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专家为中国创新药物研发献计献策
(北京2003年4月2日讯)在过去的50年里，新药的出现，挽救了无数生命，疫苗的广泛使用，使天花、脊髓灰质炎等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能够被消灭。然而，当今世界，还有许多人类所患疾病，仍然缺乏足够而有效的药物治疗，能够治愈疾病的药物少而又少，慢性疾病只能对症无法治本，就更是如此。另外，药物的不良反应、不断出现的耐药性、疗效不尽如人意等情况表明，现有药物有它们的不足之处。整个世界都在企盼更多更好的新药能够被研制生产出来。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在研发新药的同时，研究探索推动新药研制生产出来的机制和因素。
让我们回顾历史，再看看世界的目前状况。曾是新药研发兴旺之地的欧洲，正在逐渐失去它往日的辉煌，世界新药研发的重心，已经漂移至美利坚合众国。1990年到2001年间，美国药品研发的投入增长了两倍，与此相反，欧洲制药药公司在本土的研发比例，却从1990年的73%下降到1999年的59%。再看亚洲，日本的药品研发投入业在减少，而新加坡、中国等国家的药物研发投入确在逐渐增加。
, http://www.100md.com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的产生？是什么看不见的的因素在背后悄悄地发挥着作用？
戴维·韦伯博士，“国际制药企业协会联合会(IFPMA)”前经济政策总监、现“世界非处方药工业协会”主席，借来华参加“发展中国家药品研发经验交流会”之际，日前向新闻媒体介绍了他对“中国新药研发”方面的研究结果，使得以上的疑问得到了解答。
韦伯博士认为，有23个国家因素影响作用着药品的创新，但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并不均等，其中5个是绝对必要因素，5个是非常重要因素，因各个国家状况的不同，重要性会发生变化，而且目前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进行药品研发的绝对理想之地。韦伯博士结合评估中国目前的状况，对部分国家因素作了一个简要介绍，并就如何加强中国的创新药物研发提出了他的看法。
这5个绝对必要因素是：
1.政府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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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博士认为，任何一个政府对创新、科技进步和以研发为基础的产业发展影响巨大，政府在这些领域中所实施的政策，直接影响国家产业结构的布局和资源的配置。
中国目前的情况相当不错，因为政府研究机构力量较强，政府有明确的优先发展安排和战略，包括明确的医药发展战略。为完成中期的医药创新目标，政府鼓励非专利药研发和非专利药领域的现代化；鼓励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引领，使用孵化基地对生物技术产品进行开发；鼓励中药现代化，其中包括对小分子与大分子新化学实体(NCEs)的开发。
但是，中国政府对非专利药、生物技术和中药的优先发展政策，易引导中国集中于有可能逐渐萎缩或市场局限的药品领域，相对来说，目前主导全球的创新性小分子化学实体(NCEs)相对更有前景、市场范围更广。
所以，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需要将药品研发准确定位和确定研发重点。
, 百拇医药 2.知识产权保护
韦伯博士认为，从1993年中国专利法的修订，到200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成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成员国，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取得了巨大进步。
可是，中国不要因取得目前的知识产权保护成绩而裹足不前，因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情况极大地影响国内外企业对中国的信心。中国作为WTO的新成员，需要严格按照TRIPS的有关具体条款和精神对知识产权执行保护政策。
在这一点上，需要中国政府对各类专利采取一致对待的作法，这将在全球范围内树立良好的形象。
3.基础设施
很明显，创新药物研发作为高科技高投入，对基础设施， 如可靠的水电公共事业、现代的通讯手段，以及运输通道有一定的要求。一个国家如不能提供清洁的自来水和工业用水，可靠的煤气、电力、电话和传真，足够的医疗和运输体系等，则应在进行生物医药创新之前，先关注这些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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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北京、广州和上海这三个城市完全具备了所有必要的基础条件，因此有条件开始关注医药研发。在中国内地和其它地区相对开发水平较低，因此地区差异只是潜在的挑战，对目前的格局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
现代生物医药的研发基本上是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某些意义上，今日生物技术所面临的挑战，实质上就是对信息和计算机技术的挑战。对于生物医药的研发来说，一个国家在信息和通讯技术上的能力，与其在生物或化学方面的能力同样重要。互联网是提供数据的主渠道，因此一个国家的互联网接入、传输速度、运行成本、相互竞争的服务提供商以及相关的管理法规是十分重要的。2002年，中国已拥有4600万互联网使用者，比两年前增长了890万用户。
综上所述，这个影响因素对帮助发展和维持以研究为基础的生物制药工业的重要程度评价为高，很明显中国可以达到这个要求。
4.现有医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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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有的医药产业由非专利药品企业(大部分具备较高的生产能力)、小型生物技术公司、大量的中药企业，以及外商独资和合资企业组成，有可能形成独特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特点。
