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毒”的少女你无罪!200名乡亲伴你出征13年
2010年，钱仁凤的父亲钱志远、大哥钱仁周和堂妹钱仁左，第一次一起到钱仁凤所在的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探望她。一家人点了有五六个菜的亲情餐，但几乎没人吃得下。从这之后，每隔一两个月，钱仁左就去看一次钱仁凤。隔着窗子，钱仁左摸着钱仁凤瘦弱的手，感觉心里说不出的苦，更加支持丈夫王进贵帮堂姐伸冤。
在亲友与乡邻的不懈努力下，事情终于有了转机。
2010年4月，钱仁凤在接受法律援助时见到云南行动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杨柱，她将自己的冤屈如实反映给了杨律师。杨律师事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当时的感受：“以我多年的办案经验，已经服刑的罪犯，最多前3年喊冤枉；入狱5年以上还在喊冤的人，可能真的是被冤枉的!”
本着这样的想法，杨柱律师调阅了钱仁凤的案卷，很快便发现了诸多疑点——
第一，关于毒药来源就有三个：先说是打扫宝宝园时在门前捡到的，后面又说在老家过春节打扫卫生时在老家橱柜下捡到，最后又说是在宝宝园橱柜下捡到的。毒药究竟从哪来？钱仁凤并不知晓。第二，钱仁凤供述说她从老家回来时，部分村民看见她从包内掏出老鼠药来，但经调查，这些人并没见过。第三，作案动机有矛盾。钱仁凤先是说怪朱梅对她不好，让她吃剩饭才怀恨在心；后又陈述是怪正月十一这一天朱梅吼了她一声，她生气了才放的毒药。第四，毒药瓶外部特征描述有误，虽然钱仁凤的父亲和大嫂都买过老鼠药，但都是玻璃瓶。可案发现场发现的却是塑料瓶，这解释不通。第五，案发时，警方在厨房大部分食品中都检测出毒物残留，其中包括盐、米线、奶粉等，如若中毒那么所有的小朋友都会中毒，为什么只有3个孩子有中毒症状……
案件疑点重重，杨律师意识到：这确实有可能是冤案。他知道钱仁凤家一贫如洗，决定免费帮她打官司。得知这个消息，钱仁凤看到了希望，她激动地打电话告诉家人，有律师愿意帮她，请家人赶快联系这个律师。得知这一消息，乡邻们也高兴坏了。
此后，经过200余名乡邻们慎重研究，决定由王进贵、钱荣和村里另外两名青年钱为宁与钱为青，组成“村民调查团”，轮流陪同杨柱进行调查、取证。很多乡邻虽然都不算富裕，但还是把家里的微薄积蓄拿出来，交给王进贵，让他们做取证的费用。
经过商议，王进贵和钱为青决定先去“星蕊宝宝园”的旧址看看，而钱荣和钱为宁则去找当年其他知情人了解情况。到了“星蕊宝宝园”旧址，王进贵仔细查看每一个角落，很快他们发现了疑点。小厨房位于楼梯下部，楼梯上下包括厨房都有垃圾桶。而警方笔录中却说钱仁凤从厨房把毒药瓶带出来，穿过宝宝园的整个院子(当时宝宝园还有其他工作人员)，再跑到院外把药瓶扔到大门前的阴沟里。这么做，难道她就不怕被人发现吗？
据卷宗记录，案发当天，孩子们吃的午饭里就掺有毒鼠强，可小女孩侯磊是在下午三点半左右毒性发作。而且，当天吃午饭的小朋友一共十几名，为什么中毒的只有3名？唯一的解释就是午饭里并没有毒药。当天下午三点，幼儿园又给孩子们发了点心油果子(当地的小吃，类似于煎包)。卷宗上描述过厨房地上有针筒。那么，嫌犯很有可能是将毒药用针筒注射到点心里，而有的注入的多，有的注入少，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有的孩子没有中毒，而中毒的孩子又有中毒轻重之分。可油果子究竟是从校外就已经被注入毒药，还是在校内才被注毒的？要是在校外，钱仁凤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油果子是别人买回来的，钱仁凤自始至终没接触过；要是在校内，来来往往的人那么多，谁都有嫌疑，没法断定凶手就是钱仁凤。
