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中医＿＿之从防治“非典”看中医理论与实践的冲突
虚无行者 原作 提交时间：21:16:20 04月24日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是目前发现的新病种，几天前世界卫生组织(WHO)才确认，是由一种变异的冠状病毒所引起。由于中西医对这种病的治疗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给中医发挥特长提供了显山露水的机会。结果中医药在预防“非典”方面的确如人们所了解的那样，显出了令人信服的效果，WHO专家詹姆斯震博士在广东省中医院视察时，当得知“平均退烧时间缩短为7天，住院时间为18天左右”，他高兴地说“这一经验值得研究学习”，如果这种经验上升至常规治疗，那他对世界其它地方在防治非典型肺炎方面将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中国中医药报》2003年4月9日)。然而，仔细一想，当中医治病效果愈是明显的时候，愈显得和中医的理论有冲突，试以这次防治非典型肺炎这一实例做一分析：
1.北京、四川等地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出的一些防治方案可以看出，中医专家们一致把“非典”归为中医“温(热)病”的范畴。病因为感受疫毒时邪，病位在肺。基本病机特点为：热毒痰瘀，壅阻肺络，热盛邪实，湿邪内蕴，耗气伤阴，甚则出现气急喘脱的危象。首选卫气营血、三焦辨证作为诊治手段。从理论上讲，不管中医还是西医，一个病(证)只要病因明确，诊断准确，治愈它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中医更是明确主张，在治病时“审因求证，辨证论治”，达到了这个要求，这个病就会百分之百的被治愈。这次防治“非典”，中医专家们对这个病的病因、病机、病位的确认都是非常一致的，从理论上讲，治愈这个“世纪瘟疫”应该是“效如桴鼓”。但实际情况是，中药只是对“非典”的防治有明显的效果，并不能把它根治(至少目前如此)。为什么会出现理论治愈，实际不愈的矛盾现象呢？这是因为把所有的致病因素，发病机理，疾病转归和预后等都规定在经典和前人指定的框框之内。一切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等等都用这个“框框”之内的理论去解释。而事实上，任何疾病都不可能按照人们的意志去变化。显然，“非典”(包括其它很多病证)的致病原因已超过了中医病因学所认识的范畴，“效”而不愈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 百拇医药
其实这次防治“非典”，中医和西医都是在没有搞清楚病因的性情况下进行的，西医却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凭借防治其它传染病的共用理论，很快掌握了其一般规律，虽然 没有找到它的病因，依然使得不少病人康复痊愈。中医本来就“不存在”发病原因和机理不明的问题，也就不可能在这方面作更深入的研讨，很容易陶醉于“效”而不愈的层面上，根本就没有考虑如何从纯中医理论角度来提高对“非典”的进一步认识，而只是凭经验用中药去进行治疗。象这样理论上的原地踏步，如何能进一步提高中医药对 “非典” 的疗效呢？“中医疫病学”(暂切这样称呼)又如何发展壮大得起来？西医则不然，虽然可以治愈这种病，但它的真正的致病原因必须找到，所以开展了世界性的大会战，这不仅可望从根本上解决“非典”的危害，还会极大推动现代传染病学的突飞猛进。
2.中华中医药学会及一些地区制定了预防“非典”的中药推荐方，这就意味着，全国人民或地方成千上万的人民共用一首方。说它无效吧，专家学者把这些方的组成、作用、防病机理分析得头头是道，人民群众更是趋之若骛，深信不疑。但是从中医专业角度讲，这一举措又和中医理论产生了严重的冲突。不错，中医历来强调防重于治，高明的医生(上工)是“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治”就必须辨证，包括弄清“未病”可能发展成“已病”的病因、人的个体差异、地方环境不同、季节气候变化……等都是中医治病时医生考虑的因素，处方时根据辨证的结果，处以不同的方剂。现在可好，一首处方让千万人“通吃”，难道这不是中医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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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如果我们还不把解决中医理论的重大缺陷摆到非常重要的位置，还是那样墨守陈规，对中医药在临床上产生的实际效果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我们又何以去取信于别人呢？想想过去，明朝吴又可按常规治疗“疫病”疗效不好时，他都敢有创新思维，提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基本上抛弃了“六淫”致疫的论调，可以说是为“中医疫病学”的形成提供了一个重大转折机遇，然而，我们并没有把握住这个机遇。也许吴又可属“无名小辈”，他的“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纯是叛经离道；也许是因为现代人有了“微生物”致疫说法，我们就要标新立异，保持“特色”，不肯承认前人已结论，后人已证实的生物致疫这一客观事实呢。就连我们现在对“非典”的认识都还留恋在“六淫”的范畴，而对生物致疫依然是羞羞答答，讳莫如深。如果不突破这一点，中医的疫病学就不可能有实质进展。