然而，过去制药企业根据国家计划进行药品生产，本身并十分不清楚应该开发什么样的产品。因此，目前对客户需求、市场机会的把握，特别是对全球市场机会的把握，能力相当薄弱。中国现有医药产业需要建立一个产业化基地，支持和实现科研院校已有研究成果的转化。为了正确地评价一项新技术，从长期的商业营利而言，需要一个强大的民营产业化基地，而不是等着国家指明方向的国营企业。目前，中国的非专利药生产企业几乎没有承担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工作，绝大多数所谓的“研发”，仅仅是的是非专利产品质量标准的改进，或开发新的适应证，或国内及全球市场产品的处方调整，而非真正意义的创新性研究。中国在非专利药物生产上拥有大量生产设施和丰富的技术经验，以及低成本、高质量的产品，使人很容易想到未来中国将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高水平非专利药生产国。但就这些公司的发展目标和所拥有的技术能力来说，他们不大可能成为新药研发创新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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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专利药生产能力的过剩，众多非专利药生产企业效率低下，产品低端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对生产领域进行整合。如整合后公司的规模太小，无法在新产品的研发投入上形成竞争力。根据国家规划要求组建“年销售收入50亿人民币(相当于6亿美元)”、“可与跨国企业竞争”的制药企业，只能成为具有全球性竞争力的非专利药企业。按研发投入要达到销售收入15%的医药行业一般标准计算，上述规模的公司，每年也只有9000万美元用于研发投入，与跨国制药企业每年10亿美元以上的研发支出相比，难以相提并论。
在这一点上，对中国政府应侧重一定的药品领域。
5.人才资源
药品研发和创新来源于优秀的个人，以及由科学家、技术专家、工程师、技术员、行政管理人员共同组成的团队。中国拥有大量的理科毕业生，研究领域的工作岗位竞争激烈。据报道，中国目前大约有20万科研人员专门从事生物技术研究工作，而且人才外流的情况已经出现逆转，流出国外的科学家开始返回国内。通过私人关系，在全球各地工作的中国科学家有利于将各种观念、人员和资金带回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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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毕业人数在人才资源统计中乐观的数字容易使人产生误导，事实上，中国医药行业长期缺乏熟悉中国实际情况，具有具体市场运作经验的硕士、博士水平的科学家、企业家和商业管理人才。
韦伯博士还接着介绍，指出除以上5个绝对必要因素外，还有5个非常重要因素：
1.公共研究机构
中国的生物医药企业本身较少开展研发，而国家所属的研究机构在创新方面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这些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承担着主要的基础研究工作，目前，政府还对积极开展药物、生物技术、中药和其他方面研究的机构和高等院校提供更多的支持。而且，中国也不乏世界水平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如北方和南方基因组研究中心、中科院药物研究所、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然而，国家研究机构在过去完全与市场脱节，每家研究机构是根据国家计划安排从事各自的研究，缺乏独创性，很少关注市场信息，各家研究工作的重复严重留下的是一个水平参差不齐、缺乏市场观念和商业运作经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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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采购和价格政策
促进创新性研发的理想刺激因素，是拥有一个建立在竞争和选择基础上的自由市场。而要达到这一点，理想途径就是最小程度地调控价格，相信药品市场内部的竞争，足以制约价格过度上升。此外，政府采购的最佳办法，是做到选择过程的公开、透明和竞争。
价格控制，尤其是过分的价格控制，会压制公司对一个市场投资的兴趣。与价格受到严格控制的国家相比，价格政策较自由的国家对吸引研发投资更具吸引力。简而言之，价格应体现对研发成本予以补偿和今后再投资的意愿，并且应与社会财富总体尺度(诸如人均GDP)等呈正比。
3.政策协调作用
一般而言，政府对科技创新和推广的态度，在政府考虑财政预算，尤其涉及到药品时，将变得非常关键。然而，财政部门、卫生部门和产业部门的议程很难同步。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卫生部门和财政部门都希望尽可能减少医药预算，而科技部门和工业部门却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鼓励研发和工业发展上。相互之间的平衡非常关键，这很难处理，况且尚未被普遍意识到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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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中国目前推行的定价政策明显影响到创新药品的价格，进而影响到国内和外国企业对于研发的投资。中国的行业发展政策、药品价格控制战略和业界研发的发展之间没有明确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通过政策非常明确地建立起来，创新药物的价格是这些因素的综合考虑，如对本土研发雇员的广泛影响、其潜在的出口创收及其效价比。这样的话，中国的价格调控环境不会再出现与业界发展战略不一致的情况。基于创新药物的价值进行合理定价的重要性，应让国家和省级制定药品目录和药品价格的政府官员明确。
我们发现至少8个中央政府部门的各种政策之间的重迭与隔阂非常明显，对于投资者和生产厂商来说，显得有些混乱和盲从。在中国，部分药品政策和病人护理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经显现。
