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临床实践是研读经典的最高境界
中医经典理论来自临床经验的总结与升华，但归根结底，学习经典的目的是运用于临床，通过临床实践的检验方能体现其学术价值——
学习研究《内经》，不仅要领会其提供的理论精华，更应深刻领悟先人们认识世界和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思维方式，而结合临床实践是研读经典的最高境界。“经典需要临床，临床需要经典”，这是笔者的深刻体会。
治经典之学，若实实在在运用于临床，才能把经典理论真正化为自己的知识，并有所感悟；先哲之理法，若能灵活应用于今病，方见生命。若不着边际，高谈阔论，虚无缥缈，除了把经典之学引向空玄之外，则与中医学术发展无寸补。
中医学经典是先人们临床医疗经验的结晶，离开临床实践就无法解析经典的隐奥，立足临床实践是研读中医学经典的最高境界。
1911年梁启超在《学与术》中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严复在《原富》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古人倡导“知行合一”，行是知之基，亦是知之成；知原于行而成于行。中医学属于应用学科，离开临床应用谈医学，难免空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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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是一部中医学理论的经典，这已经是中医界的共识。经过多年的学习、研究、实践发现，《内经》不仅仅是一部讨论中医学理论的书，《内经》本身的内容还汇集了汉以前丰富的临床医疗实践经验。笔者在学习研究中发现，《内经》162篇涉及的病证有五百余个，全书直接以病证名篇的篇章有40余篇，加之其他篇章中涉及的临床医学内容，约占整个《内经》的二分之一以上。
《内经》是后世中医学发展的根源
《内经》中关于病证的内容，其学术原理和医疗经验，对今天的临床仍然具有很大的实践价值。例如，《素问·咳论》不仅对咳嗽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证候分类、传变规律、治疗原则作了系统的阐述，难能可贵的是还提出了“外内合邪”“五藏六府皆令人咳，非独肺也”“此皆聚于胃，关于肺”的著名论点，对后世解析咳嗽病机、辨治咳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中对咳嗽采取五脏六腑分证的方法，实为后世脏腑辨证之雏形。再如，《素问·举痛论》开卷即提出“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厌于己”的观点，这不仅揭示了研究世界万物的重要思维方法，而且提示理论研究必须联系临床实践；经文对“五藏卒痛”的病机作了高度的概括，立痛证虚实辨证之纲要；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对十四种痛证的鉴别诊断问题，这也许是中医学中最早的证候鉴别诊断。还如，《内经》曾经采用“人与天地相应”及“阴阳消长”理论对睡眠的生理、失眠等睡眠障碍病证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认为人体阴阳之气的消长出入是形成正常睡眠—觉醒节律的生理基础。《灵枢·口问》说：“卫气昼日行于阳，夜半则行于阴。阴者主夜，夜者卧，……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同样的记载还可见于《灵枢·大惑论》：“夫卫气者，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故阳气尽则卧，阴气尽则寤。”在“人与天地相应”理论指导下，《内经》认为人体卫气的运行存在着昼夜循环往复的变化节律，白昼卫气运行于阳气，人体阳气盛于外，人处于醒寤状态；夜间卫气运行于阴经与五脏，阳气潜降，阴气主事，人入寐。如果阴阳之气运行失调可以导致睡眠障碍。《灵枢·大惑论》说：“卫气不得入于阴，常留于阳。留于阳则阳气满，阳气满则阳跷盛，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故目不瞑矣。”临床采取调节阴阳升降治疗睡眠障碍，往往可以取得很好疗效。现代睡眠学认为，人的脑部存在着两个系统，一个促进睡眠，一个促进觉醒，称为睡眠与觉醒系统。如果把前者称为阴，后者称为阳，那么阴阳协调则睡眠—觉醒循环正常，阴阳失调则产生睡眠障碍，可见，中西医关于睡眠—觉醒节律的理解，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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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举例说明，《内经》中丰富的临床医学经验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对现代临床有很好的实践价值，《内经》中的临床医学是后世中医临床医学发展的根和源。
