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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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子礼，是一位求是务实的医学家，约生于1200年，卒于1268年，12岁时就拜师学医于刘开门下，17岁时就开始行医。一生中行医50多年，认为世变有古今的不同，风土也有燥湿的差异，人的体质也有强弱之分，若一概用古方来治疗今病，疗效不理想，不可取。所以，他本着“师传济生之实意”、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将前人的理论经验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经过30多年的观察体验，著成《济生方》一书，共10卷，内容丰富，不愧为一部佳作。后又经过15年的再实践，更加完备，于是复著《济生续方》。总之，他一生非常注重实践，讲求实效，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实为可佳。
另外，他的学术思想主要反映在其所著的《济生方》一书中，此书论方结合，分列外感和内伤，旁及外、妇、五官等许多疾病,但尤以杂病为侧重点,下面具体说说其学术思想。
1、重视脏腑辨证，详究脉因证治。他以脏腑学说为基础，从人体生理、病理特性来分析病因病机，按照虚实寒热各型证候，作为立法疏方的依据。特别是“脏腑虚实论治”各篇，对辨证及治法阐发最多，如“肝胆虚实论治”篇，先论肝胆的生理特点以及病因，然后论述肝胆寒热虚实的病证表现及治法，他从脏腑功能出发，阐其常的同时识其变，对脏腑病变的发生、发展、转归及治法等，论述得非常精辟扼要，提纲挈领，使人一目了然，所以后人评价他的方论“微言精要，信为司命绳墨”，比较切当。另外，他在辨证施治过程中，还强调脉因证治的完整性，如“便血评治”篇指出，“脉来浮弱，按之带芤者是下血也。”其病因“多因过饱，饮酒无度，房室劳损，荣气卫虚，风冷易入，邪热易蕴，留注大肠，则为下血”，其证“血色鲜者风也；色如小豆汗者寒也；浊而色黯者热也”，其治疗多沿用“风则散之，热则清之，寒则温之，虚则补之”的原则。这种脉因证治“四者不失”的观点，体现了中医“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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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视生化之源，补脾兼主补肾。他强调顾护脾胃正气。他说，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以胃为主。盖胃受水谷，脾主运化，以血生气，来充四体。认为脾胃“冲和”不可伤，伤则病，谆谆告诫用药注意“不坏脾胃”。在强调脾胃的同时，他更重视肾的作用，如他论“补真丸”时说，“房劳过度，真阳衰虚，坎火不温，不能上蒸脾土，冲和失布，中州不运，……古人云补肾不如补脾，余谓补脾不若补肾，肾气若壮，丹田火经上蒸脾土，脾土温和，中焦自治，膈开能食矣。”这是对命门肾中真火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对明代命门学说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又如论“遗浊”时说，“心受病者令人遗精白浊，肾受病者也令人遗精白浊。此皆心肾不交，关键不牢之故也。”这是“心肾不交”说的始见，也体现了他重视先天之本的观点。
3、气道贵在通顺，治病要善于调气。他认为“人的气道贵在顺，顺则津液流通”，所以治杂病应把调气放在重要地位。如治疗中风，指出“若为内因七情而得之，治法应当调气，不应当治风，外因六淫而得之，也应当先调气，然后依据所感之气随证治之，这是一种较好的办法”。对于痰饮，也主张“顺气为先，分导次之”。又如治疗泄泻，提出“七情伤感所致，兼用调气药，随证主治，则不失其机要矣”。同时，他还善于选用芳香理气药，如丁香、木香、沉香、檀香、砂仁等，既能通达气机，又能醒脾悦胃，是其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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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辨证、制方、用药方面的贡献。他在辨证论治方面，也有不少创见，如指出水肿须与蛊胀鉴别，“蛊胀腹满而不肿，水肿面目四肢俱肿。治蛊用水药，治水宜用蛊药，非其治也”，治水肿主张以实脾温肾为主，纵阳水实证，也宜用清平之药，反对峻剂攻逐，如鸭头丸治阳水，仅取葶苈不缓下，配猪苓、防己之淡惨。葶苈丸中用牵牛也是半生半炒，以缓其性，可见他用药一丝不苟。又如治疗痢疾，他反对早用固涩断下药，指出，“叹世之人初感此病，往往便用罂粟壳、石榴皮、诃子肉辈以止涩之，殊不知痢疾多因饮食停滞于肠胃所由致，……必以导涤肠胃，次正根本，然后辨其风冷暑湿而为之。”同样，对于咳嗽的治疗，也力戒早投乌梅、罂粟壳之类收敛止咳药，以免闭门留寇。另外，他还十分讲究药物炮制如巴豆除用巴豆霜入药外，常用其他药伴炒取其性，如治疝的金铃子散，巴豆与川楝子同炒去巴豆用柬子；治积聚的香棱丸，与莪术同炒用莪术；却痛散巴豆与良姜同炒用良姜，足见他用药是很精细的，甚得制方之妙。