4.孵化器
欲想公立部门资助的研发成果商业化，并且获得成功，需要公立部门和私有企业之间建立牢固和紧密的联系。科研——企业关系的发展，实际上能得到专门“孵化器”的帮助，因为孵化器可以为双方及新企业积极地提供所需的条件。学术界应了解商业技巧、财政和法律支持，如专利应用。另外，学术界和商业界之间的良好沟通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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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成立的孵化器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这些“内部”孵化器，是由那些研究机构将自已的项目推向创业型公司，实现产业化，往往研究机构还持有部分资产或股份。这种类型的孵化器，旨在降低技术型创业公司失败的风险。其它的情况是通过“外部”第三方实体，来完成技术产业化的。
根据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的统计资料，自1987年以来，中国已建立了130多个高科技产业孵化器(在美国，1980～2001年，技术孵化器的数目从12增长至800)。多数孵化器是政府管理，为企业提供低廉的办公地，在管理和财务等问题上提出战略性建议。在美国，至少有25%的孵化器是盈利的，而在中国正相反，除了两个之外其它全部亏损。2000年，中国在开发领域的21000家高技术公司由孵化器提供办公用地(其中绝大多数是私有企业)。过去7年间，孵化器总数翻了一番，而每个孵化器平均入驻企业数从19个上升至59个，增长3倍。
中国的孵化器主要有大学孵化器、海归派孵化器和国有企业孵化器三个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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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然资源
亚非拉三大洲的居民喜欢利用自然资源，使用传统药物(TM)来满足卫生保健需求，而传统中药(TCM)是最为典型的例子。然而，现在欧洲和北美“补充和替代药物(CAM)”与对抗药物的使用正同步增长。
中国已开始生产新型的、小分子药物——中国用于治疗疟疾的草药黄花蒿。活性成分青蒿素含有独特的1,2,4-三噁烷杂环功能团。从草药的重要有效成分开始确定作用机制，寻找具有更高效用的合成药物，青蒿素提供了很好的例子。毫无疑问，这种方法为中国的科研人员提供了机会，天然资源对帮助发展和维持以研发为基础的生物医药行业来说，是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韦伯博士指出，对许多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很有必要，但超出了目前报告的研究范围。尽管如此，根据目前为止研究的结果，他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些实验性的建议。
1.选择大分子药物还是小分子药物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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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产业研发的总体发展目标十分明确，就是通过国内企业、生物技术公司和中药企业进行研究与开发。中国政府希望在可能有助于中国企业进行小分子药物创新的革新技术上加大投入。在中药、生物技术药物和非专利药上都存在 不少机会。
同时，小分子药物研发价值链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个别环节的分化和外包，使新进入者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可通过专业化谋求立足，为专注于通过增加某一疾病治疗领域的产品或技术、反应敏捷、有技术专长的公司提供了赢利空间。研发经费有限的公司，采取进入特殊领域或者专业化的策略，可以降低风险，并使进入成本大大降低。对中国企业和研究人员来说，这种进入不仅通过产品，还可以通过研究的工具和技术服务。 需要对各种类型的“创业”公司给予扶持，例如建立能够承担长期风险、容易筹集的风险资本。需要树立对高失败率的创业企业给予特殊的回报，服务与产品具有同样价值的观念。最关键的是要形成将小分子药物作为创新追求唯一重点发展目标的观念。
2.跨国公司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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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报告中认为，在公立与私有部门，包括国内小型企业、跨国企业、研究机构、大学院校、创业公司以及生物技术公司在内的所有研发参与者之间存在大量的协同作用。例如，大学院校和生物技术公司从与跨国企业的研发合作中获得资金(如果这些机构与跨国企业合资的话，将增加吸引风险资本的机会)，了解科研动态，建立起先进的技术平台和设施，将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为产业化产品。中国目前的条件和激励政策还没有完全具备，在中短期内，跨国公司还不会将大的研究设施建在中国。不必只关注跨国企业自身的策略权衡，国内企业的竞争者们抓住机会在各参与者之间建立策略性合作关系非常重要。跨国企业对此非常支持和关注。这一结果应用到研发中，需要对中国的研发产业进行彻底地整合。
3.研究
为了建立在全球市场具有竞争力的全国性科研平台，需要深入研究和选择资金拨放领域，只把资金投给最优秀的。大学院校和制药公司一样，要投身于全球市场中，找出他们在哪个领域上具有世界级水平。如果这些研究机构和公司能够研究出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他们将获得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技术驱动型公司的资助。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发生，但对研发联合体而言还有许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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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发