经典需要临床，临床需要经典
张子和认为，《内经》是一部治病的法书。其中的意义应该有二，一是说《内经》所奠定的理论体系是指导中医临床实践的圭臬，二是说《内经》本身就是古代医学家临床经验的结晶。千百年来中医的学术发展史足以证明《内经》的临床价值。学习研究《内经》，不仅要领会其提供的理论精华，更应深刻领悟先人们认识世界和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思维方式，而结合临床实践是研读经典的最高境界。“经典需要临床，临床需要经典”，这是笔者在教学研究、实践经典的深刻体会。
有些人的中医药临床疗效不尽如人意，其中的原因很多。笔者认为这与临床中医师没有很好地学习研究继承中医经典有一定关系。陈竺院士说：“当前要特别强调对中医的尊重，如果不知道中医的内涵、优点、精华是什么，需要改进和改善的部分是什么，就草率对它下结论，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家应该有的态度。”他说：“中医强调阴阳平衡，与现代系统生物学的基本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医强调天人合一，与现代西方科学讲的健康环境因素十分相似；中医强调辨证施治，与近年来西方医学中强调为每一个病人找到最适合药物的药物遗传学不谋而合；中医的复方理论，实际上也是对应着西医近年来高度重视的各种疗法的综合协同。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中医药理论与实践对当代医学发展的启示作用和独特贡献，并使之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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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临床角度研究《内经》
如果说《内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那么其中的基础理论体系和临床医学体系是中医学的两朵奇葩。那么，如何从临床角度研究《内经》？
用《内经》基本理论指导临床辨证论治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有“阳化气，阴成形”之说，《内经》用此理论诠释自然现象和人体生理病理。关于阴阳理论在医学中的应用，阐述最为深刻者，当首推明代医家张介宾。“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阴阳二气，最不宜偏，不偏则气和而生物，偏则气乖而杀物。”著有《大宝论》和《真阴论》专题讨论阴阳理论及其临床运用。提出了关于治疗阴阳、精气虚损的精辟见解：“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善治精者，能使精中生气；善治气者，能使气中生精”。这些论述可以认为是对《内经》“阳化气，阴成形”理论的演绎和发展，对于今天临床实践具有深刻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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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经治疗一功能性消化不良案，患者自幼懦弱，身体颀长，皮肤白皙，未诊时诉食欲不振，嗳气，腹胀，虽知饥饿，得食早饱，大便不畅，形体消瘦，体质甚差，不耐寒温，平素多易感冒，经常因病辍学，恙起近两年，久治罔效。苔薄白腻，脉来细濡。西医诊断为功能性消化不良，中医诊断为胃痞。投健脾和胃，理气宽中药，如黄芪、党参、白术、薏苡仁、茯苓、甘草、制半夏、苏梗、炙鸡内金、枳壳、焦楂曲、制大黄、大枣等。数诊之后，证情有所缓解，但稍不慎进食油腻后，证复如故。思《内经》有“阳化气”之明训，考虑患者久病中阳不足，“无火无以熟谷”，乃取上法佐以温暖胃阳之品，补火以生土，化气促健运。药用上方加熟附子、肉桂、荜澄茄等，数剂后早饱、脘胀、嗳气、隐痛等明显缓解。继以前法化裁加减，调治善后，证情基本康复，形体渐丰，神色转佳，可以胜任学业。
