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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外科研究所重生
http://www.100md.com 2019年9月17日 生命时报 2019.09.17
     泌尿外科研究所重生

    郭应禄

    1964年成立的国内首个泌尿外科研究室,因为不可抗原因,仅在几年后就夭折了。这事让我觉得很遗憾,也始终惦记着,直到1975年底。

    那一年的北京市卫生局年终表扬大会上,一位副市长透露,北京要建一个泌尿外科研究所。我当时就心里一动,这个研究所会建在哪儿?虽然我们北大医院有泌尿外科,但当年研究室的牵头人吴阶平老师已经调任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并在友谊医院建起泌尿外科。这种情况下,北大医院并不是泌尿外科研究所的唯一选择,但是,我想争取。

    左思右想之后,我还是找到了吴阶平老师。他说了一番让我深受感动的话:“建研究所的目的是为了学科发展,北大医院的泌尿外科从当年的三张病床发展到现在,有老一辈优秀的思想传承,也有深厚的临床实力和基础,研究所建在北医对研究所和临床都有好处。我支持你去争取,需要我做什么,我全力配合。”

    在院领导的支持下,我们马上成立了研究所申报筹备组,具体工作由我负责。这种事情免不了要东奔西跑,困难实在不少,但同时我也很清楚,日常的医、学、教、研工作是基础,只有全科所有人上下一心,把这些工作都做好,才能说服上级主管部门尽快批准我们成立研究所。功夫不负有心人,1978年7月,我们终于得到上级批准,北京医学院泌尿外科研究所在北大医院得以“重生”,依然是吴阶平任所长。

    刚成立的研究所,只有一纸批文和一块牌子,人力物力极度匮乏,几乎无法正常运转。不得已,我又琢磨起了找经费的事。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对外经济贸易部的陈慕华部长,她对我们泌尿外科的建设非常重视,还推荐我去找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家援助项目的一位局长。

    援助项目得到批准的当天,这位局长就从纽约给我打电话,告知这个好消息。18万美元,这可是一笔巨款,因为当时上海市民的平均工资才不过五六十元人民币。最后,这笔启动经费被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购买研究所需要的器械和科研仪器设备,二是用于8名人员的出国考察学习。

    我和孙昌惕主任搭档,去的是美国和英国。尽管经费比较宽裕,但我们出国期间还是一直省吃俭用。我那时候天天拉着孙主任一起吃方便面,自己用“热得快”煮,有时候会买根香肠,偶尔加个鸡蛋;出门吃的话,也是最便宜的汉堡。后来孙主任总拿这事开玩笑,说我“抠门儿”,硬是跟着我在国外一起吃了半年的方便面。

    当我们这一批人考察回国,带回的不仅仅是国外的信息、科研和技术,还有同行的友谊。我们的泌尿外科从此与世界建立起了联系。(连载12)▲1987年,研究所元老合影。左起:郭应禄院士、沈绍基教授、吴阶平院士、孙昌惕教授、顾方六教授。,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