另外，杨律师与王进贵等人还发现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当年警方在问及朱梅是否与人产生过纠纷时，她曾明确表示，巧家县某局局长之子罗天(化名)和另一名男子谢雨(化名)都曾追求过自己，遭到拒绝后，罗、谢二人曾三次盗窃了朱梅及其父母家，父亲和叔叔的摩托车也三次遭到不明人士的纵火。因盗窃案发，罗、谢二人曾短暂入狱，并于2002年1月中旬出狱。不到一个半月后，她开办的幼儿园就发生了投毒事件。针对朱梅一家人如此密集的人为恶性事件，在调查投毒案的相关卷宗中，却完全没有警方对罗、谢二人的问询记录。
与此同时，钱荣和钱为宁找到了当年“星蕊宝宝园”部分孩子的家长，询问当年的情况。一位家长回忆：“那个保姆(指钱仁凤)我有印象。有一次，我接宝宝接迟了，别人都走了，只有她陪着我家宝宝玩，一直等到我去才走。”其他家长也都反映，钱仁凤对孩子有耐心，负责任，跟孩子们相处愉快。
终于找到了一些证据，“村民调查团”的人都很兴奋。为了让这些证据更有分量，同时也让所有人知道他们申冤的决心，村民们还想出了一个办法：写请愿书。王进贵拿出提前写好的请愿书，村民们一个接一个签字摁手印。
有的村民不会写字，就在一旁反复练习；有的村民字写得弯弯曲曲，还会担心地问上一句：“别人能认识吧？”这让王进贵感动不已。虽然村民们不善言辞，可心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希望有一天，在村口迎接他们善良、淳朴的“小凤”回家。
大山迎你回家乡，风雨路上伴你乡行
虽然掌握了一些材料，但杨律师和王进贵分析后认为还不够。于是，王进贵开始频繁地往当地公安局、公安厅跑，要相关材料。有一次，王进贵去昭通市公安局要材料时，一个民警被王进贵缠得不耐烦，告诉他：“这个案子的材料已经被拿走了，赶紧走……”王进贵只好讪讪而归。
此后，杨柱律师和王进贵又经过多次奔波，才终于从昭通公检法机关要到一些相关材料。要材料不易，递交材料也难。王进贵去云南政法机关递交材料时，也屡屡被拦在门外。有一次，王进贵去云南省高院递交材料时，一个女民警呵斥他：“这个案子已尘埃落定，不会再翻案了，死了心吧……”王进贵虽然气得够呛，但并不想放弃，更不会死心。
2011年初，根据初步掌握的证据，钱家人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再审申请书。可迟迟没有消息。无奈，杨律师把相关材料通过快递的形式邮寄到了北京市的一些政法机关。, 百拇医药(大海)
在亲友与乡邻的不懈努力下，事情终于有了转机。
2010年4月，钱仁凤在接受法律援助时见到云南行动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杨柱，她将自己的冤屈如实反映给了杨律师。杨律师事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当时的感受：“以我多年的办案经验，已经服刑的罪犯，最多前3年喊冤枉；入狱5年以上还在喊冤的人，可能真的是被冤枉的!”
本着这样的想法，杨柱律师调阅了钱仁凤的案卷，很快便发现了诸多疑点——
第一，关于毒药来源就有三个：先说是打扫宝宝园时在门前捡到的，后面又说在老家过春节打扫卫生时在老家橱柜下捡到，最后又说是在宝宝园橱柜下捡到的。毒药究竟从哪来？钱仁凤并不知晓。第二，钱仁凤供述说她从老家回来时，部分村民看见她从包内掏出老鼠药来，但经调查，这些人并没见过。第三，作案动机有矛盾。钱仁凤先是说怪朱梅对她不好，让她吃剩饭才怀恨在心；后又陈述是怪正月十一这一天朱梅吼了她一声，她生气了才放的毒药。第四，毒药瓶外部特征描述有误，虽然钱仁凤的父亲和大嫂都买过老鼠药，但都是玻璃瓶。可案发现场发现的却是塑料瓶，这解释不通。第五，案发时，警方在厨房大部分食品中都检测出毒物残留，其中包括盐、米线、奶粉等，如若中毒那么所有的小朋友都会中毒，为什么只有3个孩子有中毒症状……
案件疑点重重，杨律师意识到：这确实有可能是冤案。他知道钱仁凤家一贫如洗，决定免费帮她打官司。得知这个消息，钱仁凤看到了希望，她激动地打电话告诉家人，有律师愿意帮她，请家人赶快联系这个律师。得知这一消息，乡邻们也高兴坏了。
此后，经过200余名乡邻们慎重研究，决定由王进贵、钱荣和村里另外两名青年钱为宁与钱为青，组成“村民调查团”，轮流陪同杨柱进行调查、取证。很多乡邻虽然都不算富裕，但还是把家里的微薄积蓄拿出来，交给王进贵，让他们做取证的费用。