又如，《灵枢·本神》说：“心藏脉，脉舍神”“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素问·调经论》说：“神有余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心火亢盛，邪火扰心而可出现神昏谵语；心血不足，可表现为健忘、失眠、多梦等神志症状。《王琦临床医学丛书》一书中记载张海峰曾治一患者，因家庭事故引起精神失常，狂乱不识人，终日打骂，力大无穷，发作近半月，大便数日一行，状如羊屎，尿味臊臭，目赤直视，面色红赤，舌苔黄褐厚腻而干，唇焦紫，脉滑数有力。此阳明燥实化火，上扰心神，治以泻阳明腑实，清心安神。药用大黄、芒硝、枳实、甘草、石菖蒲、郁金，服2剂得泻大便七八次，臭秽异常，狂志大减，神志稍清。用前方略减量继服，证情进一步好转，继以育阴清心安神善后15剂，悉如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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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素问·举痛论》提出“百病生于气”的观点，即用“气”的异常变化概括所有病理现象。诚如张介宾所云：“气之在人，和则为正气，不和则为邪气。凡表里虚实、逆顺缓急，无不因气而至，故百病皆生于气。”《熊继柏医论集》中记熊继柏曾治一情志致病患者，其因患胃痛去某医院诊治，一位年轻医生在其病历上写着“肝癌待查”的意见，患者见后，当即瘫倒，不能行走，用车接回家后，脘胁疼痛加剧，不进饮食，心悸自汗，四肢颤抖，大小便频数，如此一周未起。熊继柏诊之，询其素无肝病史，扪其脘胁部并无肿块，且见嗳气等胃病症状，细审病史，知乃“恐癌”之证。遂以心理抚慰，佐以柴胡疏肝汤合孔圣枕中丹调理，数剂诸症释然。诚如《素问·疏五过论》所指出：“凡诊者，必知终始，有知余绪，切脉问名，当合男女，离绝菀结，忧恐喜怒，五脏空虚，血气离守，工不能知，何术之语。”《内经》的这些理论正是后世心理疗法的理论导源。
《中医治疗疑难病130例纪实》中凌耀星运用《素问·汤液醪醴论》 “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的经义，提出治癌四原则之一“导”，即思想劝导。强调医生既要治病，也要治人。人一旦得了癌症，容易忧愁抑郁，消沉悲观，这种情绪对疾病的康复非常有害。所以医生必须进行细致劝导，从医理上分析他的有利条件，举些至今存活的有效案例，证明癌是可治之症。以鼓励其信心，增强其意志，使其在希望中主动配合医疗，充分发挥其意志的作用，从而调动机体内部积极因素，提高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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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病例回顾性研究验证《内经》理论
通过大宗病例的临床观察，验证、探讨《内经》理论的实质或病证诊治规律，也是临床研究的良好途径。
例如，中华全国内经专业委员会《内经新论》中记载，田勇等从185例咳嗽治疗经验探讨《素问》“五藏六府皆令人咳”的临床意义。分析发现，其中属于肺咳者32例，脾咳者59例，肾咳者75例。肺咳者用二陈汤加减，脾咳者用保和汤加减，肾咳者用六味地黄汤、金匮肾气汤加减，心咳者用三子养亲汤、二陈汤、生脉散合方加减，肝咳者用龙胆泻肝汤、泻白散加减，一般服药3~15剂，均获得较好的疗效。陈春明根据《内经》脾胃理论治疗127例肝内胆管结石，病机主要责之于肝、胆、脾、胃，治疗分设和解少阳、清热排石，健脾和胃、利湿排石，健脾益阴、澄清胆汁，随症加减。20~60天为一疗程，结果112例排出结石。《素问·奇病论》有“有病口甘者……治之以兰，除陈气也”的记载，明确指出以兰草汤治疗消渴病。刘宜云、郭新华以兰草汤加味(佩兰、茯苓、山药、厚朴、苍术、地骨皮、玉竹)治疗湿热蕴脾型糖尿病27例，45剂一疗程。结果：显效率48.1%，好转40.7%。杨志伟运用《素问·痹论》关于“筋痹”的理论，自拟“舒筋蠲痹饮”(白芍、木瓜、甘草、当归、鸡血藤、桂枝、地龙、香附、蜈蚣、牛膝)加减，治疗坐骨神经痛63例，结果：痊愈24例，显效22例，好转15例，无效2例。病例统计表明，一年四季均可以见筋痹，仅以春季发病率稍高，故认为不必拘于《素问》春季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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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举例说明《内经》理论在临床上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每一个临床医生必须具备扎实的经典理论基础，才能提高临床水平。
流行病调查方法探讨《内经》学术观点
采用流行病调查方法也是临床研究的很好形式，其特点是组成研究题目的三个因素——受试对象、处理因素、实验效应，都是自然界中既有的，不需要人为地另外施加新的处理因素。对于《内经》临床研究同样适合。
