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人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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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锐 丁伟
编者按：卫生部公布的资料显示：到2002年6月底，我国感染艾滋病病毒(HIV)的人数接近100万，其中农村的感染者大约80%。众所周知，艾滋病病毒传播的途径有三种：血液、性交和母婴传播，而出现在农村的感染者，很多都与非法采供血有直接的关系。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今年艾滋病日的主题是“相互关爱，共享生命”。日前，记者跟随中华预防医学会的专家到北方某地的几个县作了调研和考察，了解了部分农村感染者感染病毒前后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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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之内身体“大换血”
眼前这个看上去40多岁的农民，是前来参加座谈的10位HIV感染者中比较健谈的一位，也最爱笑。据说，他是来人中文化程度最高的，念完了高中。
来防疫部门座谈的这10个人都是1993年前后在非法采供血和血浆中被感染的。虽说非法采供血在当地是非法行为，可在暴利驱使下，仍然有从外地来的非法采血人窜入农村秘密采血。当时采血的条件还很落后，通常是将供血者的血液抽出后按不同的血型放在不同的容器中，将血浆统一分离取出后，再将红血球等分别回输给每个人。这时，如果其中有一人是HIV感染者，那么，某一天和他同一血型又恰巧在一起供血的人由于血液被混在一个容器中，就会百分之百地被感染。于是，一个感染者变成了10个、20个甚至更多……如果恰巧某次参加供血的人中没有HIV感染者，某人也许在这一次供血中有幸不被感染，可是并不能保证每次不同的供血者中都正好没有HIV感染者，也不能保证他每一次供血都不被感染，因为他们供血的次数实在太频繁了。而被感染的人如果当时未能查出，下次供血或是又转移到其他地方供血时，病毒自然也会传染给更多的人或带到了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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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记者和那个笑咪咪的被感染者的对话。
问：“那时候，你们一般一个月献几次血？”
答：“多的时候一个月能献10次到20次。”
问：“每次献多少？”
答：“400毫升。”
问：“你一个月最多的时候献过几次血？”
答：“10次。”
问：“献一次血能得多少钱？”
答：“60元，除去血袋钱和手续费之外，净得50元。”
一个体重60公斤重的人全身的血液也不过4800毫升。这就是说，在一个月内他们供出身体中全部甚至超过全部的血液量后，也才能挣500多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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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要在夜晚偷偷进行
记者原计划到感染者家中，亲眼看看他们目前生活的境况。但当地防疫部门的工作人员立即提醒，这样兴师动众会招致左邻右舍的注意。因此记者不得不改变了计划，将部分感染者找到防疫部门座谈。某县原防疫站站长告诉记者：几年前，一村民被确认为艾滋病病毒感染后，他第一次到这个农民家里做工作的时候，竟被人家拿着大棒打了出来。
“求求你们别来了，我感染上了这个病，就让我死吧，不要再连累了家人。”刚得知自己被感染，多数人都是这么想的。因为感染者一旦被周围人知道，后果不堪设想：亲戚朋友立即会离他而去，不再来往；子女学业被迫中断，进城招工也没人敢接受，更别说结婚成家。有一名艾滋病患者死去时，在讲究丧事大办的农村，左邻右舍竟无一人到场，最后是亲戚默默将他抬出草草埋葬了事。
感染者之所以被歧视，是因为这种病往往和坏人、坏事连在了一起。“你坏，你坏，你是艾滋病。”这在农村都成了孩子间骂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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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可能不让周围人知道，防疫部门人员的工作都变成了夜间的行为。“我们一般都是夜晚偷偷地到感染者家里。为了不至于惊动别人，我们通常都是把车子停在村口，然后走到感染者家里。”
在歧视的环境中，感染者对环境的态度也自然是对抗的，他们最初对社会所给予的关爱甚至都将信将疑。一位感染者的丈夫像讲笑话一样和记者讲起1998年带妻子等8人到北京治疗的情景：“当时是我护送他们去北京的。咱摸不清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会不会中途在什么地方把我们一块儿装进大卡车送到哪里给关起来。所以，出发的时候我就做好了万一发生意外临时逃跑的准备。我把逃跑的路线都画好了：到了北京万一发生意外，我就准备让几个人从火车的轮子下钻过去逃跑。可是到北京后，徐教授(指中国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徐人庆教授———记者注)亲自来接我们，在路边叫出租车把我们送到医院，安排好住院。我看一切都挺好的，就自己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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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品就是奶粉和白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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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专家介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应尽可能寻求治疗，同时也还要注意保持心情愉快和营养。目前，艾滋病虽然还不能治愈，但“联合疗法”效果比较好。药物治疗可以改善患者的免疫功能，从而延长寿命，提高生活质量。