目前在医药研发价值链上，中国在国际性临床实验上有机会成为领先国。中国和医药企业(国内和国外的)肯定会从中获益。拥有领先的医院研究中心，研究机构参与全球临床研究可以获得从事尖端药物研究的机会，由此将从技术转移和GCP(优良临床研究规范)培训中受益，后者是中国目前还很薄弱的药物研发价值链中关键的一个环节。研究中所投入的资金和其它资源不仅带来令人欢喜的收入，还可促进这些机构的发展。
许多方面都值得考虑，不过，最重要的是申请试验的审批时间、缺乏GCP基地和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和各种实施办法。
5.彻底整合中国现有的研发产业
总之，中国医药产业所拥有的各个单独的组成部分很明显需要彻底整合成自筹经费的私有性产业。这些组成部分中有些还缺乏运作经验，在许多方面相互脱离，融入跨国制药产业后才能体现出其重要价值。跨国企业会对价值链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接给予支持，指导如何从知识产权中赚取利润。跨国企业的参与不仅是提供资金(虽然至少在短期内这是由政府所提供)，还有如何进行产业链的垂直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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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认真的分析，如果中国致力于建立市场经济，实现了市场经济目标后，中国将可能会成为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领域的主要国家。
韦伯博士曾于2003年底，受“国际制药企业协会联合会”委派，在有关政府部门和“研制开发制药企业协会公司”的支持和帮助下，对中国相关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和制药企业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于今年三月提交了“鼓励中国新药研发”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加强中国新药研发的建议。在此之前，IFPMA发表了一份名为“鼓励发展中国家新药研发”的研究报告，提出应鼓励具备一定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开展新药研发。“国际制药企业协会联合会”将中国作为第一个国家进行此项研究，得出中国是最适合参与全球药物创新的发展中国家的结论。
韦伯博士认为，通过出台一系列重要措施，到2002年，中国已经开始着手打造一个坚实的基础，以建立一个以研发为基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生物医药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未来的20年内，如果目前的政策得到切实地贯彻实施，原创于中国的创新药物将会出现在全球药品市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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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的重要影响因素和政策措施
方面特殊因素简述政策措施对研发的重要性*国家目标和目的政府重视程度 给以研发为基础的健康竞争和强化商业行为创造必要的条件 · 对创新，科学技术，研发和IT进行明晰的规划和政策支持· 对“国家结构”下的因素进行明晰的规划和政策支持 · 对“国家资源”下的因素进行明晰的规划和政策支持· 对企业家和产业给予明确的政策支持· 了解市场机制· 研究国际准则 B,G,M ♦♦♦♦♦ 政府政策的协调作用 · 部门间沟通 · 行业对话B,G,M ♦♦ 公众同意尊敬企业家、产业和财富的创造。公众接受生物技术，并需要研发 和创新。· 监测公众感受· 与公众正式对话和沟通 B,G,M ♦♦♦ 国家结构知识产权保护IPR立法适当，并强制地、自始至终地执行· 立法适当· 对投诉/挑战处理适当· 进行IPR培训· 专利局的来源· 在科学家，政策制订者，立法专家和媒体之间培育合作关系 B,G,M ♦♦♦♦♦ 贸易政策重新认识行业各部门之间平衡的需要· 无不妥的贸易壁垒B,M ♦♦♦G ♦♦♦♦ 商业控制私有而非公用的制药 研发部门 · 干预特定部门公有水平· 评估管理的影响· 发挥股票市场的功能· 外资B,G ♦♦M ♦♦♦♦ 司法系统独立自由的司法系统· 强化反造假法律B,G ♦♦M ♦♦♦ 规章制度无论对制药行业、还是对一般行业，公平和透明的规章制度都非常重要。· 对前沿技术立法· 医药行业特殊的法规· 使业务循规蹈矩的管理要点 B,G,M ♦♦♦♦ 必要设施可靠有效现代的通讯和运输系统 · 对可靠有效的基本要求· 对信息和通讯技术投资(如% of GDP)B,G,M ♦♦♦♦♦ 宏观经济稳定性 · 改善借贷机构和证券投资者评估能力和进入企业的机会· 为企业家降低资本的价值· 提供政府提供资本改进不适当规则 B,G ♦♦♦M ♦ 公司资金适当的资金来源：公有和/或私有· 支持“创业”· 提供风险资本· 资金来源透明一致 B,G ♦♦♦♦M ♦ 财/税的鼓励政策 · 增加财政激励，促进企业创新· 激励小企业和创业企业· 激励制药研发· 激励 mncs/technology转化 B,G ♦♦♦M ♦♦ 国内市场吸引力 · 市场规模与增长· 法规信息的需求· 新产品上市速度· 对产品产地无歧视· 采纳创新 B,G ♦♦♦♦M ♦♦♦ 政府采购和定价政策透明、公平的定价和补偿政策· 对研发价格控制的灵活性· 鼓励保险和药品补偿计划 B,G,M ♦♦♦♦ 患者需求国内市场吸引力· 市场规模· 公共市场和私人市场B,G ♦♦M ♦ · 国家资源现有产业存在成功的私有部门及各种类型的制药企业 · 竞争公司的数量· 无国内公司优惠政策B,G,M ♦♦ 人力资源提供制药科学家，技术员，管理者和企业家 · 人力资源的关键量· 具有特殊技能(如化学家，信息专家)· 激励机制(无破坏性的“人才外流”) B,G,M ♦♦♦♦♦ 4.3.3. 公立研究机构公立研究院设立与保健相关的基础研发· 公立研发/GDP之比· 公立研究院的数量/类型· 研究院的国际化程度· 激励企业家对基础科学研究给予奖励 B,G ♦♦♦♦M ♦♦♦ 教育体系初、中和高各阶段水平教育体系的质量· 支持学院和企业的交叉培训 B,G,M ♦♦♦♦ 孵化器提供孵化器 · 得益于从研究机构带来的IPRB ♦♦♦♦G ♦♦M - 自然资源传统医学，传统知识，基因资源· 支持并保护· 关注应用 B,G ♦♦♦M ♦♦ 相关及支持产业医药产业的供应商· 成群存在· 依托工业园区B,G,M ♦ 信息网络 · 促进学院与产业的联系B,G,M ♦, 百拇医药
