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科学源头在哲学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刊登了笔者的《中西医学之间的公理性原则和人类医学革命》一文，介绍了中西医比较研究的部分结论性观点。笔者倾心于中西医比较的研究，已经近四十年了。当初的主要目的，在于厘清中医的科学定位以及中西医的相互关系。而当初最令人切肤之痛的，是中医学之魂在故乡的日渐衰亡。而追寻其日渐衰亡的主要原因，则是中医界自身的传统哲学贫困和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在国内的泛滥。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没有重视中医学科学定位的研究，没有向我们所在的时代准确地回答出“中医我是谁”“中医是怎么来的”。
科学一词的来历与含义
科学就是知识，是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
在希腊，科学最早的含义即知识(episteemee)。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开卷第一句话便说：“求知是所有人的天性，对感觉的喜爱就是证明。”苗力田在其翻译《形而上学》(台北出版)一书的序言中强调“科学是目的不是手段”，是“关于永恒和必然的认识……知识也就是科学”。在中国，《礼记·大学》里“格物致知”的表述，与亚氏的意思极其近似。因此当科学一词在中国出现之前，外来文献中凡应译为科学的地方，皆译作格物致知，或者格致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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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一个“出口转内销”而来的新名词。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学术蜂拥东进。日本大学者福田俞吉按照分科之学的意思，把融入日文的“科”与“学”二字组合在一起，为“科学”一词。科学一词是1893年传入中国的。在康有为翻译的日本书目中，首先见到了它。接着1896年严复在翻译《原富》一书时，将过去译作格物致知的地方，全部改为科学。所以，科学一词源于中国文字，渗透着日本人的智慧，后来又回到了中国，成为今天妇孺皆知的词汇。然而从本意上讲，科学就是知识，知识就是科学。进而准确、严密地讲——科学是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
科学门类涉及自然、社会、生命、思维各个领域。在自然科学里，有以事物的运动、变化的过程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也有以构成事物的内在物质形态、结构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前者以哲学的观念与方法为指导，从观察事物运动、变化的现象(亦即状态、信息、物候、证候等)起步；后者以近代物理、化学的观念与方法为标准，从认识每一具体物质的形态与结构着手。从《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以及亚里士多德“形质论”的意义上看，前者是研究事物形上属性或原形的科学，后者研究事物形下性特征或原质的科学。如果主观地把近代物理、化学的观念与方法，视为衡量一切学科之是非的至上信条或唯一标准，那就犯了近代科学主义的错误。这一错误，在医学领域表现得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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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科学的科学
哲学概括的层次高于科学，是各门具体科学之母。
“哲学”也是一个“出口转内销”而来的新名词。在希腊，哲学(philosophy)最早的含义是“爱智慧”。与“爱智慧”同一时代的中国《尚书·皋陶谟》里，有“知人则哲”之说。可见当时中国有才能有见识的前贤们所获知的学问，自然也是“爱智慧”之学。
明治天皇6年，日本著名学者西周取意于哲人之学，把融入日文的“哲”与“学”两个字合成一个新词汇，成为表达爱智慧之学的“哲学”。民国初期，教育部的大学教程中始有哲学一课。标志着哲学一词正式从日本落根到中国，成为中国通用的新名词。不过这一新名词所包涵的却是中国的老学问，诸如以《周易》为首的道家、儒家、名家、阴阳家、墨家、法家等学问，皆是引领中华民族古在、今在并不断发展与创新的哲学。
, 百拇医药 有趣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康有为、严复之前的中国学者将传入日本的“科学”一词译为中文的“格物致知”“格致之学”；民国初年，耶稣会大学者马相伯也将由日本而来的“哲学”，也译为中文的“格致之学”。可见明治维新以来在不少中国人的脑子里，哲学与科学都是中国从古的“格致之学”。换一句话说，中国从古而来的“格物致知”“格致之学”中，既包涵着哲学，也包涵着科学。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至今一些人所谓的“中国自古无哲学”“中国自古无科学”之说，皆可谓是以辞害意、浅薄无知的谬论。
