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价“瘦身”为啥这么难?
本报记者 高朵
最近，随着国家计委颁布新一轮药品降价公告，来自各地关于药价的消息大增，不少热心的读者也不时向本报记者反馈有关药价的新消息。但他们在对药价下调表示极大关注与欢迎的同时，也感到有几分“不爽”：既然药价虚高问题仍然严重，国家为何不能“快刀斩乱麻”地对所有药品进行一次性降价大调整？百姓何时才能真正享受到药价“减负”后的实惠？大家实在是搞不懂———
难点①：药价悬殊只怪GMP“搅乱”
记者的一个西安朋友王先生近日从医院拿药，竟被药价“蒙晕”了。6月底的一天，他到当地某医院看病拿药发现了一个“秘密”：同一厂家生产的同一种药品，其零售价竟相差几十元。他在那家医院提供的“国家物价部门的定价表”上发现，贵州生产的治疗糖尿病用药盐酸二甲双胍片药价高达46.8元，而他在另几家不同的药店看到，这种药竟然从最低6.9元到9元不等!
, http://www.100md.com 他震惊了，这不等于是蒙骗消费者么？他就跑到医院去“闹事”。结果，医院心平气和地告诉他，该院执行由国家计委制定的最高零售价格，自2002年6月15日起开始，盐酸二甲双胍片最高限价是：一般片剂(250mg，48片/瓶)..80元(GMP)—6.00元(非GMP)；而肠溶片(250mg，48片)46.80元(GMP)—36.00元(非GMP)。
“我哪里懂什么GMP啊？我就是觉得药价的猫腻多，同样的药，价格还有这么多讲究？这次我真是因为不懂行冒了傻气，下回我肯定多长了心眼。”王先生自嘲地在电话中告诉记者。
的确，对于药品生产企业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认证，一般百姓怎么会有更深的了解呢？又怎能知道这个GMP就是使得药价市场永远无法平静的“罪魁祸首”？人们所期待的“阳光药价”离我们真的很远吗？看来“货比三家”的经验也同样可以用在买药上，因为按照国家药品招标的规定，通过GMP认证和没通过GMP认证的厂家，原研发药物和仿制药物的价格具有明显的差别。这一规则的制定就是考虑到了生产成本的问题，以通过GMP认证的厂家为例，其对清洁程度的投资就是巨大的，需要达到洁净标准的厂房并非一般小厂家能够轻易达到的，所以成本自然上去了，反映在药价上也理所当然地“翻了几个跟头”。但即便如此，这样的药厂生产的药物真实成本到底是多少？除业内专业人士了解外，物价部门也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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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P成本上的“作怪”，已经让市场的药价变得模糊不清，但有些廉价药的消失更让人“晕菜”!采访时记者发现，人人皆知的阿斯匹林，不调价时每片仅为0.03元，对感冒头痛等疗效很好，但现在这种常用药在很多医院“神秘失踪”了，取而代之的是疗效相同的“巴米尔”，每10片6.3元，但其成分就是单一的阿斯匹林，而价格却一下子增长了20倍。尽管单看这6.3元的数字微不足道，降不降对百姓来说也没什么大碍，但从理性的角度分析，“失踪”药竟然“换汤不换药”，价格却狂涨数十倍，如此一来谁还会认为药品流通领域“干净”？也难怪像王先生这样的消费者因怀疑而产生了极大的愤怒。
难点②：最高限价“限”住了什么价
当你看到下面这份药价对比清单，会不会产生喜忧参半的心情？抗生素类药品头孢哌酮钠注射剂(1克)，1997年的最高零售价格为每支96元，现已降为38元，降幅60%；头孢曲松注射剂(1克)，1997年的最高零售价格为每支97元，现已降为40元，降幅59%；头孢唑啉钠注射剂(0.5克)，1997年的最高零售价格为每支6.8元，现已降为3.50元，降幅49%；头孢拉定注射剂(0.5克)，1997年的最高零售价格为每支8.35元，现已降为4.00元，降幅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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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在说明，最高零售价能使虚高的药价水分一点点被挤干，使得药价的“本色”有望早日浮出水面。但实际上这里的忧大于喜。国家实施的最高零售价政策(最高限价)本意就是为了让百姓感到实惠，降低周期历时5年有余，而且从今年6月15日开始，《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制定公布262种药品补充剂型规格价格的通知》开始实施，这意味着又有多达262种的各类药品将执行“最高零售价”。其中在《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中的甲类品种有101个，包括567个补充剂型规格；乙类品种有161个，包括734个补充剂型规格。这次下调的均是些常用药，比如一盒达克宁栓(400mg×3粒)的最高零售价是29.8元、一瓶120片装的复方降压片最高零售价4.8元、一瓶阿斯匹林肠溶片(300mg×100片)最高零售价13.8元，均比以前有了大幅度下调。