让我们回顾历史，再看看世界的目前状况。曾是新药研发兴旺之地的欧洲，正在逐渐失去它往日的辉煌，世界新药研发的重心，已经漂移至美利坚合众国。1990年到2001年间，美国药品研发的投入增长了两倍，与此相反，欧洲制药药公司在本土的研发比例，却从1990年的73%下降到1999年的59%。再看亚洲，日本的药品研发投入业在减少，而新加坡、中国等国家的药物研发投入确在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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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韦伯博士，“国际制药企业协会联合会(IFPMA)”前经济政策总监、现“世界非处方药工业协会”主席，借来华参加“发展中国家药品研发经验交流会”之际，日前向新闻媒体介绍了他对“中国新药研发”方面的研究结果，使得以上的疑问得到了解答。
韦伯博士认为，有23个国家因素影响作用着药品的创新，但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并不均等，其中5个是绝对必要因素，5个是非常重要因素，因各个国家状况的不同，重要性会发生变化，而且目前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进行药品研发的绝对理想之地。韦伯博士结合评估中国目前的状况，对部分国家因素作了一个简要介绍，并就如何加强中国的创新药物研发提出了他的看法。
这5个绝对必要因素是：
1.政府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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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博士认为，任何一个政府对创新、科技进步和以研发为基础的产业发展影响巨大，政府在这些领域中所实施的政策，直接影响国家产业结构的布局和资源的配置。
中国目前的情况相当不错，因为政府研究机构力量较强，政府有明确的优先发展安排和战略，包括明确的医药发展战略。为完成中期的医药创新目标，政府鼓励非专利药研发和非专利药领域的现代化；鼓励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引领，使用孵化基地对生物技术产品进行开发；鼓励中药现代化，其中包括对小分子与大分子新化学实体(NCEs)的开发。
但是，中国政府对非专利药、生物技术和中药的优先发展政策，易引导中国集中于有可能逐渐萎缩或市场局限的药品领域，相对来说，目前主导全球的创新性小分子化学实体(NCEs)相对更有前景、市场范围更广。
所以，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需要将药品研发准确定位和确定研发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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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博士认为，从1993年中国专利法的修订，到200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成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成员国，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取得了巨大进步。
可是，中国不要因取得目前的知识产权保护成绩而裹足不前，因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情况极大地影响国内外企业对中国的信心。中国作为WTO的新成员，需要严格按照TRIPS的有关具体条款和精神对知识产权执行保护政策。
在这一点上，需要中国政府对各类专利采取一致对待的作法，这将在全球范围内树立良好的形象。
3.基础设施
很明显，创新药物研发作为高科技高投入，对基础设施， 如可靠的水电公共事业、现代的通讯手段，以及运输通道有一定的要求。一个国家如不能提供清洁的自来水和工业用水，可靠的煤气、电力、电话和传真，足够的医疗和运输体系等，则应在进行生物医药创新之前，先关注这些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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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北京、广州和上海这三个城市完全具备了所有必要的基础条件，因此有条件开始关注医药研发。在中国内地和其它地区相对开发水平较低，因此地区差异只是潜在的挑战，对目前的格局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
现代生物医药的研发基本上是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某些意义上，今日生物技术所面临的挑战，实质上就是对信息和计算机技术的挑战。对于生物医药的研发来说，一个国家在信息和通讯技术上的能力，与其在生物或化学方面的能力同样重要。互联网是提供数据的主渠道，因此一个国家的互联网接入、传输速度、运行成本、相互竞争的服务提供商以及相关的管理法规是十分重要的。2002年，中国已拥有4600万互联网使用者，比两年前增长了890万用户。
综上所述，这个影响因素对帮助发展和维持以研究为基础的生物制药工业的重要程度评价为高，很明显中国可以达到这个要求。
4.现有医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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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有的医药产业由非专利药品企业(大部分具备较高的生产能力)、小型生物技术公司、大量的中药企业，以及外商独资和合资企业组成，有可能形成独特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特点。
