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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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寿山，生于1912年，浙江绍兴人，是自学成医。多年来从事医疗、教学和文献研究工作，均有突出成就；对《伤寒论》、《金匮要略》及温病学说有较深的研究。除主编和编写上海中医学院《温病学讲义》、《中医学基础》等教材外，个人著作有《温热论新编》，并在各地医刊上发表论文及《金匮》讲稿多篇。现任上海中医学院副院长、上海中医学会内科学会主任委员等职。
在创业路上，他深深体会到：路，是人走出来的。中医是可以自学成功的，他自己走的就是自学之路。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焚膏同以继晷 恒兀兀以穷年
他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镇上，其父是一个颇有些学问的医生。鲁迅先生在《朝华夕拾》中提到一位陈莲河医生，处方时用蟋蟀一对要原配的。陈莲河，当然是一个假名，但绍兴人都知道指的是谁。他父亲就是那位陈莲河医生的朋友，其封建思想不下于陈莲河。其时虽是民国，但却不许他进洋学堂，只让在家读书，从“人之初”开始一直到四书五经，还有《古文观止》、《读史论略》。教他的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老师，讲解得很好。对这些古书，他当时就能懂得或基本懂得。当然，还要背出来。十多岁的时候，这些书读完了。就读《黄帝内经》，这却只读而不教，对其文理，似懂非懂；对于医理，知识未开，根本不能理解。还记得当时在医书上看到“白带”两字，去问父亲什么叫做“白带”，父亲支吾其词。教虽然没有教，考却要考。他最怕的是考十二经脉循行路线，为了答不出这个，不知受了多少次责难。于是，不管懂与不懂，只得研破头皮，把全部《内经》，读熟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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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原意，可能因为他年龄还小，有些医理教也不懂，到一定年龄再教不迟。不料，在他十七岁的时候，其父就死了。留给他的，既没有财产，也没有学问，只有一些医忆，也寥寥可数。不妨开一个书目：《黄帝内经》、《原病式》、《医宗金鉴》、《张氏医通》、《济阴纲目》、《温疫论》、《温热经纬》、《温病条辨》、《临证指南》、《本草备要》、《汤头歌诀》。
丧父之后，家道贫寒，为了养家活口，不得不谋职业，就在镇上开私塾，当私塾先生，真正是一个“小先生”。随着年龄的增长，什么“白带”等名医词也懂得了。就自学医书。读的是《本草备要》、《汤头歌诀》以及《医宗金鉴》中各种歌诀，好在背功好，都能把它背出。学生读学生的书，他读他的“四君子汤中和义，参术茯苓甘草比”。白天时间不够用，就在晚上读到深更半夜。读这些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开得出方子，继承父业。在这个时期，也有亲友以及父亲的老主顾请他看病，有时也很“灵”，“灵”也不知其所以然，但增强了他学医的信心。至于《黄帝内经》，早已丢之脑后，因为实在太深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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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在学医上给他开了窍的，是当时有人借给他全部《铁樵医学函授学校讲义》。讲义上讲的，他当时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爱不忍释，就把它全部抄下来。就是这部讲义，引导着他踏进医学之门。
至今，他总结这个时期走的路是苦学。真可谓“焚膏油以继晷(确是在煤油灯下读书的)，恒兀兀以穷年”。他不希望有志于学习中医的同志同样走他这样的路，事实上也不会有人再这样走。但苦学这一点，可能仍有一些借鉴意义。
鸳鸯绣出从君看 不怕金针不度人