在此之前，国内各大媒体均已广泛报道了从1997年开始至今的5年里，国家计委已10次下调了各类药品的价格，百姓从中得到的实惠的确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记者采访中得到的上述药价清单是最有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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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是这样，人们还是在怀疑药价仍有下调空间。据透露，在传统的药品流通渠道中，药厂的实际生产成本一般只占最终药价的30%甚至更低，医院、零售商的利润占30%，其余40%都是流通成本。流通成本主要是回扣，其比例占药价的30%以上。一般来说，药品价格应由物价部门定价，但实际上大部分药品属于企业自己定价，然后再报物价部门备案。于是，有的药品生产厂家在每次降价后，便采取更换药品包装、名称、剂量等方式，重新申报生产许可证，再通过重新报价。其目的就是使这种本已降价的药品价格在经过改头换面后又回到原来的价位，甚至更高。
推行“最高零售价”即最高限价的初衷，就是在出厂、批发环节中适当引入了竞争机制。这种办法的优点是控制了零售价格，同时出厂、批发环节带有市场调节性，有利于企业根据市场供求调整价格水平，从而为国家降低零售限价提供基础依据。但不足之处是，国家规定的零售价格相对于市场供求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往往是市场发生变化之后不得不采取的补救举措，这是造成经营环节高折扣现象更为普遍、流通环节无序竞争依然严重的症结之一。如此说来，所谓“最高限价”并不能反映药品的真实利润，得利的往往是“钻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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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③：药品招标逼大众药“安乐死”
就像本文前面提到王先生感到的“迷惑”一样，当地医院在执行政策中盐酸二甲双胍片的最高限价46.8元以后，所有此价以下的价格就都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医院的高额利润也就有了保证。尽管市场上有低于这类药价数倍的同类药，但医院完全有信心以“质量”赢得患者。北京一位药店的经理不无担忧地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医疗机构一边搞药品招标以此降低药价，而另一方面又借助政策中的“最高限价”保证医院的高额利润，这种现象实在太“中国特色”了，常人难以理解。不少药企总会被药品招标“逼入”尴尬而又“愤慨”的境地，因为这些药企生产的廉价大众药常会被医院莫名其妙地挤出市场。
中国医药商业协会秘书长王锦霞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一语中的地指出，“中标药品，一中就死”的现象，并不是药品招标采购工作本身存在什么问题，而是现行体制直接阻碍了药品招标的良性发展，招标药的“安乐死”完全是人为造成的闹剧。医药不分开、以药养医、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是产生这种怪圈的根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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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药品是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总体上说，目前医院的药品收入占总收入的50%-60%，医院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卖药生存。招标后，药品进价虽然降低了，但一些医院为实现利润最大化，仍按原零售价销售；而已经公开中标的低价药因再无利可得，医生便失去了开处方的动力，医院遂向厂家退货。
其次，医院完全垄断药品品种的进货权。我国医院用药占药品零售市场85%左右的份额，对于医药工商企业来说，医院是最大的买方。由于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尚未到位，医院可以患者全权代表的身份，向药品供应厂商采购药品，形成了医院对药品销售市场的垄断。医院进什么药品品种，要哪个供应商的货，完全由自己决定，致使药品高额回扣由此而生。
第三，医院完全垄断患者用药的选择权。现在医疗保险改革正在深入进行，但到占绝大多数的非定点药店买药还不能报销，必须经过医院这一关。因此，只要医院想卖，高价药都可以通过医生开处方卖出去；只要医院认为不划算，再便宜的药医生也不开处方。而患者在用药选择上却处于被动地位，他们既看不懂处方，又不知道药品价格，医生开什么药，就得买什么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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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个深层次原因是，医院已成为事实上具有绝对垄断地位的药品零售商。由于医院享受着不向国家上缴税金的政策优惠，这导致零售药店不得不与医院药房进行不公平、不公正的价格竞争，从而使药价虚高的水分永远“挤不干”，百姓享受中招药的实惠更是难上加难。
难点④：平价药房能否引领降价潮