然而，过去制药企业根据国家计划进行药品生产，本身并十分不清楚应该开发什么样的产品。因此，目前对客户需求、市场机会的把握，特别是对全球市场机会的把握，能力相当薄弱。中国现有医药产业需要建立一个产业化基地，支持和实现科研院校已有研究成果的转化。为了正确地评价一项新技术，从长期的商业营利而言，需要一个强大的民营产业化基地，而不是等着国家指明方向的国营企业。目前，中国的非专利药生产企业几乎没有承担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工作，绝大多数所谓的“研发”，仅仅是的是非专利产品质量标准的改进，或开发新的适应证，或国内及全球市场产品的处方调整，而非真正意义的创新性研究。中国在非专利药物生产上拥有大量生产设施和丰富的技术经验，以及低成本、高质量的产品，使人很容易想到未来中国将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高水平非专利药生产国。但就这些公司的发展目标和所拥有的技术能力来说，他们不大可能成为新药研发创新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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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专利药生产能力的过剩，众多非专利药生产企业效率低下，产品低端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对生产领域进行整合。如整合后公司的规模太小，无法在新产品的研发投入上形成竞争力。根据国家规划要求组建“年销售收入50亿人民币(相当于6亿美元)”、“可与跨国企业竞争”的制药企业，只能成为具有全球性竞争力的非专利药企业。按研发投入要达到销售收入15%的医药行业一般标准计算，上述规模的公司，每年也只有9000万美元用于研发投入，与跨国制药企业每年10亿美元以上的研发支出相比，难以相提并论。
在这一点上，对中国政府应侧重一定的药品领域。
5.人才资源
药品研发和创新来源于优秀的个人，以及由科学家、技术专家、工程师、技术员、行政管理人员共同组成的团队。中国拥有大量的理科毕业生，研究领域的工作岗位竞争激烈。据报道，中国目前大约有20万科研人员专门从事生物技术研究工作，而且人才外流的情况已经出现逆转，流出国外的科学家开始返回国内。通过私人关系，在全球各地工作的中国科学家有利于将各种观念、人员和资金带回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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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毕业人数在人才资源统计中乐观的数字容易使人产生误导，事实上，中国医药行业长期缺乏熟悉中国实际情况，具有具体市场运作经验的硕士、博士水平的科学家、企业家和商业管理人才。
韦伯博士还接着介绍，指出除以上5个绝对必要因素外，还有5个非常重要因素：
1.公共研究机构
中国的生物医药企业本身较少开展研发，而国家所属的研究机构在创新方面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这些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承担着主要的基础研究工作，目前，政府还对积极开展药物、生物技术、中药和其他方面研究的机构和高等院校提供更多的支持。而且，中国也不乏世界水平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如北方和南方基因组研究中心、中科院药物研究所、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然而，国家研究机构在过去完全与市场脱节，每家研究机构是根据国家计划安排从事各自的研究，缺乏独创性，很少关注市场信息，各家研究工作的重复严重留下的是一个水平参差不齐、缺乏市场观念和商业运作经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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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采购和价格政策
促进创新性研发的理想刺激因素，是拥有一个建立在竞争和选择基础上的自由市场。而要达到这一点，理想途径就是最小程度地调控价格，相信药品市场内部的竞争，足以制约价格过度上升。此外，政府采购的最佳办法，是做到选择过程的公开、透明和竞争。
价格控制，尤其是过分的价格控制，会压制公司对一个市场投资的兴趣。与价格受到严格控制的国家相比，价格政策较自由的国家对吸引研发投资更具吸引力。简而言之，价格应体现对研发成本予以补偿和今后再投资的意愿，并且应与社会财富总体尺度(诸如人均GDP)等呈正比。
3.政策协调作用
一般而言，政府对科技创新和推广的态度，在政府考虑财政预算，尤其涉及到药品时，将变得非常关键。然而，财政部门、卫生部门和产业部门的议程很难同步。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卫生部门和财政部门都希望尽可能减少医药预算，而科技部门和工业部门却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鼓励研发和工业发展上。相互之间的平衡非常关键，这很难处理，况且尚未被普遍意识到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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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中国目前推行的定价政策明显影响到创新药品的价格，进而影响到国内和外国企业对于研发的投资。中国的行业发展政策、药品价格控制战略和业界研发的发展之间没有明确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通过政策非常明确地建立起来，创新药物的价格是这些因素的综合考虑，如对本土研发雇员的广泛影响、其潜在的出口创收及其效价比。这样的话，中国的价格调控环境不会再出现与业界发展战略不一致的情况。基于创新药物的价值进行合理定价的重要性，应让国家和省级制定药品目录和药品价格的政府官员明确。
我们发现至少8个中央政府部门的各种政策之间的重迭与隔阂非常明显，对于投资者和生产厂商来说，显得有些混乱和盲从。在中国，部分药品政策和病人护理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经显现。
4.孵化器
