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廉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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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廉臣，名炳元，号印岩，约和生于1861年，卒于1929年，浙江绍兴人，出身世医家庭，生性敏慧。早岁成诸生，但乡试两荐未售。其祖秀山精医，遂从之学。并随严继春、沈云臣等诸前辈深造，渐通歧黄奥旨及仲
景方义，更旁及刘、李四家，于丹溪之学，有所心得。继从名医樊开周临证实习3年，初尤笃守古方，意在尊经，樊则谓传世与行世迥异，江浙滨海停江，地土原湿，先贤发明疗治湿燥温暑诸法，不可偏废。于是他复考明清各家学说，于叶天士、王孟英诸家专集，致力颇深。嗣后尝出外访师问友，居苏州1年，留上海3年，每遇名医，辄相讨论，获益良多，后回绍兴行医50年。
他一生诊务繁忙，医名卓著，且勤于著述，著作颇多。著有《全国名医验案类编》、《湿温时疫治疗法》、《内经存真》、《全体总论》、《内科通论》、《何氏医论》、《实验药物学》、《药学粹言》、《药学汇讲》、《肺痨汇辨》、《新医宗必读》、《中风新诠》、《痛风新诠》、《内科证冶全书》、《妇科学粹》、《勘病要诀》、《新方歌诀》、《续古今医案按》、《叶天士医案按》、《吴鞠通医案按》、《儿科诊断学》、《廉臣医案》、《印岩医话》、《伤寒论识》、《伤寒百证歌注》、《新增伤寒广要》、《伤寒论述文》等。将先贤遗著，参订行世的主要有《重订感症宝筏》、《重订广温热论》，校勘俞根初《通俗伤寒论》、吴鞠通《医医病书》、何书田《医学妙谛》等书。
, 百拇医药
他曾参与了近代全国较早的中医团体的组织工作，历任绍兴医学会会长、神州医药总会绍兴分会评议长、《绍兴医药学报》副总编辑等职。1921年主持绍兴中医考试，并曾致力于中医教材编写7年。当时许多人都出生其门下，其子幼廉“笃学精诣，能传其业”，并有著作传世。
在学术思想方面，他学宗《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主张衷中参西；精通内、儿、妇科，而尤以善治时病著称。
1、六经辨热病，绍派之中坚。他主张以六经辨热病，商榷叶天士的卫气营血学说，并整理俞根初的《通俗伤寒论》，为继承和发展绍兴伤寒学派作出了贡献，被称为绍派伤寒之中坚。他认为叶天士所论的温热病属于新感，但感证中新感少，易治，伏气多，难疗。伏气温病不能与新感温病同法，故主张宜用六经之法辨证，而不宜用卫气管血之法辨证，他认为卫气管血之法就温热病论，只对新感温病才具一定指导意义，对伏气温病，则已不切实用，更何从辨一切感证。他对时医“于古书全不讲求，专奉叶天士《临证指南》为金科玉律，依样葫芦”之风不赞同，对温热学派的某些错误观点，更是一一加以评论。他说:“温热病只究三焦，不讲六经，此属妄言，仲景之六经，百病不出其范围，岂以伤寒之类，反与伤寒截然二途乎?”他反对寒温分论，主张寒温一统，以六经辨时病，这都与叶派不同，反映出绍派学术理论的特色，至其伏气学说之论述，如伏气即伏火等，均较前人有所创新。根据“吾绍地居卑湿，天时温暖，人多喜饮茶酒，恣食瓜果”等风土人情，认为以疾病论，时病多于杂病，以时病论，伏气多于新感，并认为江浙感证尚有二多，一是夹湿者多，二是寒包火多，故其辨证重湿邪与伏气，施治主芳淡与清透。在学术思想与用药特色等方面，均有所创新，而能自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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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师古不泥，博采众长。他治学师古不泥，以崇实默华为原则，真正作到了“师事无隐无讳”。如他虽崇尚仲景之学，但认为“古方不能尽中今人之病，后人不得尽泥古人之法，全在一片灵机，对证发药，……。”他厚古而不薄今，又认真研究叶天士、王孟英等后贤学说。所以，他治伤寒虽均以六经成法为宗，但于伤寒一证，轻则用葱白香豉汤加味，重则用羌苏达表汤加减，或用麻黄汤减其用量，往往一汗即解，既不为经方所限，也不轻易抛弃古人已效之方。另外，他还善于濒采众长，如《通俗伤寒论》之夹痛伤寒节，俞嘉言之说甚简，乃广收众方，分列10法，使成洋洋大篇。在夹胀伤寒节，他参证学说16家，引用方剂83个，以近百位历代医学经验，加以分析、综合，灵活运用，引证广博，很是罕见。
3、中西汇通，各取所长。对于西洋医学，他研读亦颇有心得，在进行了中西医对照之后，认为西洋医学未必都可取，中国医学未必尽可弃，并令其子幼廉从东西医游，饱饫新知，衷中参西，主张以崇实黜华为原则，通过沟通新旧，来改良医学。所以在受到汇通派主张的影响，治医偏于衷中参西，其主张与傅嫩园等人不谋而合，汇聚成为浙江的中西汇通派。在他晚年面对反动当局强行取谛中医，以西代中医的政策，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又鉴于泄而不通，牵强附会，反多流弊之教训，转而悉心于继承发扬岐黄之道，而很少再发牵强附会的参西说中之论。
总之，何廉臣生平以擅长内、妇、儿科著称，但由于江南感证，尤多心得，是一位能使伤寒学派、温热学派之经验冶于一炉的伤寒学大家，其学术成就主要在外感方面，故杜同甲说他“究心岐黄四十余载，其治伤寒，尤为专门名家”，此论可谓公允中肯。, 百拇医药