一九三六年，他从故乡到上海××善堂做医生。所谓“善堂”，即善机关也。对病人是诊施给药的，医生照常拿工资。这是他正式做医生的开始。不久，抗日战争发生，上海沦为孤岛。遂于一九四一年去西南，先在桂林，后到贵阳，私人开业。一九四六年又回上海行医兼教学，一直到一九五六年进上海中医学院，从事教学工作，这可算是他青壮年时期的简要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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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走的路仍然是苦学，举三件事就可以说明：
(一)书是只借不买的 为什么不买书？因为买不起。说来不敢相信，那时期他买的书只有三部：《伤寒论今释》、《伤寒贯珠集》、《金匮要略心典》。前一部是因为深慕作者的名声，忍痛去买的；后面两部是因为一九四六年在上海中国医学院教书，为了教学上的需要而买的。至于借书，凡是好书(不仅是医书)，只要有书的人肯借，他就要借。借书而不买书，对于他实在大有好处。因为他认为借的书，要还，逼着你非及时看不可；好的段落章节，还要把它抄下来。读书百遍，不如抄书一遍。边抄边咀嚼其精华，又练习了一小楷，可谓一举两得。
如果自己的书有限，看来看去只有这几本，缺点是有很大的局限性，好处是能够精读，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那三部买的书，《伤寒论今释》早已丢失了；《伤寒贯珠集》和《金匮要略心典》还在，却把它读得破破烂烂了。
这个借书而不买书，后来养成了习惯，现在买得起书了，也绝少买书。这里当然没有提倡不买书的意思。书，还是要买的，买别的东西不如买书。书买了还要爱护，藏在书柜里或别的什么地方，但更主要的是藏在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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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看病的本领是偷学来的。 开始做医生，给人治病，由于没有老师传授，又缺少经验，所以治不好的更多(特别在大病、重病)。有一次给一个亲友治热病，详细病情已记不清，只记得有身热多日不退，大便自利，他用《伤寒论》方法治之，药似对症，但越治越重，以至神昏出疹。后来，病家请上海名医丁××诊治，一剂即有转机。所处的方完全不是他的路子，其中有川连炭(用量也极少)、神犀丹二味药。这件事对他教育很大，使他懂得了“读书与治病，时合时离；古法与今方，有因有革”的道理。跟师学习的一课，非补一补不可。但是没有条件跟，怎么办？只好去偷学。他是一个坐堂医生，在药店柜台上很容易看到别人的方子。于是，几乎每张他都看，认真揣摩，真的偷学到了不少本领。例如上海有一位妇科名家，开的方子其药味多至二十几味，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但他看后，就可悟出其中的道理，二十几味药中有一个规律，对某一种病症，某几味药一定用；对另一种病症，某几味药又一定用。原来那位名家，也怕人家把他的看家药偷去，故意摆下一个迷魂阵，药开得很多，实际上主要药物，不过几味。万万想不到有他这个同行，竟有办法把它偷学去了。看方子偷本领，也有偷不到的时候。当时上海有位治“伤寒”的名家，从方子中看来，不过豆豉、豆卷、前胡、苏梗之类，平淡无奇，而且几乎千篇一律，治疗效果却很好。这是什么道理？从方子中看不出，只好上门去偷学。好在这位医家门庭若市，他就每天花几个钟头混在病人陪客中去偷，果然大有所获。原来这侠医家处方，看似千篇一律，实非千篇一律，同中有异。异处正是其秘处。随举一例，如对热病大汗出而致神疲者，往往用一味益元散，但其用意是在导热下行，收汗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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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点点滴滴，他就偷学到了不少治病的本领。当然，偷学来的本领，不一定全部用得上，还得要他自己在临床当中去检验，下一番去伪存真的工夫。古诗有云：“鸳鸯乡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他认为只要做一个有心人，他人绣出鸳鸯，终可悟出其针法，照样绣出鸳鸯，也许绣得更好。这两句古诗可以改为：“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怕金针不度人。”这里，必须指出，偷学本领则可；抄袭别人的文章，剽窃别人的成果，据为己有，则不可。
