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生命周期应对老龄化老人不是“包袱”是“财富”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60岁以上老人达到2.22亿，占总人口的16.1%；预计2025年将突破3亿，占人口20%。目前我国2.22亿老年人中近1.5亿患有慢性病，失能和部分失能老人近4000万，完全失能老年人近1000万人，功能减退同时患有多种疾病问题，将进一步增加老年人的健康服务需求和家庭负担。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2020年我国老年抚养比将超过17.5%，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进一步显现；预测2010年到2030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将下降2.2个百分点。专家指出，人口老龄化并不代表着社会老化，老龄化社会在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据预测，2014-2050年我国老年人的消费潜力将从4万亿增至106万亿左右。专家呼吁，有关部门应适应老年人的生活消费需求调整产品供给和政策，增进老年人福利；扶持大量社会机构、慈善组织兴办养老，完善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机制；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考虑设计老龄政策，充分开发和利用老年人身上大量的人力资本。
■ 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 杨娜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2000年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60岁以上老人1.29亿，占总人口10.46%；2015年60岁以上老人达到2.22亿，占总人口的16.1%，15年中增长近1亿老年人；预计2025年将突破3亿，占人口20%。
10月31日，在全国老龄委主办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老龄工作重要讲话精神高层论坛”上，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介绍，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看，老年抚养比(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超过17.5%后，老年抚养比每升高一个百分点，人均GDP会下降0.2个百分点。“2020年左右我国老年抚养比将超过17.5%，那时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进一步显现。” 王培安说，2010年到2030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将下降2.2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2.22亿老年人中近1.5亿患有慢性病，失能和部分失能老人近4000万，完全失能老年人近1000万人，功能减退同时患有多种疾病问题，将进一步增加老年人的健康服务需求和家庭负担。
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多，养老似乎变成沉重的社会和家庭“包袱”，但在相关专家们看来，人口老龄化并不代表着社会老化，老龄化社会在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夕阳无限好，“银发经济”大有可为潜力无限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国家GDP增速6.7%，是这几年中最低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教授表示，过去我国依靠便宜劳动力、靠生产性部门扩张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现在已经走到尽头了。而我们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生活服务都是供给不足的，未来经济转型应该转到服务产品的提供上，让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变成国家经济增长的一部分。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张世平表示，从经济上看，我国是全球老龄产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潜能目前并未完全释放，包括养老产业的健康服务业产值仅占GDP的5%，美国这一比例为17.6%。据预测，2014-2050年，我国老年人的消费潜力将从4万亿增至106万亿左右。
最近还有报道说，老年人使用的纸尿裤总销量已超过了孩子使用的纸尿裤销量。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洪大用教授认为，应适应老年人的生活消费需求调整产品供给，调整政策，增进老人福利，进而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在这个意义上讲，不管是老年人的住房、医疗、日常消费、精神生活的满足，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会，也提供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可以把它看作是促进经济发展、充分利用人力资源的一个重要机遇。
应对普遍少子高龄，应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指出，日本也是高龄化国家，但日本情况和中国不一样，日本有一部分家庭有多子女，中国目前95%以上都是少子女的家庭，“在普遍少子高龄化的情况下，政府不应当包干，无论是资源还是人财物都是很难供应的，促进老龄事业的社会化应是当务之急。” 郑功成说。
郑功成建议，公办养老机构都应该社会化。“应扶持大量社会组织、慈善组织兴办养老，用少量公共资源的投入引领社会资源投向养老领域。现在政府很多部门都在采取措施，比如住建部门、国土部门为养老机构提供土地划拨，其实更应该强调对废旧房屋的利用。日本一个养老机构如果要改造废旧房屋，政府负责40%以上的重修费用，为什么？这样日本宝贵的土地资源不会被浪费。所以在土地供给上要让位于对废旧房屋的利用上，否则建的养老院越来越多，空置的床位也会越来越多，还浪费了大量土地资源。”
郑功成还建议，应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郑功成到香港、台湾调研时发现，政府并不办养老院，而是购买养老服务。“要有优质的养老机构，政府才会向你购买床位”，郑功成说，政府购买服务在养老服务业中可以说大有作为，它能够精准地引领和示范。
长期照护保障，不能大包大揽要分失能情况对待
“人口老龄化造成的最大经济压力其实不是生活费用，而是医疗费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唐钧介绍，从2010年—2015年，退休人员增加了27%，医疗保险费用增长了130%。医疗总费用2000年是2万亿，2015年是4万亿，增加了100%。
