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之行话中医
革命圣地延安，举世闻名，世人敬仰。1935年至1948年，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一个个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壮举，谱写了人类历史上的光辉篇章。
以往，我曾多次到延安参观学习、开展实践活动。前不久，我再一次赴延安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离别三年，今又重返，自己还特意增加了一个“自选项目”——探寻、了解延安时期医药卫生工作的开展轨迹，特别是关于中医药方面的详情实录。
在延安学习期间，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王家坪革命纪念馆、杨家岭革命旧址、枣园革命旧址、凤凰山革命旧址、西北局旧址及革命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等，并认真地作了文字和影像记录。在这里，我看到了医药卫生方面的珍贵史料，管窥了延安时期中医发展之一斑，感受到了领袖对医务人员和中医药事业的巨大关怀，目睹耳闻了中医治病救人的故事佳话……
医药卫生工作重视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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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医药卫生工作，从路线方针、施政纲领、组织建设、人才汇聚、物质条件等各个方面，加强和改善医药卫生工作，建立了一个基本适应战时需要的医疗卫生体系。1936年5月，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成立。同年6月，抗大校秘书处与校务部合并，内设秘书长、经理处、供给处、卫生处等机构，时任卫生处(部)处长的是翟显文(1938年4月至12月)、蒋耀德(1939年1月至1945年8月)。抗大第二期(1937年1月至8月)时的卫生科科长欧阳竟，积极倡导采取中西医相结合的治疗办法。1937年8月，八路军卫生学校成立，负责人为王斌，校址设在富县张村驿。1940年9月，中国医科大学成立，负责人为王斌、史书翰，校址设在柳树店。翌年5月，毛泽东为该校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1942年5月1日，由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将“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员，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作为施政纲领之一。1944年6月，延安召开卫生动员大会，会上表彰特等奖1名、甲等9名、乙等29名(其中，杨家湾为卫生模范村)。1944年7月，延安市政府组织开展了“十一运动”，其中一项内容为“每区有一处卫生合作社，每乡有一个医生，每村有一个接生员”。村与村、户与户之间掀起竞赛热潮，推动了边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1946年11月，陕甘宁边区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刘景范任主任，下设秘书处、动员工作部、粮草被服部、医药救护部、后方勤务部、坚壁清野部等，医药救护部的负责人是曾经于1933年在红四方面军中创建中医院的苏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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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事业得发展
延安时期，中医药事业得到了较大发展，边区中医药工作者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为改变边区缺医少药的状况，保障军民身体健康，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1937年，陕甘宁边区医院创建。医院门诊部设有中药部，由中药房医生于秉伦负责，有时还请来保健社主任李常春坐堂诊治。1938年，八路军制药厂成立，药厂设有中药部，专门生产中药。1939年3月，筹建光华制药厂，生产中西药。1939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党代会通过了《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号召要“研究中医，开办中医训练班，发展制药厂，设立医药合作社”等。1941年，毛主席、朱总司令分别为八路军制药厂题词。1940年，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成立。研究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简章》《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国医代表大会宣言》和《国医代表大会提议案》，并在《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简章》中首次提出“国医科学化”。1941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延安时期，毛主席指出：“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后来，又成立了中西医协会、中医保健社，积极探索中西医的共存与结合，探讨中医药理，研制中西新药。1937年，延安城里仅有几家药铺和少数坐堂中医。1944年时，边区的中药铺已发展到近400个。1945年，毛主席亲自制定了“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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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现代医史佳话
延安时期，涌现出许多现代医学史上的佳话。1939年，毛主席在杨家岭与侯建存、傅连暲、毕道文、金茂岳、邵达、刘允中、石昌杰、魏一斋等医务工作者合影留念。后来，毛主席、朱总司令又专门邀请金茂岳、魏一斋吃饭，鼓励他们要向白求恩学习，努力办好医院，为革命做贡献，还分别为他们题词。李鼎铭先生用中药和按摩疗法为毛主席治疗关节疼痛和胃病；他还主动献出救治麻疹的中医验方。谢觉哉以“乐山乐水清如此，名相名医道自尊”的诗句来赞扬李鼎铭先生品德高尚、医术高超。名医鲁之俊特地拜民间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技术，为毛主席治疗肩周炎。鲁之俊被誉为“中西医团结合作的模范”，受到边区政府的表彰。此外，为了解决药品严重匮乏的问题，医护人员自力更生、因地制宜，上山采集中草药。1941年，军区卫生部和3个旅总共采集党参、甘草、远志、知母、麻黄、独活、羌活、大黄、夏枯草、五味子、金银花、车前子等70余个品种12700多公斤中药材。并自己动手制成当归精、麻黄素、平胃散、疟疾丸、红白痢丸、鲜疥膏等数十种不同型剂的药品，弥补了边区军民之需。
