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幸福与城乡差别
无论是“平均收入之下”还是“平均收入之上”的样本，绝对收入变量的系数为正，且统计上显著，这表明随着收入的增加，两个阶层的幸福感都在上升，但是，两个样本组的OLS系数分别为0167和0082，这意味着，对于低收入者，收入提高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更大。可以看出，幸福感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增加而提高，但收入对幸福感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无论是“平均收入之下”还是“平均收入之上”的样本，收入差距变量的系数都为负，且统计上显著，这意味着收入分配不均导致两个阶层的幸福感都降低。收入差距对两个样本组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217和-0134，这表明收入差距对低收入者的影响要远大于对高收入者的影响。
表5还展示了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平均收入之下”还是“平均收入之上”的群体，预期未来收入越高者越幸福；身体越健康的人越觉得幸福；女性比男性更加幸福；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U”字型关系；在婚姻问题上，无论是高收入群体还是低收入群体，单身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但结婚后离异或丧偶，会显著降低自身的幸福感；受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有些控制变量的系数在分组回归中呈现出差异，政治身份会提升低收入者的幸福感，但对高收入者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当年经历过失业，所在企业经营出现亏损、将来生活不确定性因素增加，都会使低收入者的幸福感降低，但对高收入者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
(三)农村居民区分收入阶层的分组回归结果
为了分析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不同收入阶层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我们把农村居民样本划分为平均收入之上和平均收入之下两个样本组，在农村居民调查问卷中，问“您家收入在村里处于什么水平？”，我们去掉选择“平均水平”的个体，将选择“远低于平均水平”和“低于平均水平”的个体合并为平均收入之下的样本组，共有1 729个样本，将选择“高于平均水平”和“远高于平均水平”的个体合并为平均收入之上的样本组，共有1 688个样本。然后对每个样本组分别采用OLS、Ordered Probit和Ordered Logit三种估计方法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6。
无论是“平均收入之下”还是“平均收入之上”的样本，绝对收入变量的系数均为正，且统计上很显著，这说明两个阶层的幸福感都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上升，但是，两个样本组的OLS系数分别为0163和0099，这意味着，对于低收入者，收入的增加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更大。由此可见，幸福感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增加而提升，但收入对幸福感的边际效用在递减。无论是“平均收入之下”还是“平均收入之上”的样本，收入差距变量的系数均为负，但统计上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农村低收入者对生活的期望值较低，容易得到满足，心理承受能力较强，对收入差距不够敏感；对于高入者而言，他们是收入差距扩大的受益者，由收入差距引发的社会问题在农村社会并不突出，农村社会相对较和谐，所以对收入差距也不够敏感。
表6还展示了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平均收入之下”还是“平均收入之上”的群体，预期未来收入上升会提升其幸福感；身体健康状况越好越幸福；年龄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仍呈“U”字型；在婚姻问题上，单身和结婚后离异或丧偶都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感；受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生活中居民之间的关系越融洽，幸福感越强；现在的生活相对于以前变得更好，会觉得越幸福；有些控制变量的系数在分组回归中呈现出差异，政治身份会提升高收入者的幸福感，但对低收入者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关于性别与幸福感的关系，对农村高收入者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加幸福，但对低收入者而言，是否是女性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
(四)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极高收入阶层的回归结果
考虑到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悬殊的现实，有必要把极高收入阶层从“平均收入之上”样本中分离出来，我们分别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样本中分离出收入水平最高的2%样本，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保留123个和158个样本。我们分别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极高收入阶层样本，采用OLS、Ordered Probit和Ordered Logit三种估计方法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7。从回归的结果看，三种估计方法得到的估计系数符号是一致的，估计结果较稳健。
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的极高收入阶层，绝对收入变量的系数都不显著，这表明对于极高收入阶层，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幸福感的提升作用不再显著，这意味着中国的极高收入阶层已经进入了“伊斯特林悖论区”。收入差距变量的系数都为负，且统计上显著，这说明收入分配不均，导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极高收入阶层的幸福感都降低。这表明，虽然极高收入阶层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最大直接受益者，但他们并未因此而感到更加幸福。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极高收入阶层的影响系数为-0132，对城镇居民极高收入阶层的影响系数为-0218，且统计上更显著，这表明城镇居民极高收入阶层对收入分配问题更加敏感和关注。
表7还展示了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回归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极高收入阶层预期未来收入越高会觉得越幸福，而预期未来收入对农村居民极高收入阶层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城镇居民极高收入阶层觉得身体越健康越幸福，但健康状况对农村居民极高收入阶层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极高收入阶层，性别和年龄与幸福感之间不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在婚姻问题上，单身和婚后离异或丧偶，都会显著降低城镇居民极高收入阶层的幸福感；但农村居民极高收入阶层的样本中无单身者，婚后离异或者丧偶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党员的政治身份，对于农村居民极高收入阶层的幸福感有提升作用，但对城镇居民极高收入阶层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受教育程度对于城镇居民极高收入阶层的幸福感有提升作用，但对农村居民极高收入阶层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
