惯常行为，使我们能够发现她、观察

    她、 理解她，并体验她在进行自我剖析时感受到的乐趣。

    我们在她的作品中与她共同经历冒险事件，共同体验爱

    情滋味，共同分担哲学与政治上的焦虑。正如圣·阿里

    科所说 ：“法拉奇把自己造就成了明星，她是现代神话创

    作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犹如当年的格瓦拉、海明威，她是一个魅力四射的人物。

    我认为，我们作为当代的中国人，没有理由不感谢

    法拉奇。除了她的《男子汉》、《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除了她 1968 年 9 月在墨西哥城面对反动政府镇压学生、向学生开枪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英勇壮举，仅举以下一

    段小插曲，我们也有足够理由感谢她。这一插曲，对于

    我们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还鲜为人知。这就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天安门广场上，马、恩、列、 斯四幅巨大画像的

    消失就直接与法拉奇有关。

    1980 年，法拉奇来北京采访当时的副总理邓小平。

    在采访中，他们在一个问题上发生了争论。法拉奇对邓

    小平说，她不喜欢天安门广场上的那几幅卡尔·马克思、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译者序

    5

    弗里德多希·恩格斯、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约

    瑟夫·斯大林的画像。因为他们是东方灾难的思想之源

    和行动的始作俑者，尤其是后者，堪称暴政与集权的象征。

    她对邓小平说 ：“真可惜!我本来挺高兴，但看见他们真

    令我扫兴。我真希望我能把斯大林画像从天安门广场取

    走。”邓小平当时回答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可以理解，但我不会满足您的这个愿望。”第二天，星期六一早， 当

    法拉奇再次穿过广场时，她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

    为她惊奇地发现，一夜之间那些画像已不翼而飞：马克

    思走了，恩格斯不见了，列宁消失了，斯大林也不知去

    向。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假定，在此之前，中国政府

    本身就打算取走画像，但要不是法拉奇的中国之行，这

    些画像也绝对不会取走得那么快，那么及时。另外，法

    拉奇的传记作者圣·阿里科还写上了这么一段话 ：“要是

    有朝一日，有人在法拉奇的墓碑上写上：此处长眠的就

    是那个取走了天安门广场上马、恩、列、斯巨幅画像的人，我想，她定会心满意足。”

    1987 年，我和我的朋友王康一起到刘先生家做客。

    刘先生家中有一个书房，其中两个书架上放满了各种各

    样的外文原版书。它们对我具有莫大的诱惑力。我随手

    从书架上取了两本翻了起来。其中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封面设计得非常精致，黑底红线银字。我打开该书的第

    一页，想浏览它的第一自然段。蓦然间，这段文字像附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6

    有魔力一样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的心怦然一动，顷刻就

    怔住了 ： “昨夜，我知道了你的存在，从虚无中逃逸出来

    的生命的灵光 ；我躺在床上，睁大双眼凝视着黑夜，突

    然之间我就知道 ：你就在那里……”

    这是何等美丽的文字啊!有力、凝重、抒情，极富

    诗意。只是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谁写的什么书。备感激

    动与好奇的我自然把书回翻了过来，再次重新仔细地阅

    读封面上的文字。哇， 令我感到惊喜和意外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