当代对科学与哲学的界定是：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知识体系；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一般规律的总概括。这里的一般，即普遍的意思，哲学的一般规律，包含着各门具体的自然、社会、思维科学的普遍原则性。哲学是研究一切事物共同规律的智慧，各门具体的自然、社会、思维科学无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哲学智慧的支配。从这一意义上讲，哲学概括的层次高于科学，是各门具体科学之母。所以台湾哲学家邬昆如用“定位宇宙、安排人生”八个字来形容哲学的价值。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有一本哲学专著，书名就叫《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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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辅仁大学学者邬昆如在哲学分类上的观点是：伦理学是哲学的用，知识论是哲学的体，形上学是哲学的哲学。所以他认为，形上学可称之为哲学的核心、哲学的皇冠。因为形上学示人的，是认识一切存在(万有)时必须遵循的思想的逻辑，思维的法则。台北哲学家曾仰如在其《形上学》一书的《导论》中强调：“形上学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形上学一被忽略、藐视，学术的进步及真理的揭发就无形中大受阻碍，人类的推理能力也普遍地趋于薄弱，知识界也将变成混乱不堪，各学科所研究的对象、范围也认识不清，因而在学术界里常有越俎代庖之事的发生。”曾仰如所讲的“一切学问”，就是“一切科学”。所以从形上学是“哲学的核心、哲学的皇冠”，“思想的逻辑，思维的法则”而言，哲学更是各门“科学的科学”“各门具体科学之母”。
在哲学、形上学方面，今天的西方人远比中国人聪明得多。据美国的《多玛斯学志》报道：美国每年有五百多本书籍及25种刊物问世，有专门介绍亚里士多德、阿奎纳的哲学体系，全国有一千多所以上的大学及研究中心传授此学说。这里讨论的形上学，当然不是我们习惯对“形而上学”一词所解释的“主观的、唯心、片面的”那样。正因为它是“哲学的核心、哲学的皇冠”“思想的逻辑，思维的法则”，所以当代美国才如此热衷于亚里士多德、阿奎纳哲学体系广泛、深入、持久的传播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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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里的“玄”字，有深奥、微妙之意。在哲学上，“玄”字并不含有负面的意思。《老子》“玄而又玄，众妙之门”，就是从哲学深奥、微妙的意义上讲的。魏晋时期玄学家里一些崇尚出身门第、容貌仪态的名士们，往往多以虚无玄远的“清谈”相互标榜，生出了不少臆说来。从而使与哲学意思相近的这个“玄”字，蒙上了一层负面的阴影。其后，民间的占卜、命相、风水之客，又多以玄学自我包装、自命不凡。近代也常有不问历史、不读经书、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者，借一个被扭曲了的“玄”字，生出了许多非议哲学(包括阴阳五行)、形上学，诟病《周易》、老庄的“高论”来。这些诟病哲学的“高论”，其实更是一种“虚无玄远”的清谈误己、妄言误人之论。然而这些误人、误己之论，至今仍然蒙蔽了许多中国人。
近代有一种广为流行的偏见，把科学与哲学对立了起来，以为哲学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前面说过，哲学是科学的科学，是人类智慧结晶，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一般规律的高度概括。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包括逻辑学)里的种种分支学科，属于哲学体系之下的科学。在自然科学中，举凡以事物运动、变化的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物候学、气象学、生态学、生物进化论等，皆属于哲学体系之下的科学，中医学也在其中。如果说哲学阻碍了哲学体系之下的科学，那当然是滑稽之谈——母亲怎么会阻止儿子的生长呢？如果说哲学阻碍了近代物理、化学带头的以物质形态、结构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为什么西欧北美诸国的哲学与近代科学至今并行不悖呢？15世纪始于西方的欧洲文艺复兴本意是要复兴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化，为什么随着哲学思想的复活和文化精神的崛起，西方却成为近代的物理学和化学的发源地，并由此促成了人类文化科学上的又一次高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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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讲，当代一些人把中国传统哲学与近代物理学、化学基础上的自然科学对立起来的偏见，一方面是中国几代人头脑里的传统哲学贫困，一方面是当代中国流行的近代科学主义。这两个方面的交互影响，形成了近代科学主义在中国的泛滥。这种泛滥的集中表现，即把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与方法作为衡量一切科学之是非的至上信条或唯一标准。近代中医学的严重衰落，原因皆在于此。
