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正祛邪是疫病治疗主要治则
一项唐宋时期中医治疫大数据分析研究显示
本报讯 (记者徐 婧)日前，《上海中医药杂志》发表了由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杨爱东领衔的一项研究成果《唐宋时期疫病治疗遣药组方规律的数据挖掘研究》。这项基于唐宋时期中医治疫大数据分析显示：“扶正祛邪”是疫病治疗的主要治则。
该研究按照疫病的概念主要选取了三类疾病，分别为时气(天行)、疟疾和霍乱，按照用药频次和功效分类分别进行统计。研究选择王焘著《外台秘要方》、孙思邈著《千金要方》、王怀隐、王祐等奉敕编写《太平圣惠方》以及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编写《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唐宋时期的代表性医著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其中时气(即天行)、疟疾和霍乱三类疫病。通过中国知网综合检索平台，并配合使用读秀综合检索平台、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分析医著中治疗疫病的方药，对比古今用药与配伍规律的异同，归纳总结唐宋时期治疗疫病处方用药及配伍特点，深入了解唐宋医家对于疫病的诊疗思路与临证经验，为当今临床遣方用药和科研方向选择提供参考。
本次研究发现，在唐宋时期疫病的治疗中，解表药使用比例大于清热药，且清热药与温里药的应用比例相当。时气(天行)治疗中黄芩与麦冬高频出现且关联紧密，既清热燥湿、驱除疫毒，又有滋阴防燥之意。疟疾治疗中多采用常山与甘草配伍组合，常山在本病的药物中频数最高，予甘草和之以祛邪不伤正。霍乱治疗中人参与甘草高频出现，以补助行，侧重益气固本，鼓舞自身正气驱邪外出，体现治疫补法之特点。
研究还发现，温里药的应用在唐宋时期各类疫病的治疗中亦不在少数，可见寒、热病机在疫病中均可出现。明代张景岳提出的治疫六法中汗法为首，其余五法均位列其后，可见发汗、宣散驱邪外出在疫病的治疗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后世，扶正的原则在唐宋时期治疗疫病中的地位十分重要，解表、清热、温里等药物的使用相对较为均衡，其中解表药的应用略多。而后世直至当下，在各类疫病中清热药、温里药的不同应用，在唐宋时期已经有所体现。
据悉，该研究初步探讨了唐宋时期治疗疫病的常用药味及药物关联，在后续的研究中将以本研究与现今临床上急性传染性疾病的治疗相结合，使文献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临床，为中药新药研发与有效治疗路径的选择提供参考。, http://www.100md.com
本报讯 (记者徐 婧)日前，《上海中医药杂志》发表了由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杨爱东领衔的一项研究成果《唐宋时期疫病治疗遣药组方规律的数据挖掘研究》。这项基于唐宋时期中医治疫大数据分析显示：“扶正祛邪”是疫病治疗的主要治则。
该研究按照疫病的概念主要选取了三类疾病，分别为时气(天行)、疟疾和霍乱，按照用药频次和功效分类分别进行统计。研究选择王焘著《外台秘要方》、孙思邈著《千金要方》、王怀隐、王祐等奉敕编写《太平圣惠方》以及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编写《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唐宋时期的代表性医著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其中时气(即天行)、疟疾和霍乱三类疫病。通过中国知网综合检索平台，并配合使用读秀综合检索平台、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分析医著中治疗疫病的方药，对比古今用药与配伍规律的异同，归纳总结唐宋时期治疗疫病处方用药及配伍特点，深入了解唐宋医家对于疫病的诊疗思路与临证经验，为当今临床遣方用药和科研方向选择提供参考。
本次研究发现，在唐宋时期疫病的治疗中，解表药使用比例大于清热药，且清热药与温里药的应用比例相当。时气(天行)治疗中黄芩与麦冬高频出现且关联紧密，既清热燥湿、驱除疫毒，又有滋阴防燥之意。疟疾治疗中多采用常山与甘草配伍组合，常山在本病的药物中频数最高，予甘草和之以祛邪不伤正。霍乱治疗中人参与甘草高频出现，以补助行，侧重益气固本，鼓舞自身正气驱邪外出，体现治疫补法之特点。
研究还发现，温里药的应用在唐宋时期各类疫病的治疗中亦不在少数，可见寒、热病机在疫病中均可出现。明代张景岳提出的治疫六法中汗法为首，其余五法均位列其后，可见发汗、宣散驱邪外出在疫病的治疗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后世，扶正的原则在唐宋时期治疗疫病中的地位十分重要，解表、清热、温里等药物的使用相对较为均衡，其中解表药的应用略多。而后世直至当下，在各类疫病中清热药、温里药的不同应用，在唐宋时期已经有所体现。
据悉，该研究初步探讨了唐宋时期治疗疫病的常用药味及药物关联，在后续的研究中将以本研究与现今临床上急性传染性疾病的治疗相结合，使文献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临床，为中药新药研发与有效治疗路径的选择提供参考。,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