例如，中华全国内经专业委员会《内经新论》中，叶庆莲等通过调查广西南宁30年疫情资料，分析五运六气与发病的关系。依照南宁市1951~1980年法定传染病发病率，绘出发病曲线图，根据图表找出发病高峰年，据发病高峰年的干支，确定中运、司天、在泉、四间气及运气相合情况，制成简表。根据《内经》运气学说中五运太过不及、司天在泉淫胜及运气同化异化理论进行比较，结果：南宁市30年法定传染病7个发病高峰年，基本符合者6年，不符合者1年，符合率约为86%。可见应用流行病调查方法来验证运气理论很有学术价值。又如，李时朴运用《内经》“肾主骨”的理论，调查了101例颈椎病。结果表明，其中99例X线椎体唇样改变，占98%，按《素问·上古天真论》“丈夫……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的记载，不论男女均以40岁为限，其中40岁以上91例全部有椎体唇样改变。说明40岁以上患颈椎病均与肾气虚有关，《灵枢·海论》“脑为髓之海，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此与颈椎病压迫椎基动脉，造成脑内供血不足，产生眩晕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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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医案考察《内经》理论学术价值
古今医案是医家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通过医案的辨证用药分析来验证、探讨《内经》理论的学术价值，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例如，《王洪图内经临证发挥》中，王洪图统计了《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二续名医类案》以及《中国现代名医医案精华》中涉及睡眠失常的115例医案为基础，分析各类症状用药规律和治疗中五行五脏系统出现的频率统计，探讨五脏与睡眠的关系。统计结果表示，对不寐类治疗中脾胃系统出现的频率最高，心系统次之，肝系统再次之，最后是肺肾。说明睡眠与脾胃、心、肝关系最密切，治疗不寐必须主要从调节脾胃、心、肝着手。
总之，中医经典理论来自临床经验的总结与升华，但归根结底，学习经典的目的是运用于临床，通过临床实践的检验方能体现其学术价值。笔者认为，治经典之学，若实实在在运用于临床，才能把经典理论真正化为自己的知识，并有所感悟；先哲之理法，若能灵活应用于今病，方见生命。若不着边际，高谈阔论，虚无缥缈，除了把经典之学引向空玄之外，则与中医学术发展无寸补。(王庆其), 百拇医药(王庆其 上海中医药大学)
学习研究《内经》，不仅要领会其提供的理论精华，更应深刻领悟先人们认识世界和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思维方式，而结合临床实践是研读经典的最高境界。“经典需要临床，临床需要经典”，这是笔者的深刻体会。
治经典之学，若实实在在运用于临床，才能把经典理论真正化为自己的知识，并有所感悟；先哲之理法，若能灵活应用于今病，方见生命。若不着边际，高谈阔论，虚无缥缈，除了把经典之学引向空玄之外，则与中医学术发展无寸补。
中医学经典是先人们临床医疗经验的结晶，离开临床实践就无法解析经典的隐奥，立足临床实践是研读中医学经典的最高境界。
1911年梁启超在《学与术》中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严复在《原富》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古人倡导“知行合一”，行是知之基，亦是知之成；知原于行而成于行。中医学属于应用学科，离开临床应用谈医学，难免空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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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是一部中医学理论的经典，这已经是中医界的共识。经过多年的学习、研究、实践发现，《内经》不仅仅是一部讨论中医学理论的书，《内经》本身的内容还汇集了汉以前丰富的临床医疗实践经验。笔者在学习研究中发现，《内经》162篇涉及的病证有五百余个，全书直接以病证名篇的篇章有40余篇，加之其他篇章中涉及的临床医学内容，约占整个《内经》的二分之一以上。
《内经》是后世中医学发展的根源