人的含义与中医理论
中医研究的人，是“理性思维能力的高级动物”的人，西医生物医学研究的人，是实体的物。中医是成熟的科学。
人是世界的核心，哲学是人类认识世界，包括认识自己的智慧。哲学中的社会与思维领域，全部是关于人类自己的学问；哲学中的自然领域，基本上是人化了的自然，也就是人类认知能力所能认识、理解的自然。另外，哲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社会、思维的运动、变化着的现象。而运动、变化是生命现象的本质特点，所以哲学也可以称之为生命哲学。《周易》中的“生生之谓易”如此，亚里士多德、阿奎纳讲的生成、变动也如此。法国的博格森面对近代自然科学首先提出生命哲学的概念，台北的罗光更将他的哲学专著命名为《生命哲学》。由此可见，研究生命问题的医学家，尤其是中医学家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人是什么？即人的生命是如何生成、运动、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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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学而言，不论中医还是西医，所有的医学家所面对的人，大体有七个方面的属性或特点：其一，自然属性的人；其二，社会属性的人；其三，精神情志属性的人；其四，整体状态的人；其五，人的组织器官层次的特点；其六，人的细胞层次的特点；其七，人的分子及其以下层次的特点。在这七个方面的属性或特点里，中医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人的前四个方面的形上性特点；西医生物医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构成人的后三个方面的形下性特点。
如果按照亚里士多德、托玛斯·阿奎纳关于“人是理性动物”的定义来看，人可以从四个层次来理解：其一，人是实体的物；其二，人是有新陈代谢能力的生物；其三，人是生物中的动物；其四，人是动物中唯一有理性思维能力的高级动物。所以准确地说，中医研究的人，是“理性思维能力的高级动物”的人。西医生物医学的研究的人，重点是“人是理性动物”定义中的人在前一个方面的特点，即人是实体的物。而西医对于人的生物、生命、思维三个层的研究，至今仍然局限于用非生命领域的研究方法，来探索或解释生命的水平上。这在研究方法上看，无疑是有限的，抑或是不可能的。 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恩格尔关于建立生物、心理、社会三种医学模式的呼声，也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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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近代物理、化学的辉煌，基本上定位在非生命领域。把物理、化学的观念与方法引入生命领域的医学之中，最大的成功是揭示了人的实体物性层次上的奥秘。尽管西医借助物理、化学方法可以把人解剖到组织器官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但是在层层解剖的过程中，人在整体状态意义上的生命和思维，统统不存在了。更不可忽视的是，西医不仅不能用零散的细胞组装成一个整体状态的人，而且就连用几个基因片断连接出一个最简单的病毒，这一点至今也做不到。所以可以说，人类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绝非物理、化学独占的领地。由此应当肯定，形上性的中医学，非存在不可。
一门科学是否成熟，以下三条，缺一不可﹕其一，特定的研究对象；其二，特定、有效的研究方法；其三，独有的成熟的概念范畴体系。这三条，中医学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达到了。中医以整体层次上的证候为研究对象，以建立在哲学和系统科学基础上的阴阳五行为研究方法，形成了以藏象经络和病因病机为核心的基础理论科学体系，《黄帝内经》是其代表。而且《黄帝内经》对其所建立的理论体系的充分肯定，令两千多年来一代一代的中医前辈们充满了理论与临床自信。该书在《阴阳应象大论》里说：“论理人形，列别藏府，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名处；溪谷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所以德国汉学家、中医学家满晰驳教授说：“中医是成熟的科学，而且在两千多年前就达到了成熟科学的水平。”这一句话，令当代不少中医为之感动。其实，《黄帝内经》如果达不到成熟科学的水平，是不会用“各从其经”“各有处名”“皆有所起”“各有条理”“尽有经纪”“皆有表里”等如此坚定明确的语词，斩钉截铁地进行自我肯定。
