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里达的“延异”看文学译本多样性
四、“异延”与文学译本多样性
“异延”这一概念为文学翻译打开了新的视野，同时，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文学译本多样性这一现象存在的合理性。既：文学译本多样性背后的原因与以下几点因素有关：(1)文本意义具有不确定性.。(2)译者具有主体创造性(3)翻译目的具有存异性
1、文本意义具有不确定性
从“异延”的内涵和解构主义的观点我们不难看出：任何语言符号都并非一个孤立的单位，它们的组成要素亦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它们必须与周围其他成分相互补充和配合才能表达自身，因此一种语言既带有其他符号的印迹，又彼此有别，并在表现它们之间的差异时突显其自身的特点与价值。文学译本，这一特殊艺术表现形式，具有极强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它的审美价值和欣赏价值会因不同的读者而千差万别。试图在一部文学作品中发现一个恒定的结构、确定一个单一的意义是不可能做到的。正如米勒所说“文学文本的语言是关于其他语言和文本的语言；语言是不确定的；一切阅读都是‘误读’”另外，从德里达得出的作品终极不变的意义是不存在的结论中我们不难理解：在“异延”语言图景中，人类语言活动处于一个断裂和跳跃式的动态开放系统之中，无论是单一文本还是全部话语文本活动都处在无限的“异延”之中。一方面，此处的文本与彼处的文本有空间上的共时的联系。另一方面，此时的文本与彼时的文本有着历时的关联；并且，各种文本间没有文体的限制，可以自由地穿行于哲学、文学、甚至建筑学等各门类。从这种逻辑出发，任何人打开一部作品，就等于同时打开了古往今来的无数作品。在文学译本的创作当中，模仿与模仿对象之间既相同又不同，前者时刻在追踪重复后者，但又永远无法与之同步，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相互的替补和撒播中不断地转化，模仿对象也可能是对另一模仿对象的模仿，文本的终极意义便无源可溯，这就是文本或者说是文本意义的“撒播”，它带来了文学文木的互文性、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
2、译者具有主体创造性
人们说翻译是第二次创作。由于译者的个性、爱好、气质、修养、经历等不同，以及译者的双语水平高低有别，致使他们对原作的理解和阐释也不尽相同，译本的风格自然呈现出很大的差异。译者的这种主体创造性和德里达关于文本意义具有不确定性的解构观点无疑为译者进行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译者，作为原作的读者，如果用解构的方式阅读文本，那么文本就会打开其封闭性，呈现一种开放的形式，里面的东西不断溢出，外面的东西不断加入，意义相互交织、延宕、散播、增补。不难理解，这里面的东西便是原作企望呈现的意义，而外面的东西则融入了具有不同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的译者的理解。由此，译者可以打破原作者赋予作品终极意义的束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寻找原文意义，发掘出使原文存活的因素，通过修改和转换，使原文成长、成熟，最终得到“再生”。尽管每个译者都会有其不同的理解方式，而且文本内容的阐述也不尽相同。但这种理解与阐述的差异恰恰为原文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延伸了理解的边界。这样，译者和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就会既有似曾相识之感，又有永远不可能达到意义本真世界的困惑，因为他们感知到的也只是“异延”的踪迹。至此，就必然会出现好的作品一本多译、一本重译，反复修订等现象。在译者转换原语的文本，跨越目的语的限制，扩展译文语言，从而使译文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译者便成为译作的创造者，而且在翻译过程中被赋予了极大的创造性。
3、翻译目的具有存异性
德里达认为，通过翻译，我们能够对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和各语言的特定表达方式达到更深刻和更准确地认识。这就是说，各种语言在语义、句法和语音方面的不相同的表意方式，在翻译过程中不应被隐藏起来，而应该在新文本中表现出来。在“延异”这一概念中，时空的差别会导致理解的偏差和意义的扩散。同时，读者的阅读是一种能动的认知活动，这种能动的阅读最终导致那些异化了的内容逐渐为人们所理解、接受和欣赏。例如，当家喻户晓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花木兰》被好莱坞搬上荧屏时，一些中国人认为：其情节既搞笑又荒诞，大幅度偏离了中国人传统价值体系中的木兰形象，是对中国文化的亵渎；而另外一些中国人则认为，正是得益于好莱坞这个平台，原著才得到了新生(afterlife)，中国文化才得以在西方世界传播。当中国文化这颗种子在西方世界散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时候，相信是大部分国人希望看到的景象，这样的文学作品解构无疑是成功的解构。通过不同的翻译目的，这些异化了的“种子”还会逐渐根植于目的语文化中，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从而完成文化的相互交融与摄取的过程。可见，德里达的翻译目的，不是“求同”，而是(下转第51页)(上接第2页)“存异”；是尽量保护和表现这些形式的差异。德里达用“异延”概念来说明语言之间的差异性，旨在强调通过翻译才能揭示语言之间的差异并充分发挥语言在当代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间相互交流与渗透的重要作用。因而德里达“主张用辨证的、动态的和发展的哲学观来看待翻译”。这种独特的视角实际上为翻译实践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五、结语
