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札记： 再见，多利
作者：王艳红 来源：《中华读书报》消息
圣瓦伦丁节(即情人节)与伊拉克问题搅在一起，使2003年的2月14日透着甜蜜，也透着肃杀。相比起这两种喧闹，一只绵羊的死去，似乎谈不上惊天动地。不过，这只曾开创了一个时代的著名动物的命运终结，其科学意义与象征意义，在时间的冲刷下，或许将会更准确地显出它的深度。
14日晚，大家都在听电视里鲍威尔讲话时，我从BBC网站上看到了多利已死的一句话新闻。一惊之后，立即打电话，请罗斯林研究所的总机接线员确认了事实，拜托她帮忙接通相关研究人员。等待了约20分钟，电话断了。再打研究所的任何电话，都只能听到“现在没有人接，请在星期一至五的办公时间再打来”的录音。
那么，到爱丁堡去吧!
发生了大事，人先到现场再说，这是前辈的教诲。在我看来——后来的遭遇证明这仅仅是在我看来——这要算我任期里碰到的英国最大科学事件之一了。整理资料、收拾笔记本电脑和相机，一边在地铁站和火车站里狂奔，一边自我欣赏刚刚发掘出的奔跑与负重潜力。爬上午夜11点40分最后一班伦敦开往爱丁堡的火车，发现居然还有两分钟的余裕。
, http://www.100md.com
将近8小时后，我已在爱丁堡市中心火车站的月台上边走边跳，咒骂苏格兰的冬天。上次来探访多利并采访罗斯林研究所副所长(现在是所长了)哈里·格里芬，是2000年的12月，当时狼入羊圈般的兴奋使我忘记了大半的寒冷。不知是天气缘故，还是因为这次我是为了一件不那么愉快的事情而来，感到格外冷得厉害。
爱丁堡的出租车司机果然人人知道罗斯林研究所怎么走。不过这次的司机不像上次那位愿意大谈多利，反倒热情地给我介绍有600年历史的罗斯林教堂。我毫无兴趣地礼貌回应着，暗暗复习准备好的问题，心中的某种担忧隐隐加重了：星期六的早晨，研究所会有人么？即使有人，发生了这样的事，他们一定很不高兴、不会像从前那样愿意对媒体多谈吧？我把多利之死看得这样重，别的媒体又如何呢？虽然新闻是要抢的，但有些时候，记者多了也有人多势众的好处，一大群总比一个人难赶些。
罗斯林研究所在爱丁堡东南郊，该说幽静还是偏僻，要看参观者本人的心情。如果不是多着几幢办公建筑散置于草坪之间，研究所看上去就是一个农场。草上结着重霜，乍看去一片白色，仿佛昨夜刚下了雪。
, 百拇医药
下了出租车，担忧就基本上被证实了。大门口的门卫岗亭里没有人。最接近大门的第一幢建筑是共同培育多利的PPL公司，前面停车场里一辆车也没有。四周一片静寂，除了不远处有个烟囱在冒烟，完全没有人迹。我并不熟悉研究所内的建筑分布，转来转去，走到了那烟囱所在建筑的旁边，鸡鸣犬吠之声和某些气味提醒我，这里应该是研究所饲养各种动物的地方。好容易在这里找到一个老人，问到了研究所接待处的所在。
研究所办公楼前停着几辆车，不过从挡风玻璃上结的霜来看，只有一两辆是刚刚开来的。端起相机拍了一个“罗斯林研究所”金属牌的特写，按门铃，竟有人应，使我大为惊喜。接待处有两个人，一个保安模样、人高马大的中年人走过来——可以理解为迎接，不过当成拦阻似乎更合理，因为他脸色相当难看，毫无笑意。
我简单作了自我介绍，才说得一句“想了解一点详细的情况”，对方立刻说：“不，我不能告诉你任何事情。”我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试图通过重复问题和拐弯抹角来打听。但对方的回答是一大串的不：不，我不知道任何事；不，我不能告诉你；该发布的消息昨天已经发布了，如果有新消息会在星期一发布，现在没有任何信息可以提供；不，我不能告诉你任何人的联系方式；不，我并不知道星期一是否有新闻发布会或任何其他事件；……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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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就拉开了门，逐客。我无可奈何地告辞退了出来。站在满地繁霜的草地上，一边给领导和同事打电话诉苦兼请教，一边茫然失措地想，我连夜从伦敦赶到这里，就这么完结了吗？现在时间是上午9点半左右，不算早了，而除我之外竟然一个记者也没看见，也是奇事。去年初多利患关节炎的消息传出时，可要热闹得多了。或许今天的全球反战游行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吧。
踱到大门附近，一辆汽车从外面开来，我拦住了它。里面是一位看上去像科研人员的中年人，微笑着问我何事，态度倒是亲切。但一说到多利，他马上也冒出了一连串的不：不，我不知道任何事；不，我刚刚度完两个星期的假回来；不，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的名字。
我只得说了谢谢走开，他把车开到PPL公司门口停下，走进了公司。思索了一会，我仍不死心，想再到别的建筑物去找找人。但接近那无人的岗亭时，旁边竖立的一个扩音器里传来声音：“我是保安，请过来!”想必是有监视器，他们从屋子里看着。对我的再度自我介绍和请求，对方说“刚才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只好扮可怜：“我是连夜从伦敦过来的——”对方的口气略微软化了一点：“哦。”我说：“我现在必须决定，是在爱丁堡待到星期一，还是现在回伦敦。”保安道：“研究所现在关闭，到星期一早上才开放。”我借坡下驴地问：“那是否星期一早上会有新闻发布会？”对方提高了声音说：“不，我不知道任何关于新闻发布会的事。研究所现在关闭，不对游客开放，有什么事情必须预约。”
面对这样严厉的戒备，看来是没有法子了，我无可奈何地走到公路边去叫出租车。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但草地上的霜还没有消散的意思。陆续又有两三辆车子从僻静的公路上驶来，开进研究所大院，都像是内部人员，仍没有媒体记者。挫败与失落从心底涌上来，与上次由格里芬副所长陪同去逗多利时的兴奋与激动相比，实在是太令人沮丧了。也许，是被他们的沮丧殃及了吧。两年前来时，格里芬很乐观地预期说，多利应该还能活6到8年呢。
中午的爱丁堡火车站，候车厅里热闹得有些奇异。许多人成群结队地拥上一列火车，其中有人手里还拿着旗帜标语之类。知道的说，那是去格拉斯哥参加反战游行的。, 百拇医药
圣瓦伦丁节(即情人节)与伊拉克问题搅在一起，使2003年的2月14日透着甜蜜，也透着肃杀。相比起这两种喧闹，一只绵羊的死去，似乎谈不上惊天动地。不过，这只曾开创了一个时代的著名动物的命运终结，其科学意义与象征意义，在时间的冲刷下，或许将会更准确地显出它的深度。
14日晚，大家都在听电视里鲍威尔讲话时，我从BBC网站上看到了多利已死的一句话新闻。一惊之后，立即打电话，请罗斯林研究所的总机接线员确认了事实，拜托她帮忙接通相关研究人员。等待了约20分钟，电话断了。再打研究所的任何电话，都只能听到“现在没有人接，请在星期一至五的办公时间再打来”的录音。
那么，到爱丁堡去吧!