18世纪西方哲学家康德，针对自然科学忽视形上学时强调说：“自然科学以形而上学为先决条件”。19世纪西方哲学家黑格尔尤其幽默地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本性上属于形上性科学的中医，如果疏远了哲学，尤其是其中的形上学，如果偏离了哲学，尤其是形上之思，是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李致重), 百拇医药(李致重 中华中医药学会)
科学一词的来历与含义
科学就是知识，是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
在希腊，科学最早的含义即知识(episteemee)。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开卷第一句话便说：“求知是所有人的天性，对感觉的喜爱就是证明。”苗力田在其翻译《形而上学》(台北出版)一书的序言中强调“科学是目的不是手段”，是“关于永恒和必然的认识……知识也就是科学”。在中国，《礼记·大学》里“格物致知”的表述，与亚氏的意思极其近似。因此当科学一词在中国出现之前，外来文献中凡应译为科学的地方，皆译作格物致知，或者格致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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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一个“出口转内销”而来的新名词。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学术蜂拥东进。日本大学者福田俞吉按照分科之学的意思，把融入日文的“科”与“学”二字组合在一起，为“科学”一词。科学一词是1893年传入中国的。在康有为翻译的日本书目中，首先见到了它。接着1896年严复在翻译《原富》一书时，将过去译作格物致知的地方，全部改为科学。所以，科学一词源于中国文字，渗透着日本人的智慧，后来又回到了中国，成为今天妇孺皆知的词汇。然而从本意上讲，科学就是知识，知识就是科学。进而准确、严密地讲——科学是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
科学门类涉及自然、社会、生命、思维各个领域。在自然科学里，有以事物的运动、变化的过程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也有以构成事物的内在物质形态、结构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前者以哲学的观念与方法为指导，从观察事物运动、变化的现象(亦即状态、信息、物候、证候等)起步；后者以近代物理、化学的观念与方法为标准，从认识每一具体物质的形态与结构着手。从《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以及亚里士多德“形质论”的意义上看，前者是研究事物形上属性或原形的科学，后者研究事物形下性特征或原质的科学。如果主观地把近代物理、化学的观念与方法，视为衡量一切学科之是非的至上信条或唯一标准，那就犯了近代科学主义的错误。这一错误，在医学领域表现得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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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科学的科学
哲学概括的层次高于科学，是各门具体科学之母。
“哲学”也是一个“出口转内销”而来的新名词。在希腊，哲学(philosophy)最早的含义是“爱智慧”。与“爱智慧”同一时代的中国《尚书·皋陶谟》里，有“知人则哲”之说。可见当时中国有才能有见识的前贤们所获知的学问，自然也是“爱智慧”之学。
明治天皇6年，日本著名学者西周取意于哲人之学，把融入日文的“哲”与“学”两个字合成一个新词汇，成为表达爱智慧之学的“哲学”。民国初期，教育部的大学教程中始有哲学一课。标志着哲学一词正式从日本落根到中国，成为中国通用的新名词。不过这一新名词所包涵的却是中国的老学问，诸如以《周易》为首的道家、儒家、名家、阴阳家、墨家、法家等学问，皆是引领中华民族古在、今在并不断发展与创新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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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对科学与哲学的界定是：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知识体系；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一般规律的总概括。这里的一般，即普遍的意思，哲学的一般规律，包含着各门具体的自然、社会、思维科学的普遍原则性。哲学是研究一切事物共同规律的智慧，各门具体的自然、社会、思维科学无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哲学智慧的支配。从这一意义上讲，哲学概括的层次高于科学，是各门具体科学之母。