经过商议，王进贵和钱为青决定先去“星蕊宝宝园”的旧址看看，而钱荣和钱为宁则去找当年其他知情人了解情况。到了“星蕊宝宝园”旧址，王进贵仔细查看每一个角落，很快他们发现了疑点。小厨房位于楼梯下部，楼梯上下包括厨房都有垃圾桶。而警方笔录中却说钱仁凤从厨房把毒药瓶带出来，穿过宝宝园的整个院子(当时宝宝园还有其他工作人员)，再跑到院外把药瓶扔到大门前的阴沟里。这么做，难道她就不怕被人发现吗？
据卷宗记录，案发当天，孩子们吃的午饭里就掺有毒鼠强，可小女孩侯磊是在下午三点半左右毒性发作。而且，当天吃午饭的小朋友一共十几名，为什么中毒的只有3名？唯一的解释就是午饭里并没有毒药。当天下午三点，幼儿园又给孩子们发了点心油果子(当地的小吃，类似于煎包)。卷宗上描述过厨房地上有针筒。那么，嫌犯很有可能是将毒药用针筒注射到点心里，而有的注入的多，有的注入少，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有的孩子没有中毒，而中毒的孩子又有中毒轻重之分。可油果子究竟是从校外就已经被注入毒药，还是在校内才被注毒的？要是在校外，钱仁凤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油果子是别人买回来的，钱仁凤自始至终没接触过；要是在校内，来来往往的人那么多，谁都有嫌疑，没法断定凶手就是钱仁凤。
另外，杨律师与王进贵等人还发现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当年警方在问及朱梅是否与人产生过纠纷时，她曾明确表示，巧家县某局局长之子罗天(化名)和另一名男子谢雨(化名)都曾追求过自己，遭到拒绝后，罗、谢二人曾三次盗窃了朱梅及其父母家，父亲和叔叔的摩托车也三次遭到不明人士的纵火。因盗窃案发，罗、谢二人曾短暂入狱，并于2002年1月中旬出狱。不到一个半月后，她开办的幼儿园就发生了投毒事件。针对朱梅一家人如此密集的人为恶性事件，在调查投毒案的相关卷宗中，却完全没有警方对罗、谢二人的问询记录。
与此同时，钱荣和钱为宁找到了当年“星蕊宝宝园”部分孩子的家长，询问当年的情况。一位家长回忆：“那个保姆(指钱仁凤)我有印象。有一次，我接宝宝接迟了，别人都走了，只有她陪着我家宝宝玩，一直等到我去才走。”其他家长也都反映，钱仁凤对孩子有耐心，负责任，跟孩子们相处愉快。
终于找到了一些证据，“村民调查团”的人都很兴奋。为了让这些证据更有分量，同时也让所有人知道他们申冤的决心，村民们还想出了一个办法：写请愿书。王进贵拿出提前写好的请愿书，村民们一个接一个签字摁手印。
有的村民不会写字，就在一旁反复练习；有的村民字写得弯弯曲曲，还会担心地问上一句：“别人能认识吧？”这让王进贵感动不已。虽然村民们不善言辞，可心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希望有一天，在村口迎接他们善良、淳朴的“小凤”回家。
大山迎你回家乡，风雨路上伴你乡行
虽然掌握了一些材料，但杨律师和王进贵分析后认为还不够。于是，王进贵开始频繁地往当地公安局、公安厅跑，要相关材料。有一次，王进贵去昭通市公安局要材料时，一个民警被王进贵缠得不耐烦，告诉他：“这个案子的材料已经被拿走了，赶紧走……”王进贵只好讪讪而归。
此后，杨柱律师和王进贵又经过多次奔波，才终于从昭通公检法机关要到一些相关材料。要材料不易，递交材料也难。王进贵去云南政法机关递交材料时，也屡屡被拦在门外。有一次，王进贵去云南省高院递交材料时，一个女民警呵斥他：“这个案子已尘埃落定，不会再翻案了，死了心吧……”王进贵虽然气得够呛，但并不想放弃，更不会死心。
2011年初，根据初步掌握的证据，钱家人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再审申请书。可迟迟没有消息。无奈，杨律师把相关材料通过快递的形式邮寄到了北京市的一些政法机关。, 百拇医药(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