但无论治疗还是营养无疑都需要钱，而对于最初正是因为缺钱而在非法采供血中感染HIV的这些农民而言，疾病使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得病后劳动力的丧失已影响了原本有限的经济来源，而即使有一点钱的人也因为治疗而重返贫困。原先千元左右的年收入已谈不上治疗和营养，而感染后就更加艰难了。供血的收入对他们来说真是得不偿失。
记者注意到，几个县的防疫部门人员一谈到对感染者的关爱行动，几乎都会提到给他们送营养品的事，而所送的营养品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奶粉和白糖。就在城里的人们都在想方设法降低糖的摄入量、各种无糖食品大行其道的时候，白糖在农村居然还是奢侈品。
那么除了种地的收入外，这些农民现在还有什么可干的呢？一个感染者告诉记者，他平时还从事采石工作，一天可挣10元钱。但专家马上告诉他采石工作太辛苦了，对他的身体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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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县防疫站的办公室里，记者看到了10份皱皱巴巴的贷款申请，全是为开办一个小型的养鸡场或养猪场而提出的。每一份申请中几乎都是相关的费用明细：建养鸡栏的木料需要多少钱；买多少只小鸡，又合多少钱；建一个猪圈的石料合多少钱……最后合计的总数也都不过是在一万三、四千元上下。据了解，在所调研的某些县，通过献血而感染的第一阶段结束后，目前已经有了通过夫妻性传播及母婴传播而被感染的患者，进入了HIV传播的第二个阶段，情况不容乐观。而宣传和干预的大量工作，也都需要资金的支持。虽然有一点国际援助，有的地方有一些贷款项目，但对目前的情况，仍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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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大棒打出门 今天下跪求谅解
基层防疫部门的工作没有白做。工作开展较早的地方，局面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某县组织已发病的8人到北京接受治疗，其中一位因拒绝治疗不久便死去了，而另外7人治疗后身体状况至今都比较好。这件事给当地人的触动很大：感染者对生活重新升起了希望，普通的村民也开始用一种正视和接纳的目光看待感染者。那个曾经用大棒将防疫部门工作人员打出家门的感染者，后来又跪在工作人员面前，请求他的谅解，并感谢防疫站给予他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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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喜的变化是，受感染的父母不再影响其儿女的婚姻。在一个有感染者的家庭，过去是姑娘别想嫁出去，儿子更别想娶到媳妇，但现在就好多了。一位感染者有两个女儿，前不久一个女儿刚结婚。见到记者，他颇有点得意地说：“现在不仅可以找到婆家，而且咱还能有挑有拣!”
据某防疫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今，对于有关艾滋病方面的信息，感染者比他们还灵，他们通过报纸、电视等途径得知各种信息，再互相沟通。某个县做的一项随机调查显示，对于艾滋病知识的知晓率，在短短的一年中已由过去很低达到了目前的80%以上。如今感染者唯一的希望就是尽可能延长生命，为此他们目前最迫切的要求：一是能得到治疗，二是生产自救———因为治疗最需要的就是钱。
不过，据专家介绍，目前已有了三种国产药物，价格比进口药物大为降低。无论对感染者还是病人这无疑都是一个好消息。据悉，如今如果用国产药大约3000元即可用于一年的治疗。
记者手记
采访之前，记者从未亲眼见到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如果不是有备而来，记者怎么也不会相信座谈时坐在自己身边、一起谈笑风生的10位HIV感染者与普通的农民没有什么两样。在他们的脸上，除了农民特有的沧桑外，有的只是一般农民都有的淳朴与憨厚。而最让人辛酸和感动的是，他们许多人脸上居然还带着几许幽默和笑意。他们确确实实是一群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却是那样的无辜和不幸。但他们没有对生活绝望，他们的心里还有热情。
目前，艾滋病在世界范围内已经不只是卫生问题，而且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规定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相互关爱，共享生命”。记者写出HIV感染者的无辜和不幸，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唤起全社会对这些感染者多一些理解和关爱，少一点歧视和冷漠。,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