与此同时，他还注重制方之法度，指出，“间有药用群队，必使刚柔相济，佐使合宜，”“用一刚剂，专而易效，须当用一柔剂，以制其刚，庶几刚柔相济，即使不能有立竿见影之速，也可使其无后患。”所以他制方往往刚柔相济，动静结合，阴阳相须，如归脾汤中用木香，补而不滞，鳖甲地黄汤中用肉桂，滋而不腻。又如治疗血证，不专事止血，多参以温化祛瘀之品，或加入姜汁，或加入锦纹，或加入葱汁，或加入乳香，使止血而无留瘀之不是，可见其制方的严谨性。
综上所述，严用和不愧为一代学术精湛、求是务实的医学家，所撰《济生方》立论精当，辨证简明，用药善守法度，制方不泛不繁，既有继承性，又有创造性，是一部实用价值较高的方书。, http://www.100md.com
另外，他的学术思想主要反映在其所著的《济生方》一书中，此书论方结合，分列外感和内伤，旁及外、妇、五官等许多疾病,但尤以杂病为侧重点,下面具体说说其学术思想。
1、重视脏腑辨证，详究脉因证治。他以脏腑学说为基础，从人体生理、病理特性来分析病因病机，按照虚实寒热各型证候，作为立法疏方的依据。特别是“脏腑虚实论治”各篇，对辨证及治法阐发最多，如“肝胆虚实论治”篇，先论肝胆的生理特点以及病因，然后论述肝胆寒热虚实的病证表现及治法，他从脏腑功能出发，阐其常的同时识其变，对脏腑病变的发生、发展、转归及治法等，论述得非常精辟扼要，提纲挈领，使人一目了然，所以后人评价他的方论“微言精要，信为司命绳墨”，比较切当。另外，他在辨证施治过程中，还强调脉因证治的完整性，如“便血评治”篇指出，“脉来浮弱，按之带芤者是下血也。”其病因“多因过饱，饮酒无度，房室劳损，荣气卫虚，风冷易入，邪热易蕴，留注大肠，则为下血”，其证“血色鲜者风也；色如小豆汗者寒也；浊而色黯者热也”，其治疗多沿用“风则散之，热则清之，寒则温之，虚则补之”的原则。这种脉因证治“四者不失”的观点，体现了中医“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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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视生化之源，补脾兼主补肾。他强调顾护脾胃正气。他说，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以胃为主。盖胃受水谷，脾主运化，以血生气，来充四体。认为脾胃“冲和”不可伤，伤则病，谆谆告诫用药注意“不坏脾胃”。在强调脾胃的同时，他更重视肾的作用，如他论“补真丸”时说，“房劳过度，真阳衰虚，坎火不温，不能上蒸脾土，冲和失布，中州不运，……古人云补肾不如补脾，余谓补脾不若补肾，肾气若壮，丹田火经上蒸脾土，脾土温和，中焦自治，膈开能食矣。”这是对命门肾中真火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对明代命门学说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又如论“遗浊”时说，“心受病者令人遗精白浊，肾受病者也令人遗精白浊。此皆心肾不交，关键不牢之故也。”这是“心肾不交”说的始见，也体现了他重视先天之本的观点。
3、气道贵在通顺，治病要善于调气。他认为“人的气道贵在顺，顺则津液流通”，所以治杂病应把调气放在重要地位。如治疗中风，指出“若为内因七情而得之，治法应当调气，不应当治风，外因六淫而得之，也应当先调气，然后依据所感之气随证治之，这是一种较好的办法”。对于痰饮，也主张“顺气为先，分导次之”。又如治疗泄泻，提出“七情伤感所致，兼用调气药，随证主治，则不失其机要矣”。同时，他还善于选用芳香理气药，如丁香、木香、沉香、檀香、砂仁等，既能通达气机，又能醒脾悦胃，是其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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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辨证、制方、用药方面的贡献。他在辨证论治方面，也有不少创见，如指出水肿须与蛊胀鉴别，“蛊胀腹满而不肿，水肿面目四肢俱肿。治蛊用水药，治水宜用蛊药，非其治也”，治水肿主张以实脾温肾为主，纵阳水实证，也宜用清平之药，反对峻剂攻逐，如鸭头丸治阳水，仅取葶苈不缓下，配猪苓、防己之淡惨。葶苈丸中用牵牛也是半生半炒，以缓其性，可见他用药一丝不苟。又如治疗痢疾，他反对早用固涩断下药，指出，“叹世之人初感此病，往往便用罂粟壳、石榴皮、诃子肉辈以止涩之，殊不知痢疾多因饮食停滞于肠胃所由致，……必以导涤肠胃，次正根本，然后辨其风冷暑湿而为之。”同样，对于咳嗽的治疗，也力戒早投乌梅、罂粟壳之类收敛止咳药，以免闭门留寇。另外，他还十分讲究药物炮制如巴豆除用巴豆霜入药外，常用其他药伴炒取其性，如治疝的金铃子散，巴豆与川楝子同炒去巴豆用柬子；治积聚的香棱丸，与莪术同炒用莪术；却痛散巴豆与良姜同炒用良姜，足见他用药是很精细的，甚得制方之妙。
与此同时，他还注重制方之法度，指出，“间有药用群队，必使刚柔相济，佐使合宜，”“用一刚剂，专而易效，须当用一柔剂，以制其刚，庶几刚柔相济，即使不能有立竿见影之速，也可使其无后患。”所以他制方往往刚柔相济，动静结合，阴阳相须，如归脾汤中用木香，补而不滞，鳖甲地黄汤中用肉桂，滋而不腻。又如治疗血证，不专事止血，多参以温化祛瘀之品，或加入姜汁，或加入锦纹，或加入葱汁，或加入乳香，使止血而无留瘀之不是，可见其制方的严谨性。
综上所述，严用和不愧为一代学术精湛、求是务实的医学家，所撰《济生方》立论精当，辨证简明，用药善守法度，制方不泛不繁，既有继承性，又有创造性，是一部实用价值较高的方书。,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