《内经》中关于病证的内容，其学术原理和医疗经验，对今天的临床仍然具有很大的实践价值。例如，《素问·咳论》不仅对咳嗽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证候分类、传变规律、治疗原则作了系统的阐述，难能可贵的是还提出了“外内合邪”“五藏六府皆令人咳，非独肺也”“此皆聚于胃，关于肺”的著名论点，对后世解析咳嗽病机、辨治咳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中对咳嗽采取五脏六腑分证的方法，实为后世脏腑辨证之雏形。再如，《素问·举痛论》开卷即提出“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厌于己”的观点，这不仅揭示了研究世界万物的重要思维方法，而且提示理论研究必须联系临床实践；经文对“五藏卒痛”的病机作了高度的概括，立痛证虚实辨证之纲要；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对十四种痛证的鉴别诊断问题，这也许是中医学中最早的证候鉴别诊断。还如，《内经》曾经采用“人与天地相应”及“阴阳消长”理论对睡眠的生理、失眠等睡眠障碍病证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认为人体阴阳之气的消长出入是形成正常睡眠—觉醒节律的生理基础。《灵枢·口问》说：“卫气昼日行于阳，夜半则行于阴。阴者主夜，夜者卧，……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同样的记载还可见于《灵枢·大惑论》：“夫卫气者，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故阳气尽则卧，阴气尽则寤。”在“人与天地相应”理论指导下，《内经》认为人体卫气的运行存在着昼夜循环往复的变化节律，白昼卫气运行于阳气，人体阳气盛于外，人处于醒寤状态；夜间卫气运行于阴经与五脏，阳气潜降，阴气主事，人入寐。如果阴阳之气运行失调可以导致睡眠障碍。《灵枢·大惑论》说：“卫气不得入于阴，常留于阳。留于阳则阳气满，阳气满则阳跷盛，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故目不瞑矣。”临床采取调节阴阳升降治疗睡眠障碍，往往可以取得很好疗效。现代睡眠学认为，人的脑部存在着两个系统，一个促进睡眠，一个促进觉醒，称为睡眠与觉醒系统。如果把前者称为阴，后者称为阳，那么阴阳协调则睡眠—觉醒循环正常，阴阳失调则产生睡眠障碍，可见，中西医关于睡眠—觉醒节律的理解，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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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举例说明，《内经》中丰富的临床医学经验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对现代临床有很好的实践价值，《内经》中的临床医学是后世中医临床医学发展的根和源。
经典需要临床，临床需要经典
张子和认为，《内经》是一部治病的法书。其中的意义应该有二，一是说《内经》所奠定的理论体系是指导中医临床实践的圭臬，二是说《内经》本身就是古代医学家临床经验的结晶。千百年来中医的学术发展史足以证明《内经》的临床价值。学习研究《内经》，不仅要领会其提供的理论精华，更应深刻领悟先人们认识世界和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思维方式，而结合临床实践是研读经典的最高境界。“经典需要临床，临床需要经典”，这是笔者在教学研究、实践经典的深刻体会。
有些人的中医药临床疗效不尽如人意，其中的原因很多。笔者认为这与临床中医师没有很好地学习研究继承中医经典有一定关系。陈竺院士说：“当前要特别强调对中医的尊重，如果不知道中医的内涵、优点、精华是什么，需要改进和改善的部分是什么，就草率对它下结论，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家应该有的态度。”他说：“中医强调阴阳平衡，与现代系统生物学的基本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医强调天人合一，与现代西方科学讲的健康环境因素十分相似；中医强调辨证施治，与近年来西方医学中强调为每一个病人找到最适合药物的药物遗传学不谋而合；中医的复方理论，实际上也是对应着西医近年来高度重视的各种疗法的综合协同。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中医药理论与实践对当代医学发展的启示作用和独特贡献，并使之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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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临床角度研究《内经》
如果说《内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那么其中的基础理论体系和临床医学体系是中医学的两朵奇葩。那么，如何从临床角度研究《内经》？
