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社搞抢劫演习 女职员被吓出精神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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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月12日
法制日报
江苏省连云港市一城市信用社在组织一次预防抢劫的演习中，为了追求逼真效果，事先未通知系统内职工，并切断了报警系统。结果，蒙面持枪“歹徒”将女职工吓出了精神障碍。事后，该城市信用社却将认定受惊吓女职工为工伤的连云港市劳动局推上了被告席。
假歹徒抢劫银行女职工惊吓成病
“不许动，把钱交出来!”
“谁动就打死谁!”
两名蒙面的持枪“歹徒”一个箭步冲进了连云港市解放中路城市信用社解放西路营业部，枪口对着刚刚接班的营业员李友芬和李晓娟。面对黑洞洞的枪口，面对凶神恶煞般地持枪“歹徒”，两名营业员首先想到的是国家财产不受损失。她们在危急时刻，迅速按下了各自办公桌下的报警器按钮，但怎么按也没有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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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一名持枪歹徒又冲过来用身体凶狠地撞击通勤门，李友芬见状立即冲到通勤门旁锁上了保险并再一次按动门旁报警器的按钮，然而，报警器依旧没有动静，李友芬使尽全身力气按报警器，手指甲都按破了，可报警器就是不响。在精神极度紧张和求救无望的绝境中，原本胆子就小的李友芬瘫倒在门旁……
几分钟以后，几个干部模样的人面带微笑地走进了营业部大厅。李友芬脸色苍白，浑身颤抖，蜷缩在通勤门口。走进来的几个人像是安慰又像是鼓励地对李友芬和李晓娟说：“这是我们单位搞防抢劫实战演习。为了达到逼真的效果，所以事先没有跟你们打招呼，所谓的歹徒都是联社保卫科的同志。在这次演习中，你们两个女同志表现很好。”
以上这一幕发生在1999年7月16日中午12时40分左右。据了解，这次演习事先由城市信用社联社请市公安局经保科的人员与“110”指挥中心取得联系，切断了信用社解放西路营业部的报警系统。演习结束后，又立即通知“110”指挥中心恢复了报警状态。对于这场演习，联社是经过一番精心策划的，他们早在8天前就已经制定好了演习的具体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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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防抢劫演习确实达到了逼真的效果，然而，对于毫无思想准备的李友芬来说，恐惧却始终难以从其心头抹去，身心受到严重伤害。
演习结束后的当天下午，李友芬始终感到头昏、心慌、耳鸣、心悸、出冷汗，大热天也手脚冰冷。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但在回家的路上，李友芬仍然感到有人在跟踪她，以致不时地回头张望。到家以后，李友芬浑身大汗淋漓，头脑一片空白，四肢颤抖并伴有尿急尿频。当天夜里躺在床上，她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中午那可怕的一幕。到了次日凌晨，好容易才睡着的李友芬又被恶梦惊醒，随后又是大汗淋漓，缩成一团……
信用社拒付药费李友芬工资停发
这种状况持续了几天，李友芬虽然断断续续地上了几天班，但每一次走进营业部都感觉四肢无力，头昏耳鸣，甚至难以站立。1999年7月21日，李友芬实在坚持不住了，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但经过2个月的治疗，病情始终没有好转。9月13日，市第一人民医院对李友芬进行了心理定量测试，结果表明心理异常，随即建议其去省城南京脑科医院医学心理科进一步诊治。由于考虑到去外地医院治病的有诸多不便，9月27日，李友芬在家人的陪同下又来到市第四人民医院(市精神病防治医院)就诊，被医生诊断为延迟性心因性精神障碍，随后被该院收诊住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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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9年9月28日至2000年2月28日，李整整住院5个月。经过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心理治疗、行为矫正、药物治疗和娱疗等，李友芬的病情有一些好转，但一提及营业部的工作，情绪便会骤然紧张起来。在李友芬治疗初期，信用社拒绝报销李友芬1999年10月以后的医疗费，并扣发1999年8月至2000年1月的部分工资和2000年2月以后的全额工资。在这种情况下，李友芬虽然病情仍未痊愈，但被迫于2000年2月28日出院回家，此后一直在家用药治疗，病情极不稳定，经常反复。
为了妥善解决矛盾，使病人得到及时治疗，李友芬的家人在其住院期间请求单位为她做精神医学鉴定。1999年11月11日，李友芬在单位同志的陪同下到市康复医院进行了精神医学及劳动能力鉴定。该院于同日做出了门诊号为6386号精神病病案医学鉴定书，其结论为：“急性心因性反应，具有完全劳动能力。”李友芬的家人认为市康复医院的鉴定不可信，遂向其单位书面申请重新鉴定，并附上了精神病防治医院出具的李友芬的病情摘要，但信用社不同意重新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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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局认定工伤信用社法院告状
在信用社拒绝对李友芬进行重新鉴定，拒绝报销部分医疗费和扣发工资的情况下，李友芬的家人从2000年1月开始，先后到市总工会、市信访局和市劳动局等部门反映问题，后向连云港市新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受新浦区法院委托，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于2000年3月25日对李友芬进行了鉴定，同日作出连精鉴(2000)22号鉴定书，其结论为：李友芬患延迟性心因性精神障碍，与在工作期间所遭受的精神因素刺激有因果关系。因本案属劳资纠纷案件，李友芬的家人代理其向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因超过时效，申请未被受理。
