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珍与番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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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小的时候，总以为番红花就是红花的一种，学了中医以后才明白，二者不仅科属来源完全不同，属于同名异物现象，而且有效成分也不一样，应严格区分。红花是菊科植物红花的头状花序，而番红花为鸢尾科植物番红花，入药部位是雌蕊的柱头。可见二者确实有着天壤之别。
自古以来，番红花的应用价值十分广泛，它既是一味珍贵的药物，又是一种上乘的染料和香料。据考证，番红花在国外已有久远的应用历史，公元前五世纪克什米尔的古文献中就有记载，其主产区为中亚细亚的西里西安国以及土耳其的沿海地区。
番红花在西方风行许多年之后才传入中国。在元代《饮膳正要》一书中所附的两个医方，就用了番红花(当时叫“撒法郎”)，其一是炙羊心，治心气惊悸，郁结不乐；另一为炙羊腰，治腰腿疼痛。而在《回回药方》中番红花的应用更加频繁，据统计用“撒馥兰”的医方有58个，用“咱夫兰”的医方有78个。实际上这两个名称均指番红花。对于这样一种外来佳品，目光敏锐的李时珍当然不会轻易错过，于是作为新增药，番红花被收入《本草纲目》草部第十五卷，位居“红蓝花”(即红花)之后。
严格来讲，最早记载番红花的本草著作应该是明代官修的《本草品汇精要》，但是以“撒馥兰”为正名。由于客观的原因，李时珍不可能见到《本草品汇精要》，所以他将番红花当成是新增药也是情有可原的。值得注意的是，李时珍首次将番红花列为正名。
从《本草纲目》所记“番红花”的主治来看，李时珍好像参考过《饮膳正要》，因为二者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前者仅比后者多出“又治惊悸”一句，且此多出一句恰好也是《饮膳正要》中该药附方的主治。但是，李时珍对《饮膳正要》却只字未提，难道这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吗？不过，他在“集解”中还是提到“元时以人食馔用”，似乎也暗示《饮膳正要》一书。
尽管李时珍将红花和番红花分列为两条，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他并不真正认识番红花，甚至压根儿就没见过。一是从植物形态特征来看，李时珍对红花的描写十分细致，而对番红花却无只言片语；二是李时珍所绘的番红花图与红花基本相似，完全没有跳出菊科植物的框框。两相比照，详略分明，一目了然。
关于番红花的植物形态，《本草品汇精要》实际上早已有比较客观的描述：“三月莳种于阴处。其根如蒜，硬而有须，抽一茎高六七寸，上著五六叶，亦如蒜叶，细长，绿色。五月茎端开花五六朵，如红蓝花，初黄渐红。六月结子，大如黍。花能疗疾，彼土人最珍重。今亦入贡，合香多用之。”而且，《本草品汇精要》所附药图也基本接近实物。假如李时珍能见到这部官修本草，那就不会犯上述低级错误。受李时珍的影响，虽然《本草纲目拾遗》和《植物名实图考》均记有番红花，但他们仍是围着菊科的红花转圈圈，并不认识真正的番红花。 (文/黄 斌 图/张妙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