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全书的灵魂，可用仲景本人的两句话来概括：一是“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只要有一个症状和体征能够反映出方剂的主治病机，便可径直应用；二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详辨脉症，探明病机，拟定治法，并在治法的指导下组成符合病情需要的方剂。

    病机不是发病机理、发病机制，而是同“弩机”，是使弓箭适时射出的重要控制机关一样，指的是“疾病的关键点与扳机点”，而证候(症状与体征)只是“审察病机”的依据而已。

    笔者的《病皆与方相应与方证对应无关》一文(以下简称《拙文》)在《中国中医药报》2015年6月26日“学术与临床版”发表后，四川省乐山市中医医院的刘方柏同志又于2015年7月15日在同版发表了《仲景之方因证而设》一文(以下简称《刘文》)，并标出了“与张效霞同志商榷”的副标题，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中医药报》一贯提倡的学术民主与平等的办报风格。

    话不说不明，理不辩不清，不争鸣就不能见真理。既然有商榷，便不得不作回答。

    《伤寒论》“以方名证”的本义是指体现方剂主治病机的症状和体征

    《刘文》指出：“纵观《伤寒论》全书，每方皆紧随条文所述证候之后，因此，后世医家以‘方证相应’称之，最为确切简洁不过。”对此，笔者有两点需要声明：

    第一，《伤寒杂病论》中，“证”与“方”本来是分开编排的，药孙思邈首先采用“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方法进行改编，至北宋，林亿等人整理《伤寒论》时赞同孙氏这一做法，“遂以逐方次于证候之下，使仓卒之际，便于检用”，于是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每方皆紧随条文所述证候之后”的编排方式。

    第二，遍查1911年以前的中医古籍，均无“方证相应”“方证相对”“方证对应”“方证相关”等记载，故《刘文》所谓“后世医家以‘方证相应’称之”的说法，也就成为“无根之谈”了。

    那么，为何当今中医学界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方证相对”是《伤寒论》的“普遍原则”(《刘文》语)，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研究热潮”呢？

    笔者揣测，可能与没有真正搞清楚《伤寒论》中“桂枝证”“柴胡证”等“以方名证”说法的本义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