中医药是国粹是国宝，也是延安时期增强战斗力、克敌制胜的“利器”性因素之一，她无愧于那个伟大的时代!让延安告诉我们，让历史告诉未来，让未来铭记历史。(李金钢), http://www.100md.com(李金钢 西安工业大学)
以往，我曾多次到延安参观学习、开展实践活动。前不久，我再一次赴延安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离别三年，今又重返，自己还特意增加了一个“自选项目”——探寻、了解延安时期医药卫生工作的开展轨迹，特别是关于中医药方面的详情实录。
在延安学习期间，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王家坪革命纪念馆、杨家岭革命旧址、枣园革命旧址、凤凰山革命旧址、西北局旧址及革命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等，并认真地作了文字和影像记录。在这里，我看到了医药卫生方面的珍贵史料，管窥了延安时期中医发展之一斑，感受到了领袖对医务人员和中医药事业的巨大关怀，目睹耳闻了中医治病救人的故事佳话……
医药卫生工作重视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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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医药卫生工作，从路线方针、施政纲领、组织建设、人才汇聚、物质条件等各个方面，加强和改善医药卫生工作，建立了一个基本适应战时需要的医疗卫生体系。1936年5月，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成立。同年6月，抗大校秘书处与校务部合并，内设秘书长、经理处、供给处、卫生处等机构，时任卫生处(部)处长的是翟显文(1938年4月至12月)、蒋耀德(1939年1月至1945年8月)。抗大第二期(1937年1月至8月)时的卫生科科长欧阳竟，积极倡导采取中西医相结合的治疗办法。1937年8月，八路军卫生学校成立，负责人为王斌，校址设在富县张村驿。1940年9月，中国医科大学成立，负责人为王斌、史书翰，校址设在柳树店。翌年5月，毛泽东为该校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1942年5月1日，由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将“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员，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作为施政纲领之一。1944年6月，延安召开卫生动员大会，会上表彰特等奖1名、甲等9名、乙等29名(其中，杨家湾为卫生模范村)。1944年7月，延安市政府组织开展了“十一运动”，其中一项内容为“每区有一处卫生合作社，每乡有一个医生，每村有一个接生员”。村与村、户与户之间掀起竞赛热潮，推动了边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1946年11月，陕甘宁边区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刘景范任主任，下设秘书处、动员工作部、粮草被服部、医药救护部、后方勤务部、坚壁清野部等，医药救护部的负责人是曾经于1933年在红四方面军中创建中医院的苏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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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事业得发展
延安时期，中医药事业得到了较大发展，边区中医药工作者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为改变边区缺医少药的状况，保障军民身体健康，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1937年，陕甘宁边区医院创建。医院门诊部设有中药部，由中药房医生于秉伦负责，有时还请来保健社主任李常春坐堂诊治。1938年，八路军制药厂成立，药厂设有中药部，专门生产中药。1939年3月，筹建光华制药厂，生产中西药。1939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党代会通过了《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号召要“研究中医，开办中医训练班，发展制药厂，设立医药合作社”等。1941年，毛主席、朱总司令分别为八路军制药厂题词。1940年，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成立。研究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简章》《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国医代表大会宣言》和《国医代表大会提议案》，并在《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简章》中首次提出“国医科学化”。1941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延安时期，毛主席指出：“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后来，又成立了中西医协会、中医保健社，积极探索中西医的共存与结合，探讨中医药理，研制中西新药。1937年，延安城里仅有几家药铺和少数坐堂中医。1944年时，边区的中药铺已发展到近400个。1945年，毛主席亲自制定了“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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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涌现出许多现代医学史上的佳话。1939年，毛主席在杨家岭与侯建存、傅连暲、毕道文、金茂岳、邵达、刘允中、石昌杰、魏一斋等医务工作者合影留念。后来，毛主席、朱总司令又专门邀请金茂岳、魏一斋吃饭，鼓励他们要向白求恩学习，努力办好医院，为革命做贡献，还分别为他们题词。李鼎铭先生用中药和按摩疗法为毛主席治疗关节疼痛和胃病；他还主动献出救治麻疹的中医验方。谢觉哉以“乐山乐水清如此，名相名医道自尊”的诗句来赞扬李鼎铭先生品德高尚、医术高超。名医鲁之俊特地拜民间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技术，为毛主席治疗肩周炎。鲁之俊被誉为“中西医团结合作的模范”，受到边区政府的表彰。此外，为了解决药品严重匮乏的问题，医护人员自力更生、因地制宜，上山采集中草药。1941年，军区卫生部和3个旅总共采集党参、甘草、远志、知母、麻黄、独活、羌活、大黄、夏枯草、五味子、金银花、车前子等70余个品种12700多公斤中药材。并自己动手制成当归精、麻黄素、平胃散、疟疾丸、红白痢丸、鲜疥膏等数十种不同型剂的药品，弥补了边区军民之需。
中医药是国粹是国宝，也是延安时期增强战斗力、克敌制胜的“利器”性因素之一，她无愧于那个伟大的时代!让延安告诉我们，让历史告诉未来，让未来铭记历史。(李金钢), http://www.100md.com(李金钢 西安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