发生了大事，人先到现场再说，这是前辈的教诲。在我看来——后来的遭遇证明这仅仅是在我看来——这要算我任期里碰到的英国最大科学事件之一了。整理资料、收拾笔记本电脑和相机，一边在地铁站和火车站里狂奔，一边自我欣赏刚刚发掘出的奔跑与负重潜力。爬上午夜11点40分最后一班伦敦开往爱丁堡的火车，发现居然还有两分钟的余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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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的出租车司机果然人人知道罗斯林研究所怎么走。不过这次的司机不像上次那位愿意大谈多利，反倒热情地给我介绍有600年历史的罗斯林教堂。我毫无兴趣地礼貌回应着，暗暗复习准备好的问题，心中的某种担忧隐隐加重了：星期六的早晨，研究所会有人么？即使有人，发生了这样的事，他们一定很不高兴、不会像从前那样愿意对媒体多谈吧？我把多利之死看得这样重，别的媒体又如何呢？虽然新闻是要抢的，但有些时候，记者多了也有人多势众的好处，一大群总比一个人难赶些。
罗斯林研究所在爱丁堡东南郊，该说幽静还是偏僻，要看参观者本人的心情。如果不是多着几幢办公建筑散置于草坪之间，研究所看上去就是一个农场。草上结着重霜，乍看去一片白色，仿佛昨夜刚下了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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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办公楼前停着几辆车，不过从挡风玻璃上结的霜来看，只有一两辆是刚刚开来的。端起相机拍了一个“罗斯林研究所”金属牌的特写，按门铃，竟有人应，使我大为惊喜。接待处有两个人，一个保安模样、人高马大的中年人走过来——可以理解为迎接，不过当成拦阻似乎更合理，因为他脸色相当难看，毫无笑意。
我简单作了自我介绍，才说得一句“想了解一点详细的情况”，对方立刻说：“不，我不能告诉你任何事情。”我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试图通过重复问题和拐弯抹角来打听。但对方的回答是一大串的不：不，我不知道任何事；不，我不能告诉你；该发布的消息昨天已经发布了，如果有新消息会在星期一发布，现在没有任何信息可以提供；不，我不能告诉你任何人的联系方式；不，我并不知道星期一是否有新闻发布会或任何其他事件；……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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踱到大门附近，一辆汽车从外面开来，我拦住了它。里面是一位看上去像科研人员的中年人，微笑着问我何事，态度倒是亲切。但一说到多利，他马上也冒出了一连串的不：不，我不知道任何事；不，我刚刚度完两个星期的假回来；不，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的名字。
我只得说了谢谢走开，他把车开到PPL公司门口停下，走进了公司。思索了一会，我仍不死心，想再到别的建筑物去找找人。但接近那无人的岗亭时，旁边竖立的一个扩音器里传来声音：“我是保安，请过来!”想必是有监视器，他们从屋子里看着。对我的再度自我介绍和请求，对方说“刚才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只好扮可怜：“我是连夜从伦敦过来的——”对方的口气略微软化了一点：“哦。”我说：“我现在必须决定，是在爱丁堡待到星期一，还是现在回伦敦。”保安道：“研究所现在关闭，到星期一早上才开放。”我借坡下驴地问：“那是否星期一早上会有新闻发布会？”对方提高了声音说：“不，我不知道任何关于新闻发布会的事。研究所现在关闭，不对游客开放，有什么事情必须预约。”
面对这样严厉的戒备，看来是没有法子了，我无可奈何地走到公路边去叫出租车。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但草地上的霜还没有消散的意思。陆续又有两三辆车子从僻静的公路上驶来，开进研究所大院，都像是内部人员，仍没有媒体记者。挫败与失落从心底涌上来，与上次由格里芬副所长陪同去逗多利时的兴奋与激动相比，实在是太令人沮丧了。也许，是被他们的沮丧殃及了吧。两年前来时，格里芬很乐观地预期说，多利应该还能活6到8年呢。
中午的爱丁堡火车站，候车厅里热闹得有些奇异。许多人成群结队地拥上一列火车，其中有人手里还拿着旗帜标语之类。知道的说，那是去格拉斯哥参加反战游行的。,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