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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养荣丸与林黛玉之死
http://www.100md.com 2019年4月18日 中国中医药报 第5058期
     读名著品中医之《红楼梦》

    《红楼梦》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中描述,林黛玉初进贾府时,众人见黛玉身体面庞怯弱不胜,知她有不足之证,便问:“常服何药,如何不急为疗治?”黛玉道:“我自来是如此,从会吃饮食时便吃药,到今日未断,请了多少名医修方配药,皆不见效。”而且“如今还是吃人参养荣丸”。

    林黛玉病根为“阴虚”

    林黛玉所得之病在其他章回中也有交代,例如第三回中写其“娇喘微微”,第三十四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错里错以错劝哥哥”中谓其“觉得浑身火热,面上作烧,走至镜台揭起锦袱一照,只见腮上通红,自羡压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萌”。两颧发红、发热是气阴亏虚的典型表现(阴虚证的典型临床表现有颧赤、潮热、盗汗、五心烦热、舌红少苔、脉细数等),可见林黛玉的咳喘之证是阴虚咳喘。正因如此,有些人认为林黛玉是肺痨之症,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肺结核,事实倒不一定完全如此,但是阴虚咳喘则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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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高鹗所续《红楼梦》后四十回,历来褒贬不一,但高鹗对林黛玉所患阴虚咳喘的判断是没有错的,所以才会在所续第八十二回“老学究讲义警顽心,病潇湘痴魂惊噩梦”中写林黛玉夜晚发热,咳嗽痰中带血。阴虚发热入夜尤甚,所以才会睡觉时咳嗽不停。阴虚则火旺,虚火灼伤肺络,则血溢于外而致痰中带血,这些表现都是阴虚进一步加重的结果。

    滥用温补药适得其反

    林黛玉常年服用人参养荣丸,该方出自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以下简称《局方》),由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当归、熟地黄、白芍、黄芪、肉桂、橘皮、远志、五味子、鲜姜、大枣等组成,整体偏于温燥。

    所以,无论是对于林黛玉的体质,还是她的病而言,人参养荣丸都不适合她。她的咳喘本身就是肺肾阴虚所致,用药自然应该避忌温燥之药,最好的办法是用“金水相生”之法,即通过补益肺肾气阴来治疗肺肾阴虚之证。从这个角度而言,林黛玉的死亡既是为人所伤,又是为药所误,诚为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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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第三回中,贾母道:“这正好,我这里正配丸药呢,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旁有脂砚斋侧批曰:“为后菖、菱伏脉。”或许正因如此,刘心武在其所续《红楼梦》第八十六回“暖画破碎藕榭改妆,冷月荡漾绛珠归天”中才将林黛玉之死归咎于“那菖、菱就与赵姨娘密谋,给黛玉配药时,掺进毒物,使其慢性中毒,积少成多,一旦发作,就是推敲原因,乃至查验药丸,发现小毒,实在无奈,也可推说配伍不慎,判不成刻意谋命”。

    退一步讲,即使不是掺进毒物,只要在配制人参养荣丸时加大人参、肉桂等温燥之药的剂量,便会使林黛玉的病情犹如火上浇油,加重肺肾阴虚而加速其死亡。况且是加重人参等补益药,在一般人看来人参价重,补药无过,虽为药误,却也鲜有人知。

    另外,《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羞笼红麝串”写到林黛玉除了服用人参养荣丸外,还服用鲍太医所开的天王补心丹。天王补心丹,宋元以来多种医书有载,大致由人参、茯苓、玄参、丹参、桔梗、远志、当归、五味子、麦冬、天冬、酸枣仁、生地黄组成,补益气血、养心安神。如前所述,林黛玉之病在肺肾,天王补心丹药不对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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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补之风体现用药之偏

    第二十八回中,贾宝玉的一句话还透露了清代喜用补益之药的社会之风。王夫人一时忘记了鲍太医所开丸药的名字,宝玉道:“我知道那些丸药,不过叫他吃什么人参养荣丸。”王夫人道:“不是。”宝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归?右归?再不,就是麦味地黄丸。”这四种丸药,皆是补益之剂。这就表明,林黛玉服用人参养荣丸,周围的人并不觉得奇怪,这既与大家眼中林黛玉身体怯弱有关,也与当时社会尤其是官宦富贵之家的补虚之风关系密切。

    八珍益母丸,即在《局方》四君子汤、四物汤(由熟地、白芍、当归、川芎组成,补血的代表方)的基础上,加益母草而成,虽能益气、养血、活血,但显温燥。左归丸、右归丸是明代医家张景岳(张介宾,字会卿,号景岳,浙江绍兴人,温补学派代表医家)所创补肾之方,左归补肾阴,右归补肾阳。麦味地黄丸,即在六味地黄丸基础上加麦冬、五味子而成,而六味地黄丸是由宋代医家钱乙在汉代张仲景肾气丸(又名八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减去温补阳气的附子、桂枝,从而成为补肾阴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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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对于六味地黄丸和八味地黄丸,不少明清医家如薛己(字新甫,号立斋,江苏苏州人,明代温补学派代表医家)、赵献可(字养葵,自号医巫闾子,浙江宁波人,明代命门学说代表医家)等滥用成风。明代医家张景岳用药亦偏于温补,时人早有批评,兹不多述。

    金代医家李杲(1180—1251),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擅长调理脾胃,著有《脾胃论》等。他创制了以补中益气汤为代表的一系列补脾胃之气名方,因脾胃在五行属土,故后世将其称为“补土派”。补气药多味甘、性温,入脾、胃经,故李杲用药偏于温补。明清温补之风的盛行,与李杲也有一定的关联。

    由于《局方》的方子总体风格偏温燥,开启了温补之风盛行的开端,也就自然引来了批评者。金元四大家之朱震亨(字彦修,浙江金华义乌人,其故居有溪名“丹溪”,后世遂尊之为“丹溪翁”或“丹溪先生”)对温补之风多有批评,倡导“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用药偏于养阴,后世称之为“滋阴派”。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观戴良作《朱震亨传》,知丹溪之学与宣和局方之学争也”。

    然而,医者的批判并不代表民众的拒绝。温补方药颇合民众所好,因而在明清时期服用甚多,尤其是经济殷实、社会地位偏高者。如清代《魏之琇医案》(魏之琇,字玉璜,号柳州,浙江杭州人)记载,20多岁的患者凌二官患热证初愈,医生认为病愈身体必虚,便凭想当然处以较为温燥的四君子汤,该方同样出自《局方》。

    肇始于金元、盛行于明清的温补之风,体现了中医用药之偏,其弊端或为过犹不及,或为治法错误以致贻误性命,危害极大,遗患无穷。, 百拇医药(刘鹏 山东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