2000年7月12日，李友芬向市劳动局书面申请工伤鉴定。市劳动局受理申请。同年10月20日，市劳动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结论：“李友芬在1999年7月26日反抢劫演习中被惊吓的精神刺激与之后出现的精神障碍存在因果关系。”同年10月25日，市劳动局在发出的《关于李友芬在演习中惊吓致病认定为工伤的通知》中称：李友芬在信用社组织的反抢劫演习中被惊吓，受精神刺激，之后出现焦虑、恐惧、失眠等现象，后被诊断为神经衰弱、恐惧症、延迟性心因性反应等精神障碍。根据市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的李友芬精神障碍与精神刺激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以及劳动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八条“职工由于下列情形之一负伤、致残、死亡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之第一款“从事本单位日常生产、工作或者本单位负责人临时指定的工作的，在紧急情况下，虽未经单位负责人指定但从事直接关系本单位重大利益的工作的”规定，研究认定李友芬为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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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市劳动局工伤认定通知后，李友芬的家人多次与信用社协商，以求解决工伤工资和医疗费等问题。但信用社拒绝承认劳动局认定李友芬的工伤。2001年1月，李友芬申请劳动仲裁，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久便受理此案。
合议庭当庭判决信用社还要上诉
几乎就在李友芬申请仲裁的同时，解放中路城市信用社一纸诉状将市劳动局推上被告席，并将李友芬列为第三人。诉状称，根据市康复医院的鉴定结论和在演习后几天李友芬还能正常上班等情由，认定李友芬致病“并不排除其他因素的作用”。据此，信用社认为劳动局作出的认定李友芬为工伤的具体行政行为显属主要证据不足、超越职权、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连云港市劳动局于2000年10月25日做出的连劳[2000]254号文件。
2001年3月16日上午，连云港市新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及第三人围绕李友芬是否有精神障碍、精神障碍是否是演习造成、李友芬的工伤是否成立以及劳动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是否有效等焦点进行了举证、质证和辩论。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劳动鉴定委员会不具备精神病鉴定的资格，认定李友芬演习中受惊吓与精神障碍存在因果关系证据不足；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滥用职权，不能作为认定第三人属工伤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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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辩称，市康复医院既无精神病鉴定资格，又无劳动能力鉴定资格。按照江苏省劳动鉴定工作程序，市劳动鉴定委员会接受同级劳动部门对工伤认定的委托，被告是履行法定职权，该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认定李友芬为工伤并无不当。
李友芬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诉讼。但由于其身体状况的原因，3月16日开庭时她委托其丈夫尹兰平出庭。尹兰平在辩论时称，原告在演习中将奋不顾身保护国家财产的好职工当作试验品，演习前不告知，使李友芬在演习中受到极度惊吓，以致在演习后出现诸多的精神障碍症状。作为原告，本应积极协助受害人的家人为病人治病，但其不仅不这样做，反而以扣发工资、拒绝报销部分医疗费用等做法延误治疗时机。
法庭经审理查明，在原告于1999年7月16日组织演习之后，李友芬出现了头晕等不良反应，断断续续上了3天班，后虽经一段时间治疗，却未能痊愈。市康复医院诊断为“急性心因性精神障碍，有完全劳动能力”，原告据此认为李友芬是假装的，拒绝发放工资。结合市精神病防治医院作出的鉴定结论，市劳动鉴定委员会对李友芬的鉴定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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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认为，工伤认定工作是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章赋予劳动部门的法定职责。根据劳动部1996年颁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八条第一项规定，李友芬在上班时间受到演习惊吓，经鉴定属延迟性心因性精神障碍，与演习有因果关系，应认定为工伤。连云港市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和连云港市精神病医院对李友芬的鉴定结论得到了相互印证，应予采信。而原告认为第三人李友芬的精神病障碍不一定存在，有假装的可能，以及李友芬的精神病与演习不一定有因果关系，不排除其他致病因素等诉称，因证据无法推翻被告所出示的证据，故不予支持。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新浦区法院当庭作出一审判决：
维持连云港市劳动局于2000年10月25日连劳[2000]254号文件；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共计300元，由原告承担。
当审判长宣布闭庭后，法庭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旁听的观众和李友芬的丈夫尹兰平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对于一审结果，原告表示要继续上诉。, http://www.100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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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习结束后的当天下午，李友芬始终感到头昏、心慌、耳鸣、心悸、出冷汗，大热天也手脚冰冷。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但在回家的路上，李友芬仍然感到有人在跟踪她，以致不时地回头张望。到家以后，李友芬浑身大汗淋漓，头脑一片空白，四肢颤抖并伴有尿急尿频。当天夜里躺在床上，她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中午那可怕的一幕。到了次日凌晨，好容易才睡着的李友芬又被恶梦惊醒，随后又是大汗淋漓，缩成一团……