欲想公立部门资助的研发成果商业化，并且获得成功，需要公立部门和私有企业之间建立牢固和紧密的联系。科研——企业关系的发展，实际上能得到专门“孵化器”的帮助，因为孵化器可以为双方及新企业积极地提供所需的条件。学术界应了解商业技巧、财政和法律支持，如专利应用。另外，学术界和商业界之间的良好沟通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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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成立的孵化器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这些“内部”孵化器，是由那些研究机构将自已的项目推向创业型公司，实现产业化，往往研究机构还持有部分资产或股份。这种类型的孵化器，旨在降低技术型创业公司失败的风险。其它的情况是通过“外部”第三方实体，来完成技术产业化的。
根据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的统计资料，自1987年以来，中国已建立了130多个高科技产业孵化器(在美国，1980～2001年，技术孵化器的数目从12增长至800)。多数孵化器是政府管理，为企业提供低廉的办公地，在管理和财务等问题上提出战略性建议。在美国，至少有25%的孵化器是盈利的，而在中国正相反，除了两个之外其它全部亏损。2000年，中国在开发领域的21000家高技术公司由孵化器提供办公用地(其中绝大多数是私有企业)。过去7年间，孵化器总数翻了一番，而每个孵化器平均入驻企业数从19个上升至59个，增长3倍。
中国的孵化器主要有大学孵化器、海归派孵化器和国有企业孵化器三个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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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然资源
亚非拉三大洲的居民喜欢利用自然资源，使用传统药物(TM)来满足卫生保健需求，而传统中药(TCM)是最为典型的例子。然而，现在欧洲和北美“补充和替代药物(CAM)”与对抗药物的使用正同步增长。
中国已开始生产新型的、小分子药物——中国用于治疗疟疾的草药黄花蒿。活性成分青蒿素含有独特的1,2,4-三噁烷杂环功能团。从草药的重要有效成分开始确定作用机制，寻找具有更高效用的合成药物，青蒿素提供了很好的例子。毫无疑问，这种方法为中国的科研人员提供了机会，天然资源对帮助发展和维持以研发为基础的生物医药行业来说，是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韦伯博士指出，对许多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很有必要，但超出了目前报告的研究范围。尽管如此，根据目前为止研究的结果，他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些实验性的建议。
1.选择大分子药物还是小分子药物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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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产业研发的总体发展目标十分明确，就是通过国内企业、生物技术公司和中药企业进行研究与开发。中国政府希望在可能有助于中国企业进行小分子药物创新的革新技术上加大投入。在中药、生物技术药物和非专利药上都存在 不少机会。
同时，小分子药物研发价值链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个别环节的分化和外包，使新进入者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可通过专业化谋求立足，为专注于通过增加某一疾病治疗领域的产品或技术、反应敏捷、有技术专长的公司提供了赢利空间。研发经费有限的公司，采取进入特殊领域或者专业化的策略，可以降低风险，并使进入成本大大降低。对中国企业和研究人员来说，这种进入不仅通过产品，还可以通过研究的工具和技术服务。 需要对各种类型的“创业”公司给予扶持，例如建立能够承担长期风险、容易筹集的风险资本。需要树立对高失败率的创业企业给予特殊的回报，服务与产品具有同样价值的观念。最关键的是要形成将小分子药物作为创新追求唯一重点发展目标的观念。
2.跨国公司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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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报告中认为，在公立与私有部门，包括国内小型企业、跨国企业、研究机构、大学院校、创业公司以及生物技术公司在内的所有研发参与者之间存在大量的协同作用。例如，大学院校和生物技术公司从与跨国企业的研发合作中获得资金(如果这些机构与跨国企业合资的话，将增加吸引风险资本的机会)，了解科研动态，建立起先进的技术平台和设施，将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为产业化产品。中国目前的条件和激励政策还没有完全具备，在中短期内，跨国公司还不会将大的研究设施建在中国。不必只关注跨国企业自身的策略权衡，国内企业的竞争者们抓住机会在各参与者之间建立策略性合作关系非常重要。跨国企业对此非常支持和关注。这一结果应用到研发中，需要对中国的研发产业进行彻底地整合。
3.研究
为了建立在全球市场具有竞争力的全国性科研平台，需要深入研究和选择资金拨放领域，只把资金投给最优秀的。大学院校和制药公司一样，要投身于全球市场中，找出他们在哪个领域上具有世界级水平。如果这些研究机构和公司能够研究出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他们将获得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技术驱动型公司的资助。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发生，但对研发联合体而言还有许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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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发