作为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范式，解构主义跨越了语言与文化的疆界，质询了意义不变的神话，这让翻译的过程成为对意义的多重阐释。而“延异”这一概念的提出帮助我们理解文学译本多样性这一现象的成因：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译者的主体创造性和翻译目的的存异性。这些成因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翻译的本质，从而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
【参考文献】
[1] 刘军平.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2] 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
[3] Gentzler， 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4] 程锡麟.互文性理论概述.外国文学，1996，(1).
[5] 彭桂芝德里达“异延”解构主义翻译观及其理论启示[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
[6] 蒋骁华.解构主义翻译观探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4)：64-67.
[7] 杨柳.解构主义翻译观在中国的旅行[J].外国语，2007，(3)：60-66.
[8] 刘全福.批评视角：我国解构主义翻译研究的本土化进程[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1)：51-56.
[9] 郭建中.论解构主义翻译思想[J].上海科技翻译，1999，(4)：4-9.
[10] Derrida J.Des Tours de Babel[G]//Graham J F.différance in Translation.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1985.
[11] Venuti L.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1995., http://www.100md.com(眭燕)
“异延”这一概念为文学翻译打开了新的视野，同时，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文学译本多样性这一现象存在的合理性。既：文学译本多样性背后的原因与以下几点因素有关：(1)文本意义具有不确定性.。(2)译者具有主体创造性(3)翻译目的具有存异性
1、文本意义具有不确定性
从“异延”的内涵和解构主义的观点我们不难看出：任何语言符号都并非一个孤立的单位，它们的组成要素亦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它们必须与周围其他成分相互补充和配合才能表达自身，因此一种语言既带有其他符号的印迹，又彼此有别，并在表现它们之间的差异时突显其自身的特点与价值。文学译本，这一特殊艺术表现形式，具有极强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它的审美价值和欣赏价值会因不同的读者而千差万别。试图在一部文学作品中发现一个恒定的结构、确定一个单一的意义是不可能做到的。正如米勒所说“文学文本的语言是关于其他语言和文本的语言；语言是不确定的；一切阅读都是‘误读’”另外，从德里达得出的作品终极不变的意义是不存在的结论中我们不难理解：在“异延”语言图景中，人类语言活动处于一个断裂和跳跃式的动态开放系统之中，无论是单一文本还是全部话语文本活动都处在无限的“异延”之中。一方面，此处的文本与彼处的文本有空间上的共时的联系。另一方面，此时的文本与彼时的文本有着历时的关联；并且，各种文本间没有文体的限制，可以自由地穿行于哲学、文学、甚至建筑学等各门类。从这种逻辑出发，任何人打开一部作品，就等于同时打开了古往今来的无数作品。在文学译本的创作当中，模仿与模仿对象之间既相同又不同，前者时刻在追踪重复后者，但又永远无法与之同步，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相互的替补和撒播中不断地转化，模仿对象也可能是对另一模仿对象的模仿，文本的终极意义便无源可溯，这就是文本或者说是文本意义的“撒播”，它带来了文学文木的互文性、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
2、译者具有主体创造性