几乎与国家这次最新药价下调的时间同步，今年3月1日才在北京开业的第一家平价药品超市———德威治大药房，于6月22日在京城北三环路内又开设了一家分店，亮出的最吸引人的招牌依然是“几千种药品的平均价格比其他药店低25%”。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在成都、武汉、重庆、长沙和哈尔滨等大城市都出现过这类平价大药房，深受百姓的欢迎，但让人痛惜的是，这些平价药房现在大多都步履维艰，有的甚至无法继续经营。更为严重的是，近日在武汉平价药房还发生了被砸事件，起因无外乎是“犯了众怒”。众所周知，药品的价格由生产、流通两个环节决定，但这两个环节上存在诸多问题，使得药价虚高久不能下。而平价药店在进货渠道上简化了手续、缩减了成本，毛利只有8%-10%，一般药店的毛利达35%，从而最大限度地让百姓得到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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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首家在京城东四环打出“平均降价25%”的德威治平价大药房仅开张3个月，又开设了新店，这本身就值得探究。让同行感到惊异的是，德威治第一家平价药店不但不亏本，3个月来的销售总额竟达到了800万元。这无疑在表明，市场上的药品零售价格仍有相当大的降价空间，否则让利25%的平价药房“利从何来”？
记者在采访时看到了一份“德威治药品对照表”，像广为人们熟悉和使用的金施尔康，市场价为31.2元，这里仅25.8元；胃必治的市场价为12.9元，这里只售8元；糖适平的市场价为98元，这里才售81元；百消丹的市场价在80元以上，而这里仅为66元……该药房总经理张玉宽告诉记者，当初第一家药房开业时，很多业内专业人士曾为他担心，认为想让德威治在半年内实现盈利纯粹是“自欺欺人”。但事实上，开业半个月就开始了盈利，3个月后的营业额高达800万元。这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平价药房具有很大的经营空间，另一方面也验证了现在药价虚高不下的主要原因———经营者大多想“获得暴利”。
平价药房的出现能不能引起业内的“跟风”，从而使百姓受益更多呢？记者注意到，这家平价药房的经营初衷是服务近郊区收入偏低的居民，达到薄利多销的目标。现今，经营者看到市场的潜力巨大，计划未来一年内在市区再开3—5家分店，真正与一些大牌连锁药店比试比试。记者发现，在该店方圆500米的区域内，一些知名的连锁药店有四五家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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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搞不懂药价!”一个与记者共同在不久前北京举办的第48届药品交易会上采访的同行叹息地发出了感慨。因为我们同时发现，不少参会药厂的医药代表手里拿着的报价单上打出的每盒药供货价和零售价，两个数字之间最多的竟相差400余元，而为吸引零售药店这样的大客户，部分制药厂还可能给本已很低的供货价再打出折扣。
德威治负责人张玉宽对此意味深长地告诉记者：卖平价药“平”掉的就是“虚高的回扣”。“平价”在京城能否引领竞相降价的潮流，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从其经营的规模上看，的确有其受到周边百姓欢迎的理由。无论是药品质量、价格，还是经营规模和便民服务措施等都与众不同。看来，德威治看到的不仅仅是经营收入上的“小利”。
药价，这个让百姓太关心、让行业太关注的话题，何时才能看到“瘦身”的药价让人们露出满意的笑容？德威治平价药房真能给京城药市增添亮点吗？, 百拇医药
最近，随着国家计委颁布新一轮药品降价公告，来自各地关于药价的消息大增，不少热心的读者也不时向本报记者反馈有关药价的新消息。但他们在对药价下调表示极大关注与欢迎的同时，也感到有几分“不爽”：既然药价虚高问题仍然严重，国家为何不能“快刀斩乱麻”地对所有药品进行一次性降价大调整？百姓何时才能真正享受到药价“减负”后的实惠？大家实在是搞不懂———
难点①：药价悬殊只怪GMP“搅乱”
记者的一个西安朋友王先生近日从医院拿药，竟被药价“蒙晕”了。6月底的一天，他到当地某医院看病拿药发现了一个“秘密”：同一厂家生产的同一种药品，其零售价竟相差几十元。他在那家医院提供的“国家物价部门的定价表”上发现，贵州生产的治疗糖尿病用药盐酸二甲双胍片药价高达46.8元，而他在另几家不同的药店看到，这种药竟然从最低6.9元到9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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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哪里懂什么GMP啊？我就是觉得药价的猫腻多，同样的药，价格还有这么多讲究？这次我真是因为不懂行冒了傻气，下回我肯定多长了心眼。”王先生自嘲地在电话中告诉记者。