有一个说法，一个人一生的医药费可能70%是用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但是美国的斯皮尔曼和卢比兹的研究表明，其实在最后花的钱也不是在医疗上，医疗已经不可能治愈了，大部分费用都是花在了护理上。
而进一步研究发现，与临床护理相比，老年人更需要的是生活照护。所以在发达国家，首先把护士工作中的一部分叫做基础护理，就是日常生活照顾；然后又把一些不是为了治愈而是为了延缓病情和生理机能衰退的也划出来了，这两块放在一起就是长期照护。
长期照护保障的对象是“失能老人”，这已成为社会共识。导致老人失能至少有三个方面原因：疾病、认知障碍、生理和精神的机能衰退。预测到2020年，我国失能老人会达到4200万人。唐钧将这些老人根据失能程度用三个同心圆划分开来：
最里面的小圆圈是“完全失能”老人，大概666万人，占老年人总数的3%左右。完全失能老人最简单的表现就是瘫痪在床，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认识，这部分人是首先要给予照护保障的。
中间的圆环是“部分失能”老人，大概666万人，占老年人总数的3%左右。这部分人表现为自己洗不了澡、出不了门等等。
最外面的大圆圈是缺乏“社会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老人，约1110—3330万人，占老年人总数的5—15%。这部分人表现为出去买东西不行、坐车不行等等。
唐钧说，其实这三个圈是有差别的。“我们应先抓住中间不到3%的老人的长期照护，有余力的话再从中间这部分往外延伸，但一定不可以把所有这4200万失能老人统统包下来。日本、德国就因为“包得太宽了”，已经出现了财政紧张。所以我们一定要分别处理，这三个层次的失能老人，要采取有差别的长期照护方案：以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险性质的长期照护保险，来满足完全失能老人的需要；以地方负责的社会福利或社会救助，来满足部分失能老人的需要；以商业保险作为辅助手段，来贯穿始终。”
从全生命周期设计，开发利用老年人的人力资本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教授认为，仅仅调整对老龄人的政策也不足以全面应对人口老龄化。人生不同年龄阶层是相互关联、一直重叠的过程，只有将各级发展的各个阶段和人口居住的各个层次联系起来考虑，才能够夯实老年社会这个政策设计的基础。
从预防医学的角度，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是由年轻时候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方式所决定的。
我国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教授认为生活方式决定了人口健康的60%，环境因素决定20%，一个人的基因或者其他治疗，一共只对整个人口老年健康起了不到20%的作用。因此要想解决老年人的健康医疗保健问题，实际上更要通过对年轻人的健康投资和对年轻人、中年人，包括全生命周期生活方式的转变，晚年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能力其实取决于早年生活的治理。
老龄政策也应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考虑设计，需要各个不同世代人口的代际利益有所均衡。比如中国年轻人的教育支出很多钱，但是老年人花的钱很少。但是在日本、欧洲，年轻人教育花费很多，老年人教育消费也非常多。所以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说，希望每一个人在其一生中每个时间段创造的财富都要超过其消耗的财富，这样才能有再生产和积累。
彭希哲说，随着人们寿命的延长，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储蓄和消费倾向，这将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未来人口老龄化，不仅会带来第二次人口红利，也会提高第三次人口红利，即可以将老年人身上大量的人力资本充分得到开发和利用。实际上，人到退休时，人力资本还在，可能反应会慢些，但是知识结构还在，社会资本还在，这部分资源如果能被很好利用，在很大程度上会弥补现代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为社会进一步创造福祉。
■ 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 杨娜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2000年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60岁以上老人1.29亿，占总人口10.46%；2015年60岁以上老人达到2.22亿，占总人口的16.1%，15年中增长近1亿老年人；预计2025年将突破3亿，占人口20%。
10月31日，在全国老龄委主办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老龄工作重要讲话精神高层论坛”上，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介绍，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看，老年抚养比(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超过17.5%后，老年抚养比每升高一个百分点，人均GDP会下降0.2个百分点。“2020年左右我国老年抚养比将超过17.5%，那时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进一步显现。” 王培安说，2010年到2030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将下降2.2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2.22亿老年人中近1.5亿患有慢性病，失能和部分失能老人近4000万，完全失能老年人近1000万人，功能减退同时患有多种疾病问题，将进一步增加老年人的健康服务需求和家庭负担。
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多，养老似乎变成沉重的社会和家庭“包袱”，但在相关专家们看来，人口老龄化并不代表着社会老化，老龄化社会在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夕阳无限好，“银发经济”大有可为潜力无限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国家GDP增速6.7%，是这几年中最低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教授表示，过去我国依靠便宜劳动力、靠生产性部门扩张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现在已经走到尽头了。而我们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生活服务都是供给不足的，未来经济转型应该转到服务产品的提供上，让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变成国家经济增长的一部分。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张世平表示，从经济上看，我国是全球老龄产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潜能目前并未完全释放，包括养老产业的健康服务业产值仅占GDP的5%，美国这一比例为17.6%。据预测，2014-2050年，我国老年人的消费潜力将从4万亿增至106万亿左右。