人们说翻译是第二次创作。由于译者的个性、爱好、气质、修养、经历等不同，以及译者的双语水平高低有别，致使他们对原作的理解和阐释也不尽相同，译本的风格自然呈现出很大的差异。译者的这种主体创造性和德里达关于文本意义具有不确定性的解构观点无疑为译者进行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译者，作为原作的读者，如果用解构的方式阅读文本，那么文本就会打开其封闭性，呈现一种开放的形式，里面的东西不断溢出，外面的东西不断加入，意义相互交织、延宕、散播、增补。不难理解，这里面的东西便是原作企望呈现的意义，而外面的东西则融入了具有不同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的译者的理解。由此，译者可以打破原作者赋予作品终极意义的束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寻找原文意义，发掘出使原文存活的因素，通过修改和转换，使原文成长、成熟，最终得到“再生”。尽管每个译者都会有其不同的理解方式，而且文本内容的阐述也不尽相同。但这种理解与阐述的差异恰恰为原文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延伸了理解的边界。这样，译者和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就会既有似曾相识之感，又有永远不可能达到意义本真世界的困惑，因为他们感知到的也只是“异延”的踪迹。至此，就必然会出现好的作品一本多译、一本重译，反复修订等现象。在译者转换原语的文本，跨越目的语的限制，扩展译文语言，从而使译文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译者便成为译作的创造者，而且在翻译过程中被赋予了极大的创造性。
3、翻译目的具有存异性
德里达认为，通过翻译，我们能够对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和各语言的特定表达方式达到更深刻和更准确地认识。这就是说，各种语言在语义、句法和语音方面的不相同的表意方式，在翻译过程中不应被隐藏起来，而应该在新文本中表现出来。在“延异”这一概念中，时空的差别会导致理解的偏差和意义的扩散。同时，读者的阅读是一种能动的认知活动，这种能动的阅读最终导致那些异化了的内容逐渐为人们所理解、接受和欣赏。例如，当家喻户晓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花木兰》被好莱坞搬上荧屏时，一些中国人认为：其情节既搞笑又荒诞，大幅度偏离了中国人传统价值体系中的木兰形象，是对中国文化的亵渎；而另外一些中国人则认为，正是得益于好莱坞这个平台，原著才得到了新生(afterlife)，中国文化才得以在西方世界传播。当中国文化这颗种子在西方世界散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时候，相信是大部分国人希望看到的景象，这样的文学作品解构无疑是成功的解构。通过不同的翻译目的，这些异化了的“种子”还会逐渐根植于目的语文化中，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从而完成文化的相互交融与摄取的过程。可见，德里达的翻译目的，不是“求同”，而是(下转第51页)(上接第2页)“存异”；是尽量保护和表现这些形式的差异。德里达用“异延”概念来说明语言之间的差异性，旨在强调通过翻译才能揭示语言之间的差异并充分发挥语言在当代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间相互交流与渗透的重要作用。因而德里达“主张用辨证的、动态的和发展的哲学观来看待翻译”。这种独特的视角实际上为翻译实践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五、结语
作为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范式，解构主义跨越了语言与文化的疆界，质询了意义不变的神话，这让翻译的过程成为对意义的多重阐释。而“延异”这一概念的提出帮助我们理解文学译本多样性这一现象的成因：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译者的主体创造性和翻译目的的存异性。这些成因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翻译的本质，从而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
【参考文献】
[1] 刘军平.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2] 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
[3] Gentzler， 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4] 程锡麟.互文性理论概述.外国文学，1996，(1).
[5] 彭桂芝德里达“异延”解构主义翻译观及其理论启示[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
[6] 蒋骁华.解构主义翻译观探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4)：64-67.
[7] 杨柳.解构主义翻译观在中国的旅行[J].外国语，2007，(3)：60-66.
[8] 刘全福.批评视角：我国解构主义翻译研究的本土化进程[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1)：51-56.
[9] 郭建中.论解构主义翻译思想[J].上海科技翻译，1999，(4)：4-9.
[10] Derrida J.Des Tours de Babel[G]//Graham J F.différance in Translation.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1985.
[11] Venuti L.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1995., http://www.100md.com(眭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