(三)学会自己做。 这个时期，他对《伤寒论》是下过一番工夫。以方归类，做过；以证归类，也做过。还写出自己的见解，即按语。那时所见不广，不知道这些归类前人早已做过，而且做得远比他好。但这个工作并没有白做，因为经过自己整理，才能把古人的东西变为自己的东西，不至于被《伤寒论》注家牵着鼻子走。夜郎自大要不得，敝帚自珍却有道理：帚虽敝，终是自己的，可以派用处。解放前几年，他担任上海中国医学院教师，教的是《伤寒论》、《金匮要略》，讲课内容显然很浅薄，但条理还清楚，有自己的见解，还为同学所欢迎，敝帚就派用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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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从一九五六年上海中医学院至现在，可算是中医时期，他走的路还是一个苦学。说到这里，他总结治学经验为：
首先，要苦学，此外无捷径。苦学养成习惯，则不以为苦，而以为乐。他现在没有什么爱好和癖好，坚持六分之五时间用于业务，手不释卷，而且到午夜。无他，乐在其中也。
苦学要做到三个勤：
一曰口勤，指读书，必读的书还要把它背熟。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强，读过的书到老不会忘记。他在幼年时候家中有一部残缺的手抄本，其内容理法方药都有，也不知是从哪些书上抄下来的。那本手抄本早已丢失了，但其中有“衄为燥火，若滋阴自安。呕吐呃逆，咎归于胃；阴疝瘕，统属于肝。液归心而作汗，热内炽而发斑”一段话，还有六味地黄丸的歌诀，叫做“地八山山四，丹苓泽泻三”。那时把它背熟了，到现在还没有忘记。以后读的书，大半遗忘了。当然，书不是一次把它背出来就永远记住，一定会遗忘。遗忘了怎么办？再背熟，反复几次，记忆就牢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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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学问，要学要问，而且要不耻下问。李时珍的学问，不少人是从不耻下问得来的。他无师传授，但师父又很多：同事，是他老师；同行，也是他老师；病人，也是他老师；学生，仍然是他老师。因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他现在写好文章，往往请徒弟们看看，提提意见，这实际上就是教学相长。
二曰手勤。指勤翻书，勤查文献。有治不好的病，去查查文献，方子虽然不能照抄照搬，但一定会从中得到启发。有不少青年同志治学，也知道问，但往往去问“活字典”，不习惯于问“死字典”。试问，字典如没有人去翻，还成其为什么工具书？他在青年时期治学，没有老师可问，只能去查字典。一部《康熙字典》，几乎把它翻破。那些字鹫应该查什么“部首”，心中大体有数，一翻即着。例如有一位同志，硬以为字典上没有“豚”字，因为肉(月)字部查不到，就告诉他这个字要查“豕”字部，果然查到。又例如常用的一个“症”字，《康熙字典》上就没有，可见这个“症”字，在清朝初年，还是一个俗字，而且是一个不很通行的俗字，所以还没有收入。“证”是“症”的本字，原属一字，现在争论其不同，字属无谓，至于中医与西医对“症”的概念不同，那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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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古文水平，提高医学水平，都不能一蹴可及，只能靠点点滴滴的积累。这就要刻苦读书，一个字也不放过。但是，读医书又要讲实效，不是搞考证。古书上无关紧要的地方，本来讲不通，硬把它加一翻考证，讲通了(而且未必通)，又有什么意思。这时就要学陶渊明的读书方法——不求甚解。那些地方应该一丝不苟，那些地方可以不求甚解，要靠平日的工夫，是不容易的。作为老一辈的中医，这些地方对青年加以指导，就义不容辞了。
