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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1017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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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0世纪80年代后期相继发现的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和江西新干大洋洲铜器群极大地震动了当时的中外学术界,一时成为学术研究的国际性的焦点。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诸如年代、文化属性、来源、构成及器物类型等对二遗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由此揭开了长江流域考古、特别是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的新篇章。

    然而,二遗存研究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居于什么地位,其文化特质到底是什么,其中代表着何等的社会发展阶段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诸多讨论似乎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某种误区。如有人认为三星堆“是与中原夏商王朝并行发展的另一文明中心”,代表着“可以同夏商中原文明相媲美的高度发达的奴隶制的文明形态”,“中国西南历史上一个……以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震惊了当今中外学术界的上古文明时代”。而大洋洲的发现似乎更说明“远在三千多年前,赣江——鄱阳湖流域存在着殷商时期又一奴隶主政权及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一个“足以与中原青铜文明相媲美的灿烂的青铜文明”。

    实际上这里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是根本性的问题,即对二遗存究竟应该如何进行文化的或历史的定位。而这正是我们解读三星堆和大洋洲的基点所在。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一基点,亦即如何对二遗存准确定位呢?我们认为这里必须有一个前提,这就是要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