目前在医药研发价值链上，中国在国际性临床实验上有机会成为领先国。中国和医药企业(国内和国外的)肯定会从中获益。拥有领先的医院研究中心，研究机构参与全球临床研究可以获得从事尖端药物研究的机会，由此将从技术转移和GCP(优良临床研究规范)培训中受益，后者是中国目前还很薄弱的药物研发价值链中关键的一个环节。研究中所投入的资金和其它资源不仅带来令人欢喜的收入，还可促进这些机构的发展。
许多方面都值得考虑，不过，最重要的是申请试验的审批时间、缺乏GCP基地和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和各种实施办法。
5.彻底整合中国现有的研发产业
总之，中国医药产业所拥有的各个单独的组成部分很明显需要彻底整合成自筹经费的私有性产业。这些组成部分中有些还缺乏运作经验，在许多方面相互脱离，融入跨国制药产业后才能体现出其重要价值。跨国企业会对价值链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接给予支持，指导如何从知识产权中赚取利润。跨国企业的参与不仅是提供资金(虽然至少在短期内这是由政府所提供)，还有如何进行产业链的垂直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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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认真的分析，如果中国致力于建立市场经济，实现了市场经济目标后，中国将可能会成为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领域的主要国家。
韦伯博士曾于2003年底，受“国际制药企业协会联合会”委派，在有关政府部门和“研制开发制药企业协会公司”的支持和帮助下，对中国相关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和制药企业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于今年三月提交了“鼓励中国新药研发”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加强中国新药研发的建议。在此之前，IFPMA发表了一份名为“鼓励发展中国家新药研发”的研究报告，提出应鼓励具备一定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开展新药研发。“国际制药企业协会联合会”将中国作为第一个国家进行此项研究，得出中国是最适合参与全球药物创新的发展中国家的结论。
韦伯博士认为，通过出台一系列重要措施，到2002年，中国已经开始着手打造一个坚实的基础，以建立一个以研发为基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生物医药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未来的20年内，如果目前的政策得到切实地贯彻实施，原创于中国的创新药物将会出现在全球药品市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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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的重要影响因素和政策措施
方面特殊因素简述政策措施对研发的重要性*国家目标和目的政府重视程度 给以研发为基础的健康竞争和强化商业行为创造必要的条件 · 对创新，科学技术，研发和IT进行明晰的规划和政策支持· 对“国家结构”下的因素进行明晰的规划和政策支持 · 对“国家资源”下的因素进行明晰的规划和政策支持· 对企业家和产业给予明确的政策支持· 了解市场机制· 研究国际准则 B,G,M ♦♦♦♦♦ 政府政策的协调作用 · 部门间沟通 · 行业对话B,G,M ♦♦ 公众同意尊敬企业家、产业和财富的创造。公众接受生物技术，并需要研发 和创新。· 监测公众感受· 与公众正式对话和沟通 B,G,M ♦♦♦ 国家结构知识产权保护IPR立法适当，并强制地、自始至终地执行· 立法适当· 对投诉/挑战处理适当· 进行IPR培训· 专利局的来源· 在科学家，政策制订者，立法专家和媒体之间培育合作关系 B,G,M ♦♦♦♦♦ 贸易政策重新认识行业各部门之间平衡的需要· 无不妥的贸易壁垒B,M ♦♦♦G ♦♦♦♦ 商业控制私有而非公用的制药 研发部门 · 干预特定部门公有水平· 评估管理的影响· 发挥股票市场的功能· 外资B,G ♦♦M ♦♦♦♦ 司法系统独立自由的司法系统· 强化反造假法律B,G ♦♦M ♦♦♦ 规章制度无论对制药行业、还是对一般行业，公平和透明的规章制度都非常重要。· 对前沿技术立法· 医药行业特殊的法规· 使业务循规蹈矩的管理要点 B,G,M ♦♦♦♦ 必要设施可靠有效现代的通讯和运输系统 · 对可靠有效的基本要求· 对信息和通讯技术投资(如% of GDP)B,G,M ♦♦♦♦♦ 宏观经济稳定性 · 改善借贷机构和证券投资者评估能力和进入企业的机会· 为企业家降低资本的价值· 提供政府提供资本改进不适当规则 B,G ♦♦♦M ♦ 公司资金适当的资金来源：公有和/或私有· 支持“创业”· 提供风险资本· 资金来源透明一致 B,G ♦♦♦♦M ♦ 财/税的鼓励政策 · 增加财政激励，促进企业创新· 激励小企业和创业企业· 激励制药研发· 激励 mncs/technology转化 B,G ♦♦♦M ♦♦ 国内市场吸引力 · 市场规模与增长· 法规信息的需求· 新产品上市速度· 对产品产地无歧视· 采纳创新 B,G ♦♦♦♦M ♦♦♦ 政府采购和定价政策透明、公平的定价和补偿政策· 对研发价格控制的灵活性· 鼓励保险和药品补偿计划 B,G,M ♦♦♦♦ 患者需求国内市场吸引力· 市场规模· 公共市场和私人市场B,G ♦♦M ♦ · 国家资源现有产业存在成功的私有部门及各种类型的制药企业 · 竞争公司的数量· 无国内公司优惠政策B,G,M ♦♦ 人力资源提供制药科学家，技术员，管理者和企业家 · 人力资源的关键量· 具有特殊技能(如化学家，信息专家)· 激励机制(无破坏性的“人才外流”) B,G,M ♦♦♦♦♦ 4.3.3. 公立研究机构公立研究院设立与保健相关的基础研发· 公立研发/GDP之比· 公立研究院的数量/类型· 研究院的国际化程度· 激励企业家对基础科学研究给予奖励 B,G ♦♦♦♦M ♦♦♦ 教育体系初、中和高各阶段水平教育体系的质量· 支持学院和企业的交叉培训 B,G,M ♦♦♦♦ 孵化器提供孵化器 · 得益于从研究机构带来的IPRB ♦♦♦♦G ♦♦M - 自然资源传统医学，传统知识，基因资源· 支持并保护· 关注应用 B,G ♦♦♦M ♦♦ 相关及支持产业医药产业的供应商· 成群存在· 依托工业园区B,G,M ♦ 信息网络 · 促进学院与产业的联系B,G,M ♦,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