最近还有报道说，老年人使用的纸尿裤总销量已超过了孩子使用的纸尿裤销量。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洪大用教授认为，应适应老年人的生活消费需求调整产品供给，调整政策，增进老人福利，进而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在这个意义上讲，不管是老年人的住房、医疗、日常消费、精神生活的满足，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会，也提供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可以把它看作是促进经济发展、充分利用人力资源的一个重要机遇。
应对普遍少子高龄，应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指出，日本也是高龄化国家，但日本情况和中国不一样，日本有一部分家庭有多子女，中国目前95%以上都是少子女的家庭，“在普遍少子高龄化的情况下，政府不应当包干，无论是资源还是人财物都是很难供应的，促进老龄事业的社会化应是当务之急。” 郑功成说。
郑功成建议，公办养老机构都应该社会化。“应扶持大量社会组织、慈善组织兴办养老，用少量公共资源的投入引领社会资源投向养老领域。现在政府很多部门都在采取措施，比如住建部门、国土部门为养老机构提供土地划拨，其实更应该强调对废旧房屋的利用。日本一个养老机构如果要改造废旧房屋，政府负责40%以上的重修费用，为什么？这样日本宝贵的土地资源不会被浪费。所以在土地供给上要让位于对废旧房屋的利用上，否则建的养老院越来越多，空置的床位也会越来越多，还浪费了大量土地资源。”
郑功成还建议，应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郑功成到香港、台湾调研时发现，政府并不办养老院，而是购买养老服务。“要有优质的养老机构，政府才会向你购买床位”，郑功成说，政府购买服务在养老服务业中可以说大有作为，它能够精准地引领和示范。
长期照护保障，不能大包大揽要分失能情况对待
“人口老龄化造成的最大经济压力其实不是生活费用，而是医疗费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唐钧介绍，从2010年—2015年，退休人员增加了27%，医疗保险费用增长了130%。医疗总费用2000年是2万亿，2015年是4万亿，增加了100%。
有一个说法，一个人一生的医药费可能70%是用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但是美国的斯皮尔曼和卢比兹的研究表明，其实在最后花的钱也不是在医疗上，医疗已经不可能治愈了，大部分费用都是花在了护理上。
而进一步研究发现，与临床护理相比，老年人更需要的是生活照护。所以在发达国家，首先把护士工作中的一部分叫做基础护理，就是日常生活照顾；然后又把一些不是为了治愈而是为了延缓病情和生理机能衰退的也划出来了，这两块放在一起就是长期照护。
长期照护保障的对象是“失能老人”，这已成为社会共识。导致老人失能至少有三个方面原因：疾病、认知障碍、生理和精神的机能衰退。预测到2020年，我国失能老人会达到4200万人。唐钧将这些老人根据失能程度用三个同心圆划分开来：
最里面的小圆圈是“完全失能”老人，大概666万人，占老年人总数的3%左右。完全失能老人最简单的表现就是瘫痪在床，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认识，这部分人是首先要给予照护保障的。
中间的圆环是“部分失能”老人，大概666万人，占老年人总数的3%左右。这部分人表现为自己洗不了澡、出不了门等等。
最外面的大圆圈是缺乏“社会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老人，约1110—3330万人，占老年人总数的5—15%。这部分人表现为出去买东西不行、坐车不行等等。
唐钧说，其实这三个圈是有差别的。“我们应先抓住中间不到3%的老人的长期照护，有余力的话再从中间这部分往外延伸，但一定不可以把所有这4200万失能老人统统包下来。日本、德国就因为“包得太宽了”，已经出现了财政紧张。所以我们一定要分别处理，这三个层次的失能老人，要采取有差别的长期照护方案：以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险性质的长期照护保险，来满足完全失能老人的需要；以地方负责的社会福利或社会救助，来满足部分失能老人的需要；以商业保险作为辅助手段，来贯穿始终。”
从全生命周期设计，开发利用老年人的人力资本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教授认为，仅仅调整对老龄人的政策也不足以全面应对人口老龄化。人生不同年龄阶层是相互关联、一直重叠的过程，只有将各级发展的各个阶段和人口居住的各个层次联系起来考虑，才能够夯实老年社会这个政策设计的基础。
从预防医学的角度，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是由年轻时候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方式所决定的。
我国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教授认为生活方式决定了人口健康的60%，环境因素决定20%，一个人的基因或者其他治疗，一共只对整个人口老年健康起了不到20%的作用。因此要想解决老年人的健康医疗保健问题，实际上更要通过对年轻人的健康投资和对年轻人、中年人，包括全生命周期生活方式的转变，晚年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能力其实取决于早年生活的治理。
老龄政策也应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考虑设计，需要各个不同世代人口的代际利益有所均衡。比如中国年轻人的教育支出很多钱，但是老年人花的钱很少。但是在日本、欧洲，年轻人教育花费很多，老年人教育消费也非常多。所以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说，希望每一个人在其一生中每个时间段创造的财富都要超过其消耗的财富，这样才能有再生产和积累。
彭希哲说，随着人们寿命的延长，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储蓄和消费倾向，这将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未来人口老龄化，不仅会带来第二次人口红利，也会提高第三次人口红利，即可以将老年人身上大量的人力资本充分得到开发和利用。实际上，人到退休时，人力资本还在，可能反应会慢些，但是知识结构还在，社会资本还在，这部分资源如果能被很好利用，在很大程度上会弥补现代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为社会进一步创造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