三曰笔勤。笔勤就是要写。见到资料一定要摘卡片；读书，一定要写批；教书，一定要自己写讲稿。切莫抄别人的讲稿，因为用别人的好讲稿，倒不如用自己蹩脚的讲稿。至于写讲稿，他的经验是：备要备得足，削要削得凶。这样，才能讲得有血有肉，不枝不蔓。还要写文章。而写文章，一定要言之有物，有一点写一点，有两点就写两点，开门见山。宁可把论文写成札记，不要把札记拉成论文，更不要从“盘古开天地”讲起。例如写有关《伤寒论》的文章，把张仲景和他的著作再来评价一悉，已经没有这个必要，而现在恰恰有这个通病。其次，要反复推敲文理，不要捏成一篇文章，写出算数。要多看几遍，多改改，避免写出“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那样的句子。总之，文字力求简明通畅，逻辑性力求其强，资料力求其正确。这本来是可以做得到的，问题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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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博学。就是知识面要广。知识面要广，一定要多读古书。要多读古书，单是具有阅读能力还不够，因为医学从来不是一门孤立的科学，古代也是如此，只有了解了古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阅读古代医书，才有可能真正通晓其义理。对他来说，小时候读四书五经，现在看来不是白读的。基本这个原理，现代医学和现代自然科学当然也要学。作为一个老中医，已经不可能了；作为新一代的中医，他认为一定要学，只要学了而不“忘本”。
他在从事教学工作之后，教过《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说，以及各家学说的一部分。最近几年，还教过《中医学基础》，是一个“杂家”。杂也有杂的好处。教然后知困。乞讨变一个学科，迫使他非去再钻一钻另一门知识不可，非多看一些书不可，而多看了另一门书，转过头来对原来较熟的一门科学和知识，又有所长进。中医这门学科，本来综合性很强，特别是基础课程，更有共通之处。不通《内经》，不能教好各家学说；不通《伤寒论》，不能教好温病学说和方剂。反之亦然。他认为，中医学院的中医教研组与西医教研组，应该互相配合；而中医各教研级之间(临应酬科除外)，教师应该轮换，于教于学，可能大有裨益。不要“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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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正是为“专”吸取营养。读书不能局限一家之方，而是要融会贯通。“专读仲景书，不读后肾书，比之井田封建，周礼周官，不可以汉汉唐之天下也；仅读后肾书，不读仲景书，比之五言七律，昆体宫词，不可以代三百之雅颂也”，所以要博。他生平接触过两位良师益友，一位是贵阳王聘贤先生，一位是上海程门雪先生。这两位前辈，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博学。遇到王聘贤先生的时候，年事尚轻，只知道从他那里借书来看，得益还不多。对于程门雪先生，是组织上指定他去问业于他的。某些学术上的疑点、难点、精微之处，一经他指点，便如点石成金，茅塞顿开。程先生一是博学，二是多思。他曾教他看看叶天士医案，他看来看去，实在看不出其中奥妙，并且受到“徐批”的影响，以为叶氏用方非仲景法。学医当学张仲景，取法于上，公得乎中，学叶天士非是。但有一次听他分析《叶案存真》一案，案语是：“舌缩，语音不出，呼吸似喘，二便不通，神迷如寐，此少阴肾液先亏，温邪深陷阴中，瘈痉已见，厥阳内风上冒。”处方为阿胶、鲜生地、玄参、鲜石菖蒲、黄连、童便。程先生分析说：“叶氏此方实从白通加人尿、猪胆汁汤化出，彼则寒伤少阴，故用附子、干姜温经，葱白通阳，人尿、猪胆汁反佐为引；此则热伏少阴，故用阿胶、玄参育阴，鲜生地、川连清温，鲜石菖蒲通窍达邪，童子小便为引。一寒一热，两两相对。仲景之秘，唯叶氏能通变之。”他又说：“《存真》另有一案，证见脉微、下利、厥逆、烦躁、面赤戴阳，即用白通加人尿汤，处方为泡生附子、干姜、葱白，煎好冲人尿一杯。两相对照，益见本案是以阿胶、玄参、生地当白通汤中附子，以川连当干姜，以菖蒲当葱白，而用人尿则相同。护阴清温之法从通阳温经之方脱胎而出，可谓推陈出新。”听了程老的分析，他恍然悟到读书既要从有字处着眼，又要从无字处着眼，重要的是要多动动脑筋，从此改变了他对叶氏的看法。所以尽管彼此事忙，接触机会并不多，点给他的“金子”当然也不多。但他从程老那里多少学得了一点“点石成金”的“指法”，学乃大进。