景方义，更旁及刘、李四家，于丹溪之学，有所心得。继从名医樊开周临证实习3年，初尤笃守古方，意在尊经，樊则谓传世与行世迥异，江浙滨海停江，地土原湿，先贤发明疗治湿燥温暑诸法，不可偏废。于是他复考明清各家学说，于叶天士、王孟英诸家专集，致力颇深。嗣后尝出外访师问友，居苏州1年，留上海3年，每遇名医，辄相讨论，获益良多，后回绍兴行医50年。
他一生诊务繁忙，医名卓著，且勤于著述，著作颇多。著有《全国名医验案类编》、《湿温时疫治疗法》、《内经存真》、《全体总论》、《内科通论》、《何氏医论》、《实验药物学》、《药学粹言》、《药学汇讲》、《肺痨汇辨》、《新医宗必读》、《中风新诠》、《痛风新诠》、《内科证冶全书》、《妇科学粹》、《勘病要诀》、《新方歌诀》、《续古今医案按》、《叶天士医案按》、《吴鞠通医案按》、《儿科诊断学》、《廉臣医案》、《印岩医话》、《伤寒论识》、《伤寒百证歌注》、《新增伤寒广要》、《伤寒论述文》等。将先贤遗著，参订行世的主要有《重订感症宝筏》、《重订广温热论》，校勘俞根初《通俗伤寒论》、吴鞠通《医医病书》、何书田《医学妙谛》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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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参与了近代全国较早的中医团体的组织工作，历任绍兴医学会会长、神州医药总会绍兴分会评议长、《绍兴医药学报》副总编辑等职。1921年主持绍兴中医考试，并曾致力于中医教材编写7年。当时许多人都出生其门下，其子幼廉“笃学精诣，能传其业”，并有著作传世。
在学术思想方面，他学宗《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主张衷中参西；精通内、儿、妇科，而尤以善治时病著称。
1、六经辨热病，绍派之中坚。他主张以六经辨热病，商榷叶天士的卫气营血学说，并整理俞根初的《通俗伤寒论》，为继承和发展绍兴伤寒学派作出了贡献，被称为绍派伤寒之中坚。他认为叶天士所论的温热病属于新感，但感证中新感少，易治，伏气多，难疗。伏气温病不能与新感温病同法，故主张宜用六经之法辨证，而不宜用卫气管血之法辨证，他认为卫气管血之法就温热病论，只对新感温病才具一定指导意义，对伏气温病，则已不切实用，更何从辨一切感证。他对时医“于古书全不讲求，专奉叶天士《临证指南》为金科玉律，依样葫芦”之风不赞同，对温热学派的某些错误观点，更是一一加以评论。他说:“温热病只究三焦，不讲六经，此属妄言，仲景之六经，百病不出其范围，岂以伤寒之类，反与伤寒截然二途乎?”他反对寒温分论，主张寒温一统，以六经辨时病，这都与叶派不同，反映出绍派学术理论的特色，至其伏气学说之论述，如伏气即伏火等，均较前人有所创新。根据“吾绍地居卑湿，天时温暖，人多喜饮茶酒，恣食瓜果”等风土人情，认为以疾病论，时病多于杂病，以时病论，伏气多于新感，并认为江浙感证尚有二多，一是夹湿者多，二是寒包火多，故其辨证重湿邪与伏气，施治主芳淡与清透。在学术思想与用药特色等方面，均有所创新，而能自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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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师古不泥，博采众长。他治学师古不泥，以崇实默华为原则，真正作到了“师事无隐无讳”。如他虽崇尚仲景之学，但认为“古方不能尽中今人之病，后人不得尽泥古人之法，全在一片灵机，对证发药，……。”他厚古而不薄今，又认真研究叶天士、王孟英等后贤学说。所以，他治伤寒虽均以六经成法为宗，但于伤寒一证，轻则用葱白香豉汤加味，重则用羌苏达表汤加减，或用麻黄汤减其用量，往往一汗即解，既不为经方所限，也不轻易抛弃古人已效之方。另外，他还善于濒采众长，如《通俗伤寒论》之夹痛伤寒节，俞嘉言之说甚简，乃广收众方，分列10法，使成洋洋大篇。在夹胀伤寒节，他参证学说16家，引用方剂83个，以近百位历代医学经验，加以分析、综合，灵活运用，引证广博，很是罕见。
3、中西汇通，各取所长。对于西洋医学，他研读亦颇有心得，在进行了中西医对照之后，认为西洋医学未必都可取，中国医学未必尽可弃，并令其子幼廉从东西医游，饱饫新知，衷中参西，主张以崇实黜华为原则，通过沟通新旧，来改良医学。所以在受到汇通派主张的影响，治医偏于衷中参西，其主张与傅嫩园等人不谋而合，汇聚成为浙江的中西汇通派。在他晚年面对反动当局强行取谛中医，以西代中医的政策，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又鉴于泄而不通，牵强附会，反多流弊之教训，转而悉心于继承发扬岐黄之道，而很少再发牵强附会的参西说中之论。
总之，何廉臣生平以擅长内、妇、儿科著称，但由于江南感证，尤多心得，是一位能使伤寒学派、温热学派之经验冶于一炉的伤寒学大家，其学术成就主要在外感方面，故杜同甲说他“究心岐黄四十余载，其治伤寒，尤为专门名家”，此论可谓公允中肯。,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