所以台湾哲学家邬昆如用“定位宇宙、安排人生”八个字来形容哲学的价值。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有一本哲学专著，书名就叫《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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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辅仁大学学者邬昆如在哲学分类上的观点是：伦理学是哲学的用，知识论是哲学的体，形上学是哲学的哲学。所以他认为，形上学可称之为哲学的核心、哲学的皇冠。因为形上学示人的，是认识一切存在(万有)时必须遵循的思想的逻辑，思维的法则。台北哲学家曾仰如在其《形上学》一书的《导论》中强调：“形上学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形上学一被忽略、藐视，学术的进步及真理的揭发就无形中大受阻碍，人类的推理能力也普遍地趋于薄弱，知识界也将变成混乱不堪，各学科所研究的对象、范围也认识不清，因而在学术界里常有越俎代庖之事的发生。”曾仰如所讲的“一切学问”，就是“一切科学”。所以从形上学是“哲学的核心、哲学的皇冠”，“思想的逻辑，思维的法则”而言，哲学更是各门“科学的科学”“各门具体科学之母”。
在哲学、形上学方面，今天的西方人远比中国人聪明得多。据美国的《多玛斯学志》报道：美国每年有五百多本书籍及25种刊物问世，有专门介绍亚里士多德、阿奎纳的哲学体系，全国有一千多所以上的大学及研究中心传授此学说。这里讨论的形上学，当然不是我们习惯对“形而上学”一词所解释的“主观的、唯心、片面的”那样。正因为它是“哲学的核心、哲学的皇冠”“思想的逻辑，思维的法则”，所以当代美国才如此热衷于亚里士多德、阿奎纳哲学体系广泛、深入、持久的传播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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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里的“玄”字，有深奥、微妙之意。在哲学上，“玄”字并不含有负面的意思。《老子》“玄而又玄，众妙之门”，就是从哲学深奥、微妙的意义上讲的。魏晋时期玄学家里一些崇尚出身门第、容貌仪态的名士们，往往多以虚无玄远的“清谈”相互标榜，生出了不少臆说来。从而使与哲学意思相近的这个“玄”字，蒙上了一层负面的阴影。其后，民间的占卜、命相、风水之客，又多以玄学自我包装、自命不凡。近代也常有不问历史、不读经书、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者，借一个被扭曲了的“玄”字，生出了许多非议哲学(包括阴阳五行)、形上学，诟病《周易》、老庄的“高论”来。这些诟病哲学的“高论”，其实更是一种“虚无玄远”的清谈误己、妄言误人之论。然而这些误人、误己之论，至今仍然蒙蔽了许多中国人。
近代有一种广为流行的偏见，把科学与哲学对立了起来，以为哲学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前面说过，哲学是科学的科学，是人类智慧结晶，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一般规律的高度概括。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包括逻辑学)里的种种分支学科，属于哲学体系之下的科学。在自然科学中，举凡以事物运动、变化的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物候学、气象学、生态学、生物进化论等，皆属于哲学体系之下的科学，中医学也在其中。如果说哲学阻碍了哲学体系之下的科学，那当然是滑稽之谈——母亲怎么会阻止儿子的生长呢？如果说哲学阻碍了近代物理、化学带头的以物质形态、结构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为什么西欧北美诸国的哲学与近代科学至今并行不悖呢？15世纪始于西方的欧洲文艺复兴本意是要复兴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化，为什么随着哲学思想的复活和文化精神的崛起，西方却成为近代的物理学和化学的发源地，并由此促成了人类文化科学上的又一次高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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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讲，当代一些人把中国传统哲学与近代物理学、化学基础上的自然科学对立起来的偏见，一方面是中国几代人头脑里的传统哲学贫困，一方面是当代中国流行的近代科学主义。这两个方面的交互影响，形成了近代科学主义在中国的泛滥。这种泛滥的集中表现，即把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与方法作为衡量一切科学之是非的至上信条或唯一标准。近代中医学的严重衰落，原因皆在于此。
人的含义与中医理论
中医研究的人，是“理性思维能力的高级动物”的人，西医生物医学研究的人，是实体的物。中医是成熟的科学。