用《内经》基本理论指导临床辨证论治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有“阳化气，阴成形”之说，《内经》用此理论诠释自然现象和人体生理病理。关于阴阳理论在医学中的应用，阐述最为深刻者，当首推明代医家张介宾。“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阴阳二气，最不宜偏，不偏则气和而生物，偏则气乖而杀物。”著有《大宝论》和《真阴论》专题讨论阴阳理论及其临床运用。提出了关于治疗阴阳、精气虚损的精辟见解：“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善治精者，能使精中生气；善治气者，能使气中生精”。这些论述可以认为是对《内经》“阳化气，阴成形”理论的演绎和发展，对于今天临床实践具有深刻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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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经治疗一功能性消化不良案，患者自幼懦弱，身体颀长，皮肤白皙，未诊时诉食欲不振，嗳气，腹胀，虽知饥饿，得食早饱，大便不畅，形体消瘦，体质甚差，不耐寒温，平素多易感冒，经常因病辍学，恙起近两年，久治罔效。苔薄白腻，脉来细濡。西医诊断为功能性消化不良，中医诊断为胃痞。投健脾和胃，理气宽中药，如黄芪、党参、白术、薏苡仁、茯苓、甘草、制半夏、苏梗、炙鸡内金、枳壳、焦楂曲、制大黄、大枣等。数诊之后，证情有所缓解，但稍不慎进食油腻后，证复如故。思《内经》有“阳化气”之明训，考虑患者久病中阳不足，“无火无以熟谷”，乃取上法佐以温暖胃阳之品，补火以生土，化气促健运。药用上方加熟附子、肉桂、荜澄茄等，数剂后早饱、脘胀、嗳气、隐痛等明显缓解。继以前法化裁加减，调治善后，证情基本康复，形体渐丰，神色转佳，可以胜任学业。
又如，《灵枢·本神》说：“心藏脉，脉舍神”“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素问·调经论》说：“神有余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心火亢盛，邪火扰心而可出现神昏谵语；心血不足，可表现为健忘、失眠、多梦等神志症状。《王琦临床医学丛书》一书中记载张海峰曾治一患者，因家庭事故引起精神失常，狂乱不识人，终日打骂，力大无穷，发作近半月，大便数日一行，状如羊屎，尿味臊臭，目赤直视，面色红赤，舌苔黄褐厚腻而干，唇焦紫，脉滑数有力。此阳明燥实化火，上扰心神，治以泻阳明腑实，清心安神。药用大黄、芒硝、枳实、甘草、石菖蒲、郁金，服2剂得泻大便七八次，臭秽异常，狂志大减，神志稍清。用前方略减量继服，证情进一步好转，继以育阴清心安神善后15剂，悉如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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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素问·举痛论》提出“百病生于气”的观点，即用“气”的异常变化概括所有病理现象。诚如张介宾所云：“气之在人，和则为正气，不和则为邪气。凡表里虚实、逆顺缓急，无不因气而至，故百病皆生于气。”《熊继柏医论集》中记熊继柏曾治一情志致病患者，其因患胃痛去某医院诊治，一位年轻医生在其病历上写着“肝癌待查”的意见，患者见后，当即瘫倒，不能行走，用车接回家后，脘胁疼痛加剧，不进饮食，心悸自汗，四肢颤抖，大小便频数，如此一周未起。熊继柏诊之，询其素无肝病史，扪其脘胁部并无肿块，且见嗳气等胃病症状，细审病史，知乃“恐癌”之证。遂以心理抚慰，佐以柴胡疏肝汤合孔圣枕中丹调理，数剂诸症释然。诚如《素问·疏五过论》所指出：“凡诊者，必知终始，有知余绪，切脉问名，当合男女，离绝菀结，忧恐喜怒，五脏空虚，血气离守，工不能知，何术之语。”《内经》的这些理论正是后世心理疗法的理论导源。
《中医治疗疑难病130例纪实》中凌耀星运用《素问·汤液醪醴论》 “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的经义，提出治癌四原则之一“导”，即思想劝导。强调医生既要治病，也要治人。人一旦得了癌症，容易忧愁抑郁，消沉悲观，这种情绪对疾病的康复非常有害。所以医生必须进行细致劝导，从医理上分析他的有利条件，举些至今存活的有效案例，证明癌是可治之症。以鼓励其信心，增强其意志，使其在希望中主动配合医疗，充分发挥其意志的作用，从而调动机体内部积极因素，提高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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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病例回顾性研究验证《内经》理论