当年经历过失业，所在企业经营出现亏损、将来生活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对城镇居民极高收入阶层的影响为负，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对于农村极高收入阶层而言，生活中居民之间的关系越融洽，现在的生活相对于以前变得更好，会觉得越幸福。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农村居民极高收入阶层而言，相对于以前变得更好会觉得越幸福，但预期未来收入的上升对幸福感的提升，在统计上不显著。, 百拇医药(莫旋唐成千)
表5还展示了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平均收入之下”还是“平均收入之上”的群体，预期未来收入越高者越幸福；身体越健康的人越觉得幸福；女性比男性更加幸福；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U”字型关系；在婚姻问题上，无论是高收入群体还是低收入群体，单身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但结婚后离异或丧偶，会显著降低自身的幸福感；受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有些控制变量的系数在分组回归中呈现出差异，政治身份会提升低收入者的幸福感，但对高收入者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当年经历过失业，所在企业经营出现亏损、将来生活不确定性因素增加，都会使低收入者的幸福感降低，但对高收入者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
(三)农村居民区分收入阶层的分组回归结果
为了分析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不同收入阶层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我们把农村居民样本划分为平均收入之上和平均收入之下两个样本组，在农村居民调查问卷中，问“您家收入在村里处于什么水平？”，我们去掉选择“平均水平”的个体，将选择“远低于平均水平”和“低于平均水平”的个体合并为平均收入之下的样本组，共有1 729个样本，将选择“高于平均水平”和“远高于平均水平”的个体合并为平均收入之上的样本组，共有1 688个样本。然后对每个样本组分别采用OLS、Ordered Probit和Ordered Logit三种估计方法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6。
无论是“平均收入之下”还是“平均收入之上”的样本，绝对收入变量的系数均为正，且统计上很显著，这说明两个阶层的幸福感都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上升，但是，两个样本组的OLS系数分别为0163和0099，这意味着，对于低收入者，收入的增加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更大。由此可见，幸福感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增加而提升，但收入对幸福感的边际效用在递减。无论是“平均收入之下”还是“平均收入之上”的样本，收入差距变量的系数均为负，但统计上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农村低收入者对生活的期望值较低，容易得到满足，心理承受能力较强，对收入差距不够敏感；对于高入者而言，他们是收入差距扩大的受益者，由收入差距引发的社会问题在农村社会并不突出，农村社会相对较和谐，所以对收入差距也不够敏感。
表6还展示了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平均收入之下”还是“平均收入之上”的群体，预期未来收入上升会提升其幸福感；身体健康状况越好越幸福；年龄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仍呈“U”字型；在婚姻问题上，单身和结婚后离异或丧偶都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感；受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生活中居民之间的关系越融洽，幸福感越强；现在的生活相对于以前变得更好，会觉得越幸福；有些控制变量的系数在分组回归中呈现出差异，政治身份会提升高收入者的幸福感，但对低收入者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关于性别与幸福感的关系，对农村高收入者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加幸福，但对低收入者而言，是否是女性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
(四)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极高收入阶层的回归结果
考虑到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悬殊的现实，有必要把极高收入阶层从“平均收入之上”样本中分离出来，我们分别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样本中分离出收入水平最高的2%样本，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保留123个和158个样本。我们分别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极高收入阶层样本，采用OLS、Ordered Probit和Ordered Logit三种估计方法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7。从回归的结果看，三种估计方法得到的估计系数符号是一致的，估计结果较稳健。
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的极高收入阶层，绝对收入变量的系数都不显著，这表明对于极高收入阶层，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幸福感的提升作用不再显著，这意味着中国的极高收入阶层已经进入了“伊斯特林悖论区”。收入差距变量的系数都为负，且统计上显著，这说明收入分配不均，导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极高收入阶层的幸福感都降低。这表明，虽然极高收入阶层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最大直接受益者，但他们并未因此而感到更加幸福。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极高收入阶层的影响系数为-0132，对城镇居民极高收入阶层的影响系数为-0218，且统计上更显著，这表明城镇居民极高收入阶层对收入分配问题更加敏感和关注。
表7还展示了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回归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极高收入阶层预期未来收入越高会觉得越幸福，而预期未来收入对农村居民极高收入阶层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城镇居民极高收入阶层觉得身体越健康越幸福，但健康状况对农村居民极高收入阶层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极高收入阶层，性别和年龄与幸福感之间不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在婚姻问题上，单身和婚后离异或丧偶，都会显著降低城镇居民极高收入阶层的幸福感；但农村居民极高收入阶层的样本中无单身者，婚后离异或者丧偶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党员的政治身份，对于农村居民极高收入阶层的幸福感有提升作用，但对城镇居民极高收入阶层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受教育程度对于城镇居民极高收入阶层的幸福感有提升作用，但对农村居民极高收入阶层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
当年经历过失业，所在企业经营出现亏损、将来生活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对城镇居民极高收入阶层的影响为负，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对于农村极高收入阶层而言，生活中居民之间的关系越融洽，现在的生活相对于以前变得更好，会觉得越幸福。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农村居民极高收入阶层而言，相对于以前变得更好会觉得越幸福，但预期未来收入的上升对幸福感的提升，在统计上不显著。, 百拇医药(莫旋唐成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