我一直认为，中医的理论是不完备的理论，是一种不发展(或发展跟不上实际)的理论。先前我以为持这种观点的只有我等一小撮现代“激进”分子，遭人攻击时，总免不了“心虚”而“惶惶然”。近读吴又可《温疫论》，总算傍到了一位“老大爷”，也实实在在体会到老中医们告诫温习古书的好处。吴又可是这样说的：“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医者彷皇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吁!千载以来，何生民不幸如此。”中医理论的不完备，思想的保守僵化，给中医和民众带来的深重危害由此可见一斑。有了古人这张门面，我们为中医之忧而忧大放“厥词”时，底气也足得多了。, 百拇医药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是目前发现的新病种，几天前世界卫生组织(WHO)才确认，是由一种变异的冠状病毒所引起。由于中西医对这种病的治疗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给中医发挥特长提供了显山露水的机会。结果中医药在预防“非典”方面的确如人们所了解的那样，显出了令人信服的效果，WHO专家詹姆斯震博士在广东省中医院视察时，当得知“平均退烧时间缩短为7天，住院时间为18天左右”，他高兴地说“这一经验值得研究学习”，如果这种经验上升至常规治疗，那他对世界其它地方在防治非典型肺炎方面将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中国中医药报》2003年4月9日)。然而，仔细一想，当中医治病效果愈是明显的时候，愈显得和中医的理论有冲突，试以这次防治非典型肺炎这一实例做一分析：
1.北京、四川等地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出的一些防治方案可以看出，中医专家们一致把“非典”归为中医“温(热)病”的范畴。病因为感受疫毒时邪，病位在肺。基本病机特点为：热毒痰瘀，壅阻肺络，热盛邪实，湿邪内蕴，耗气伤阴，甚则出现气急喘脱的危象。首选卫气营血、三焦辨证作为诊治手段。从理论上讲，不管中医还是西医，一个病(证)只要病因明确，诊断准确，治愈它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中医更是明确主张，在治病时“审因求证，辨证论治”，达到了这个要求，这个病就会百分之百的被治愈。这次防治“非典”，中医专家们对这个病的病因、病机、病位的确认都是非常一致的，从理论上讲，治愈这个“世纪瘟疫”应该是“效如桴鼓”。但实际情况是，中药只是对“非典”的防治有明显的效果，并不能把它根治(至少目前如此)。为什么会出现理论治愈，实际不愈的矛盾现象呢？这是因为把所有的致病因素，发病机理，疾病转归和预后等都规定在经典和前人指定的框框之内。一切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等等都用这个“框框”之内的理论去解释。而事实上，任何疾病都不可能按照人们的意志去变化。显然，“非典”(包括其它很多病证)的致病原因已超过了中医病因学所认识的范畴，“效”而不愈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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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次防治“非典”，中医和西医都是在没有搞清楚病因的性情况下进行的，西医却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凭借防治其它传染病的共用理论，很快掌握了其一般规律，虽然 没有找到它的病因，依然使得不少病人康复痊愈。中医本来就“不存在”发病原因和机理不明的问题，也就不可能在这方面作更深入的研讨，很容易陶醉于“效”而不愈的层面上，根本就没有考虑如何从纯中医理论角度来提高对“非典”的进一步认识，而只是凭经验用中药去进行治疗。象这样理论上的原地踏步，如何能进一步提高中医药对 “非典” 的疗效呢？“中医疫病学”(暂切这样称呼)又如何发展壮大得起来？西医则不然，虽然可以治愈这种病，但它的真正的致病原因必须找到，所以开展了世界性的大会战，这不仅可望从根本上解决“非典”的危害，还会极大推动现代传染病学的突飞猛进。
2.中华中医药学会及一些地区制定了预防“非典”的中药推荐方，这就意味着，全国人民或地方成千上万的人民共用一首方。说它无效吧，专家学者把这些方的组成、作用、防病机理分析得头头是道，人民群众更是趋之若骛，深信不疑。但是从中医专业角度讲，这一举措又和中医理论产生了严重的冲突。不错，中医历来强调防重于治，高明的医生(上工)是“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治”就必须辨证，包括弄清“未病”可能发展成“已病”的病因、人的个体差异、地方环境不同、季节气候变化……等都是中医治病时医生考虑的因素，处方时根据辨证的结果，处以不同的方剂。现在可好，一首处方让千万人“通吃”，难道这不是中医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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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如果我们还不把解决中医理论的重大缺陷摆到非常重要的位置，还是那样墨守陈规，对中医药在临床上产生的实际效果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我们又何以去取信于别人呢？想想过去，明朝吴又可按常规治疗“疫病”疗效不好时，他都敢有创新思维，提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基本上抛弃了“六淫”致疫的论调，可以说是为“中医疫病学”的形成提供了一个重大转折机遇，然而，我们并没有把握住这个机遇。也许吴又可属“无名小辈”，他的“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纯是叛经离道；也许是因为现代人有了“微生物”致疫说法，我们就要标新立异，保持“特色”，不肯承认前人已结论，后人已证实的生物致疫这一客观事实呢。就连我们现在对“非典”的认识都还留恋在“六淫”的范畴，而对生物致疫依然是羞羞答答，讳莫如深。如果不突破这一点，中医的疫病学就不可能有实质进展。
我一直认为，中医的理论是不完备的理论，是一种不发展(或发展跟不上实际)的理论。先前我以为持这种观点的只有我等一小撮现代“激进”分子，遭人攻击时，总免不了“心虚”而“惶惶然”。近读吴又可《温疫论》，总算傍到了一位“老大爷”，也实实在在体会到老中医们告诫温习古书的好处。吴又可是这样说的：“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医者彷皇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吁!千载以来，何生民不幸如此。”中医理论的不完备，思想的保守僵化，给中医和民众带来的深重危害由此可见一斑。有了古人这张门面，我们为中医之忧而忧大放“厥词”时，底气也足得多了。,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