的确，对于药品生产企业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认证，一般百姓怎么会有更深的了解呢？又怎能知道这个GMP就是使得药价市场永远无法平静的“罪魁祸首”？人们所期待的“阳光药价”离我们真的很远吗？看来“货比三家”的经验也同样可以用在买药上，因为按照国家药品招标的规定，通过GMP认证和没通过GMP认证的厂家，原研发药物和仿制药物的价格具有明显的差别。这一规则的制定就是考虑到了生产成本的问题，以通过GMP认证的厂家为例，其对清洁程度的投资就是巨大的，需要达到洁净标准的厂房并非一般小厂家能够轻易达到的，所以成本自然上去了，反映在药价上也理所当然地“翻了几个跟头”。但即便如此，这样的药厂生产的药物真实成本到底是多少？除业内专业人士了解外，物价部门也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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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P成本上的“作怪”，已经让市场的药价变得模糊不清，但有些廉价药的消失更让人“晕菜”!采访时记者发现，人人皆知的阿斯匹林，不调价时每片仅为0.03元，对感冒头痛等疗效很好，但现在这种常用药在很多医院“神秘失踪”了，取而代之的是疗效相同的“巴米尔”，每10片6.3元，但其成分就是单一的阿斯匹林，而价格却一下子增长了20倍。尽管单看这6.3元的数字微不足道，降不降对百姓来说也没什么大碍，但从理性的角度分析，“失踪”药竟然“换汤不换药”，价格却狂涨数十倍，如此一来谁还会认为药品流通领域“干净”？也难怪像王先生这样的消费者因怀疑而产生了极大的愤怒。
难点②：最高限价“限”住了什么价
当你看到下面这份药价对比清单，会不会产生喜忧参半的心情？抗生素类药品头孢哌酮钠注射剂(1克)，1997年的最高零售价格为每支96元，现已降为38元，降幅60%；头孢曲松注射剂(1克)，1997年的最高零售价格为每支97元，现已降为40元，降幅59%；头孢唑啉钠注射剂(0.5克)，1997年的最高零售价格为每支6.8元，现已降为3.50元，降幅49%；头孢拉定注射剂(0.5克)，1997年的最高零售价格为每支8.35元，现已降为4.00元，降幅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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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在说明，最高零售价能使虚高的药价水分一点点被挤干，使得药价的“本色”有望早日浮出水面。但实际上这里的忧大于喜。国家实施的最高零售价政策(最高限价)本意就是为了让百姓感到实惠，降低周期历时5年有余，而且从今年6月15日开始，《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制定公布262种药品补充剂型规格价格的通知》开始实施，这意味着又有多达262种的各类药品将执行“最高零售价”。其中在《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中的甲类品种有101个，包括567个补充剂型规格；乙类品种有161个，包括734个补充剂型规格。这次下调的均是些常用药，比如一盒达克宁栓(400mg×3粒)的最高零售价是29.8元、一瓶120片装的复方降压片最高零售价4.8元、一瓶阿斯匹林肠溶片(300mg×100片)最高零售价13.8元，均比以前有了大幅度下调。
在此之前，国内各大媒体均已广泛报道了从1997年开始至今的5年里，国家计委已10次下调了各类药品的价格，百姓从中得到的实惠的确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记者采访中得到的上述药价清单是最有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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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最高零售价”即最高限价的初衷，就是在出厂、批发环节中适当引入了竞争机制。这种办法的优点是控制了零售价格，同时出厂、批发环节带有市场调节性，有利于企业根据市场供求调整价格水平，从而为国家降低零售限价提供基础依据。但不足之处是，国家规定的零售价格相对于市场供求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往往是市场发生变化之后不得不采取的补救举措，这是造成经营环节高折扣现象更为普遍、流通环节无序竞争依然严重的症结之一。如此说来，所谓“最高限价”并不能反映药品的真实利润，得利的往往是“钻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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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本文前面提到王先生感到的“迷惑”一样，当地医院在执行政策中盐酸二甲双胍片的最高限价46.8元以后，所有此价以下的价格就都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医院的高额利润也就有了保证。尽管市场上有低于这类药价数倍的同类药，但医院完全有信心以“质量”赢得患者。北京一位药店的经理不无担忧地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医疗机构一边搞药品招标以此降低药价，而另一方面又借助政策中的“最高限价”保证医院的高额利润，这种现象实在太“中国特色”了，常人难以理解。不少药企总会被药品招标“逼入”尴尬而又“愤慨”的境地，因为这些药企生产的廉价大众药常会被医院莫名其妙地挤出市场。