人是世界的核心，哲学是人类认识世界，包括认识自己的智慧。哲学中的社会与思维领域，全部是关于人类自己的学问；哲学中的自然领域，基本上是人化了的自然，也就是人类认知能力所能认识、理解的自然。另外，哲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社会、思维的运动、变化着的现象。而运动、变化是生命现象的本质特点，所以哲学也可以称之为生命哲学。《周易》中的“生生之谓易”如此，亚里士多德、阿奎纳讲的生成、变动也如此。法国的博格森面对近代自然科学首先提出生命哲学的概念，台北的罗光更将他的哲学专著命名为《生命哲学》。由此可见，研究生命问题的医学家，尤其是中医学家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人是什么？即人的生命是如何生成、运动、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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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学而言，不论中医还是西医，所有的医学家所面对的人，大体有七个方面的属性或特点：其一，自然属性的人；其二，社会属性的人；其三，精神情志属性的人；其四，整体状态的人；其五，人的组织器官层次的特点；其六，人的细胞层次的特点；其七，人的分子及其以下层次的特点。在这七个方面的属性或特点里，中医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人的前四个方面的形上性特点；西医生物医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构成人的后三个方面的形下性特点。
如果按照亚里士多德、托玛斯·阿奎纳关于“人是理性动物”的定义来看，人可以从四个层次来理解：其一，人是实体的物；其二，人是有新陈代谢能力的生物；其三，人是生物中的动物；其四，人是动物中唯一有理性思维能力的高级动物。所以准确地说，中医研究的人，是“理性思维能力的高级动物”的人。西医生物医学的研究的人，重点是“人是理性动物”定义中的人在前一个方面的特点，即人是实体的物。而西医对于人的生物、生命、思维三个层的研究，至今仍然局限于用非生命领域的研究方法，来探索或解释生命的水平上。这在研究方法上看，无疑是有限的，抑或是不可能的。 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恩格尔关于建立生物、心理、社会三种医学模式的呼声，也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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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近代物理、化学的辉煌，基本上定位在非生命领域。把物理、化学的观念与方法引入生命领域的医学之中，最大的成功是揭示了人的实体物性层次上的奥秘。尽管西医借助物理、化学方法可以把人解剖到组织器官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但是在层层解剖的过程中，人在整体状态意义上的生命和思维，统统不存在了。更不可忽视的是，西医不仅不能用零散的细胞组装成一个整体状态的人，而且就连用几个基因片断连接出一个最简单的病毒，这一点至今也做不到。所以可以说，人类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绝非物理、化学独占的领地。由此应当肯定，形上性的中医学，非存在不可。
一门科学是否成熟，以下三条，缺一不可﹕其一，特定的研究对象；其二，特定、有效的研究方法；其三，独有的成熟的概念范畴体系。这三条，中医学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达到了。中医以整体层次上的证候为研究对象，以建立在哲学和系统科学基础上的阴阳五行为研究方法，形成了以藏象经络和病因病机为核心的基础理论科学体系，《黄帝内经》是其代表。而且《黄帝内经》对其所建立的理论体系的充分肯定，令两千多年来一代一代的中医前辈们充满了理论与临床自信。该书在《阴阳应象大论》里说：“论理人形，列别藏府，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名处；溪谷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所以德国汉学家、中医学家满晰驳教授说：“中医是成熟的科学，而且在两千多年前就达到了成熟科学的水平。”这一句话，令当代不少中医为之感动。其实，《黄帝内经》如果达不到成熟科学的水平，是不会用“各从其经”“各有处名”“皆有所起”“各有条理”“尽有经纪”“皆有表里”等如此坚定明确的语词，斩钉截铁地进行自我肯定。
18世纪西方哲学家康德，针对自然科学忽视形上学时强调说：“自然科学以形而上学为先决条件”。19世纪西方哲学家黑格尔尤其幽默地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本性上属于形上性科学的中医，如果疏远了哲学，尤其是其中的形上学，如果偏离了哲学，尤其是形上之思，是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李致重), 百拇医药(李致重 中华中医药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