信用社拒付药费李友芬工资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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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用社拒绝对李友芬进行重新鉴定，拒绝报销部分医疗费和扣发工资的情况下，李友芬的家人从2000年1月开始，先后到市总工会、市信访局和市劳动局等部门反映问题，后向连云港市新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受新浦区法院委托，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于2000年3月25日对李友芬进行了鉴定，同日作出连精鉴(2000)22号鉴定书，其结论为：李友芬患延迟性心因性精神障碍，与在工作期间所遭受的精神因素刺激有因果关系。因本案属劳资纠纷案件，李友芬的家人代理其向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因超过时效，申请未被受理。
2000年7月12日，李友芬向市劳动局书面申请工伤鉴定。市劳动局受理申请。同年10月20日，市劳动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结论：“李友芬在1999年7月26日反抢劫演习中被惊吓的精神刺激与之后出现的精神障碍存在因果关系。”同年10月25日，市劳动局在发出的《关于李友芬在演习中惊吓致病认定为工伤的通知》中称：李友芬在信用社组织的反抢劫演习中被惊吓，受精神刺激，之后出现焦虑、恐惧、失眠等现象，后被诊断为神经衰弱、恐惧症、延迟性心因性反应等精神障碍。根据市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的李友芬精神障碍与精神刺激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以及劳动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八条“职工由于下列情形之一负伤、致残、死亡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之第一款“从事本单位日常生产、工作或者本单位负责人临时指定的工作的，在紧急情况下，虽未经单位负责人指定但从事直接关系本单位重大利益的工作的”规定，研究认定李友芬为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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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当庭判决信用社还要上诉
几乎就在李友芬申请仲裁的同时，解放中路城市信用社一纸诉状将市劳动局推上被告席，并将李友芬列为第三人。诉状称，根据市康复医院的鉴定结论和在演习后几天李友芬还能正常上班等情由，认定李友芬致病“并不排除其他因素的作用”。据此，信用社认为劳动局作出的认定李友芬为工伤的具体行政行为显属主要证据不足、超越职权、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连云港市劳动局于2000年10月25日做出的连劳[2000]254号文件。
2001年3月16日上午，连云港市新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及第三人围绕李友芬是否有精神障碍、精神障碍是否是演习造成、李友芬的工伤是否成立以及劳动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是否有效等焦点进行了举证、质证和辩论。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劳动鉴定委员会不具备精神病鉴定的资格，认定李友芬演习中受惊吓与精神障碍存在因果关系证据不足；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滥用职权，不能作为认定第三人属工伤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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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辩称，市康复医院既无精神病鉴定资格，又无劳动能力鉴定资格。按照江苏省劳动鉴定工作程序，市劳动鉴定委员会接受同级劳动部门对工伤认定的委托，被告是履行法定职权，该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认定李友芬为工伤并无不当。
李友芬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诉讼。但由于其身体状况的原因，3月16日开庭时她委托其丈夫尹兰平出庭。尹兰平在辩论时称，原告在演习中将奋不顾身保护国家财产的好职工当作试验品，演习前不告知，使李友芬在演习中受到极度惊吓，以致在演习后出现诸多的精神障碍症状。作为原告，本应积极协助受害人的家人为病人治病，但其不仅不这样做，反而以扣发工资、拒绝报销部分医疗费用等做法延误治疗时机。
法庭经审理查明，在原告于1999年7月16日组织演习之后，李友芬出现了头晕等不良反应，断断续续上了3天班，后虽经一段时间治疗，却未能痊愈。市康复医院诊断为“急性心因性精神障碍，有完全劳动能力”，原告据此认为李友芬是假装的，拒绝发放工资。结合市精神病防治医院作出的鉴定结论，市劳动鉴定委员会对李友芬的鉴定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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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认为，工伤认定工作是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章赋予劳动部门的法定职责。根据劳动部1996年颁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八条第一项规定，李友芬在上班时间受到演习惊吓，经鉴定属延迟性心因性精神障碍，与演习有因果关系，应认定为工伤。连云港市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和连云港市精神病医院对李友芬的鉴定结论得到了相互印证，应予采信。而原告认为第三人李友芬的精神病障碍不一定存在，有假装的可能，以及李友芬的精神病与演习不一定有因果关系，不排除其他致病因素等诉称，因证据无法推翻被告所出示的证据，故不予支持。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新浦区法院当庭作出一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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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审判长宣布闭庭后，法庭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旁听的观众和李友芬的丈夫尹兰平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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