中国医药商业协会秘书长王锦霞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一语中的地指出，“中标药品，一中就死”的现象，并不是药品招标采购工作本身存在什么问题，而是现行体制直接阻碍了药品招标的良性发展，招标药的“安乐死”完全是人为造成的闹剧。医药不分开、以药养医、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是产生这种怪圈的根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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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药品是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总体上说，目前医院的药品收入占总收入的50%-60%，医院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卖药生存。招标后，药品进价虽然降低了，但一些医院为实现利润最大化，仍按原零售价销售；而已经公开中标的低价药因再无利可得，医生便失去了开处方的动力，医院遂向厂家退货。
其次，医院完全垄断药品品种的进货权。我国医院用药占药品零售市场85%左右的份额，对于医药工商企业来说，医院是最大的买方。由于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尚未到位，医院可以患者全权代表的身份，向药品供应厂商采购药品，形成了医院对药品销售市场的垄断。医院进什么药品品种，要哪个供应商的货，完全由自己决定，致使药品高额回扣由此而生。
第三，医院完全垄断患者用药的选择权。现在医疗保险改革正在深入进行，但到占绝大多数的非定点药店买药还不能报销，必须经过医院这一关。因此，只要医院想卖，高价药都可以通过医生开处方卖出去；只要医院认为不划算，再便宜的药医生也不开处方。而患者在用药选择上却处于被动地位，他们既看不懂处方，又不知道药品价格，医生开什么药，就得买什么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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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④：平价药房能否引领降价潮
几乎与国家这次最新药价下调的时间同步，今年3月1日才在北京开业的第一家平价药品超市———德威治大药房，于6月22日在京城北三环路内又开设了一家分店，亮出的最吸引人的招牌依然是“几千种药品的平均价格比其他药店低25%”。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在成都、武汉、重庆、长沙和哈尔滨等大城市都出现过这类平价大药房，深受百姓的欢迎，但让人痛惜的是，这些平价药房现在大多都步履维艰，有的甚至无法继续经营。更为严重的是，近日在武汉平价药房还发生了被砸事件，起因无外乎是“犯了众怒”。众所周知，药品的价格由生产、流通两个环节决定，但这两个环节上存在诸多问题，使得药价虚高久不能下。而平价药店在进货渠道上简化了手续、缩减了成本，毛利只有8%-10%，一般药店的毛利达35%，从而最大限度地让百姓得到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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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采访时看到了一份“德威治药品对照表”，像广为人们熟悉和使用的金施尔康，市场价为31.2元，这里仅25.8元；胃必治的市场价为12.9元，这里只售8元；糖适平的市场价为98元，这里才售81元；百消丹的市场价在80元以上，而这里仅为66元……该药房总经理张玉宽告诉记者，当初第一家药房开业时，很多业内专业人士曾为他担心，认为想让德威治在半年内实现盈利纯粹是“自欺欺人”。但事实上，开业半个月就开始了盈利，3个月后的营业额高达800万元。这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平价药房具有很大的经营空间，另一方面也验证了现在药价虚高不下的主要原因———经营者大多想“获得暴利”。
平价药房的出现能不能引起业内的“跟风”，从而使百姓受益更多呢？记者注意到，这家平价药房的经营初衷是服务近郊区收入偏低的居民，达到薄利多销的目标。现今，经营者看到市场的潜力巨大，计划未来一年内在市区再开3—5家分店，真正与一些大牌连锁药店比试比试。记者发现，在该店方圆500米的区域内，一些知名的连锁药店有四五家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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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搞不懂药价!”一个与记者共同在不久前北京举办的第48届药品交易会上采访的同行叹息地发出了感慨。因为我们同时发现，不少参会药厂的医药代表手里拿着的报价单上打出的每盒药供货价和零售价，两个数字之间最多的竟相差400余元，而为吸引零售药店这样的大客户，部分制药厂还可能给本已很低的供货价再打出折扣。
德威治负责人张玉宽对此意味深长地告诉记者：卖平价药“平”掉的就是“虚高的回扣”。“平价”在京城能否引领竞相降价的潮流，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从其经营的规模上看，的确有其受到周边百姓欢迎的理由。无论是药品质量、价格，还是经营规模和便民服务措施等都与众不同。看来，德威治看到的不仅仅是经营收入上的“小利”。
药价，这个让百姓太关心、让行业太关注的话题，何时才能看到“瘦身”的药价让人们露出满意的笑容？德威治平价药房真能给京城药市增添亮点吗？,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