这是千金难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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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活学。医生读医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看病，且不谈研究。“善读书斯善治病，非读死书之谓也；用古法须用今方，非执板方之谓也。”学过的东西，一定要到临床中去检验，看它是否正确，是否需要补充修改。俞根初有一段话，“吾四十余年阅历以来，凡病之属阳明少阴厥阴而宜凉泻清滋者，十有七八；如太阳太阴少阴之宜温散温补者，十仅三四；表里双解，三焦并治，温凉合用，通补兼施者，最居多数。”这实在是临床体会有得之言。这就把《伤寒论》读少顾，有自己的见解了。有些理论，必须接触到临床，才体会得真切，例如《金匮要略》讲瘀血病人“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他曾把它当作“渴不欲饮”看。后来在临床上看到的肝硬变病人多了，有些病人往往诉说口中粘腻，始恍然于“但欲漱水，不欲咽”是因口中粘腻，根本不渴，(当然，肝硬变病人也有口渴者)。所以《金匮》说它是口燥而不是口渴，尤在泾释为“血结则气燥也”，与“渴不欲饮”完全是两回事。又，肝硬变初期病人，往往外无胀满之形，而内有痞闷难受之感。《金匮》说“腹不满，其言言我满，为有瘀血”，可谓曲尽形容；尤在泾释为“外无形而内实有滞，知其血积在阴而非气壅在阳也”，更属一语破的。炙甘草汤中的麻仁，柯韵伯疑为枣仁之误，似属有理，但在临床上看到心脏病患者，在大便干结之时，病情往往增剧，必须保持大便通畅(不是泄泻)，就体会到炙甘草汤中所以用麻仁之理。通过临床，得到经验和教训，再去温习理论，会对理论理解更深，而这时理论对临床才确实具有指导意义。在他年轻的时候曾治一湿温病人，病已多日，心下痞闷不舒，大便不通，舌苔黄，有可下之征，用小陷胸汤加味，服药后得利，胸腹宽畅，但随即衰竭而死。病家归咎于命而不归咎于医，但他总觉得小陷胸汤用得不对头，有内疚之心，而不明其所以然。后来深入研究叶天士的《温热论》，读到“湿温病，大便溏，为邪未尽；必大便硬，乃为无湿，始不可再攻也”一段，才知道是他的错，就在于湿温病大便已硬而下之，犯不可再攻之戒。《温热论》讲的真是经验之谈，对临床极有指导意义。所以要做到活学一定要联系临床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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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医，在没有学通的时候，尽管苦学，不通的地方还是很多，会陷入困境，一定要熬过这个关。他是熬过这关的。铁杵磨成针，只要工夫深，终有一旦会豁然贯通。这以后，一通百通，左右逢源，学起来便容易了，这叫做“顿悟”，是从苦学中和出来的“巧”。但没有苦学便没有巧，没有“渐悟”便没有“顿悟”。
博学要与多思结合起来，还要能返约。博学之返约与浅学有质的不同，一则守一家之言而不排斥他家；一则见闻狭隘，拘泥于一家之言而自以为是。
临床决不可少，脱离临床的理论是空头理论，即使讲得头头是道，耍的是“花枪”，中看不中用。
上面所以这些，都是他治学体会。
他一直认为，也一直谨记：学，然后知不足。汗牛充栋的医书，他读过的不过沧海之一粟；千变万化的疾病，他治好的不过是其中一二。学问，可以达到一定的造诣，但永远没有止境。即使到了晚年，他重新认识到《内经》这部书，是中国医学的渊薮，深悔没有用过工夫。不学《内经》而治学，犹如根之萍。历代医家，特别是宋以后的各家学说，无不渊源于《内经》而又各有发挥，反过头来大大丰富了《内经》，发展了《内经》，《内经》原书中的某些词句，已经不是原来的含义。把它加以整理，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中医之道可谓尽在其中。吾有志于此耐未能也。孔子云：“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他还这样想，假若给他数年，七十以学《内经》，就可以无恨了。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生有涯而知无涯。路漫漫其修远兮，应上下而求索。,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