通过大宗病例的临床观察，验证、探讨《内经》理论的实质或病证诊治规律，也是临床研究的良好途径。
例如，中华全国内经专业委员会《内经新论》中记载，田勇等从185例咳嗽治疗经验探讨《素问》“五藏六府皆令人咳”的临床意义。分析发现，其中属于肺咳者32例，脾咳者59例，肾咳者75例。肺咳者用二陈汤加减，脾咳者用保和汤加减，肾咳者用六味地黄汤、金匮肾气汤加减，心咳者用三子养亲汤、二陈汤、生脉散合方加减，肝咳者用龙胆泻肝汤、泻白散加减，一般服药3~15剂，均获得较好的疗效。陈春明根据《内经》脾胃理论治疗127例肝内胆管结石，病机主要责之于肝、胆、脾、胃，治疗分设和解少阳、清热排石，健脾和胃、利湿排石，健脾益阴、澄清胆汁，随症加减。20~60天为一疗程，结果112例排出结石。《素问·奇病论》有“有病口甘者……治之以兰，除陈气也”的记载，明确指出以兰草汤治疗消渴病。刘宜云、郭新华以兰草汤加味(佩兰、茯苓、山药、厚朴、苍术、地骨皮、玉竹)治疗湿热蕴脾型糖尿病27例，45剂一疗程。结果：显效率48.1%，好转40.7%。杨志伟运用《素问·痹论》关于“筋痹”的理论，自拟“舒筋蠲痹饮”(白芍、木瓜、甘草、当归、鸡血藤、桂枝、地龙、香附、蜈蚣、牛膝)加减，治疗坐骨神经痛63例，结果：痊愈24例，显效22例，好转15例，无效2例。病例统计表明，一年四季均可以见筋痹，仅以春季发病率稍高，故认为不必拘于《素问》春季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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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举例说明《内经》理论在临床上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每一个临床医生必须具备扎实的经典理论基础，才能提高临床水平。
流行病调查方法探讨《内经》学术观点
采用流行病调查方法也是临床研究的很好形式，其特点是组成研究题目的三个因素——受试对象、处理因素、实验效应，都是自然界中既有的，不需要人为地另外施加新的处理因素。对于《内经》临床研究同样适合。
例如，中华全国内经专业委员会《内经新论》中，叶庆莲等通过调查广西南宁30年疫情资料，分析五运六气与发病的关系。依照南宁市1951~1980年法定传染病发病率，绘出发病曲线图，根据图表找出发病高峰年，据发病高峰年的干支，确定中运、司天、在泉、四间气及运气相合情况，制成简表。根据《内经》运气学说中五运太过不及、司天在泉淫胜及运气同化异化理论进行比较，结果：南宁市30年法定传染病7个发病高峰年，基本符合者6年，不符合者1年，符合率约为86%。可见应用流行病调查方法来验证运气理论很有学术价值。又如，李时朴运用《内经》“肾主骨”的理论，调查了101例颈椎病。结果表明，其中99例X线椎体唇样改变，占98%，按《素问·上古天真论》“丈夫……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的记载，不论男女均以40岁为限，其中40岁以上91例全部有椎体唇样改变。说明40岁以上患颈椎病均与肾气虚有关，《灵枢·海论》“脑为髓之海，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此与颈椎病压迫椎基动脉，造成脑内供血不足，产生眩晕相吻合。
, 百拇医药
从古代医案考察《内经》理论学术价值
古今医案是医家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通过医案的辨证用药分析来验证、探讨《内经》理论的学术价值，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例如，《王洪图内经临证发挥》中，王洪图统计了《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二续名医类案》以及《中国现代名医医案精华》中涉及睡眠失常的115例医案为基础，分析各类症状用药规律和治疗中五行五脏系统出现的频率统计，探讨五脏与睡眠的关系。统计结果表示，对不寐类治疗中脾胃系统出现的频率最高，心系统次之，肝系统再次之，最后是肺肾。说明睡眠与脾胃、心、肝关系最密切，治疗不寐必须主要从调节脾胃、心、肝着手。
总之，中医经典理论来自临床经验的总结与升华，但归根结底，学习经典的目的是运用于临床，通过临床实践的检验方能体现其学术价值。笔者认为，治经典之学，若实实在在运用于临床，才能把经典理论真正化为自己的知识，并有所感悟；先哲之理法，若能灵活应用于今病，方见生命。若不着边际，高谈阔论，虚无缥缈，除了把经典之学引向空玄之外，则与中医学术发展无寸补。(王庆其), 百拇医药(王庆其 上海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