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模式进入多元化时代
作者：张田勘
“非典”疫情警示人们：传染病并未退出历史舞台 医学模式进入多元化时代
相当多的人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人类的疾病谱和相应的医学模式已经转移，由于有各种抗生素和疫苗，传染病已经被我们征服或已不那么可怕。因而，当非典型肺炎这种迄今人类还无法对付的新型传染病流行时，便造成了人们普遍的担心，甚至恐慌。
目前，不仅专业人员，就连普通公民也意识到，传染病可能永远不会绝迹。当今时代仍然是生物医学模式与社会心理医学模式并存的时代，而非一种模式取代另一种模式。
人类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认识疾病、与疾病作斗争并治愈和消灭疾病的历史。1980年5月28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人类从此在全球消灭了天花。也因此，这一天成为人类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分界线，它标志着在此之前主要是生物致病菌(病原菌)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医学模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 http://www.100md.com
也就是在当时和稍后，就有一些专家提出，当今世界的医学模式实际上已经转变，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和防治也应当转变。这就是，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社会-心理-医学模式的转变，即以前人类的疾病主要是由生物因素引起的传染病，而当今及以后的主要疾病是由社会和心理(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引发的“慢病”。这一理念也得到了WHO的认同。然而，今天不断发生的由生物致病原引起的传染病，如艾滋病、非典型肺炎等，不得不让人们再次反思当今时代和未来的医学与疾病防治模式。
疾病谱和医学模式确有改变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世界和我国的疾病谱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由过去的生物因素引起的传染病变为非生物因素或生物因素较少的非传染病。比如，20世纪50年代，我国城市居民疾病死亡原因依次为呼吸系统疾病、传染病、消化系统疾病、心脏病和脑血管病，到了20世纪80年代，死因则变成心脏病、脑血管病、恶性肿瘤(癌症)、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病已成为人们健康和生命的主要杀手。
, 百拇医药
到了1991～1992年，全国疾病监测系统的报告表明，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脑卒中已成为危害人们生命的第一杀手。1994年，城市居民脑血管病死亡率为130.48/10万，心脏病死亡率为90.10/10万，分别是1957年的3.3倍和1.9倍。1980年，全国的糖尿病患病率不足1%，但到1996年已经高达3.21%。下面这个表格就是疾病谱变化的显现，而这种疾病谱的明显变化在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出现了。
20世纪90年代初期，参加在北京召开的WHO主持的“慢性非传染病控制综合规划中心主任会议”的不少中外医学专家们还预言：大约在2015年，生活方式疾病将成为导致人们死亡的最重要原因!那时，发达国家死于生活方式病的人数将占总死亡人数的75%，而发展中国家这一数字将达到60%。当时，作为这种预言的基础是，心脑血管病、肿瘤分别成为发达国家的第一、第二位死因。
还有一些情况表现出生活方式致病的严酷性。我国的超重者与肥胖者的比例为8：1，在世界上已是首屈一指；每13秒钟就有一位心脑血管病人死亡；有近1亿人口是骨质疏松症的潜在患者；相当比例的国人患有睡眠障碍症；被称为“富裕病”的脂肪肝在我国的发病率明显上升，其中30～40岁的男性占25%；我国的精神障碍在疾病治疗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发病率为13.47%，全国约有精神病人16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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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说明，如今人类的疾病谱已大大转变，生活方式和心理因素导致的疾病成为影响人们健康和危及生命的主要原因。
传染病并未退出历史舞台
正如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是一个多元的综合体一样，疾病的产生、种类也呈现出多元化面貌。虽然大量的事实表明，当今人类的疾病谱发生了变化，但是由病原微生物引起的传染性疾病并不甘心退出人们生活的领域，或者说生物致病原本身就在与人类分享自然这一生态环境，并相互竞争，所以传染病并没有消失。
表现在旧的传染病消灭了，但新的传染病出现了，过去的一些传染病在适宜的条件下又死灰复燃了，还有一些变异的传染病也产生了。在此情况下，就不能把疾病谱和医学模式的转移简单地看作两者的替换，而应当是两种医学模式的并存，或者说是传染病与“慢病”的犬牙交错状态。
比如，近些年人们所耳闻目睹的传染病就有下面一些：埃博拉病、克雅氏病、艾滋病、莱姆病、登革热、猫抓病、军团病、结核病、西尼罗河病、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胃溃疡、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Ⅰ型导致的淋巴细胞白血病，在亚热带和热带很难灭迹的疟疾、霍乱，还有白喉、鼠疫以及现在的非典型肺炎，当然还得加上年年变异、年年出现的流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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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类对传染病不敢掉以轻心的是，它们仍然有存在的理由和方式，它们并没有完全灭绝。其一，旧有传染病会在新形式下爆发，而且有些疾病看似消灭了，但实际上是以新的形式死灰复燃，如结核病、埃博拉病毒等；其二，变化是永恒的，新的传染病总是伴随着人们的生活而产生，典型的如艾滋病、非典型肺炎；其三，随着环境的变化、生活方式的改变(如滥用抗生素)，也可产生新的传染病，如每年的流感变异病毒引起的不同流感、疯牛病与克雅氏病(疯人病)等，其实这也可以归纳到第二类中去，即新的传染病的产生。
两类疾病的最佳见证
要解释第一类和第三类情况，两种疾病是最好的例证，一是埃博拉病，二是结核病。
埃博拉是民主刚果北部的一条河流，1976年一场烈性传染病首次肆虐那里，造成沿河55个村庄280人命丧黄泉。由于这种病病因不明，便称为埃博拉病。3年后，埃博拉病毒又在苏丹出现，也造成数百人死亡。此后，这种不明病因的疾病每隔几年或10余年就要兴风作浪一次，或大打，或小闹，弄得全世界人心惶惶。最近的两次大爆发是1995年在民主刚果，夺去245人的生命，一次是2000年在乌干达，导致近百人丧生。从1996年以来，经WHO确认，全球有1100人染上埃博拉病毒，死亡793人，死亡率高达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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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迄今人类还没有完全弄清埃博拉病的真相，目前只知道它由一种丝状病毒引起，而且有4个不同的变种。其一是民主刚果北部的病毒变种，其二是在苏丹南部发病发现的病毒变种，其三是1989年在美国雷斯顿实验室发现的使恒河猴染病的病毒变种，其四是1996年在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从一名瑞士女病人身上分离出的病毒变种。因此，埃博拉是一种随人们生活和环境变化像感冒病毒那样不断变异的生物致病原。它像一个阴影，随时伴随着人类，迄今埃博拉还被视为一种“神秘”的传染病。
结核病在今天的传染和致病厉害程度也许不被一般人所了解，其实它是在各种传染病中夺人性命最多的可怕疾病，远比今天的非典型肺炎厉害。结核病在20世纪70年代曾一度得到控制，因此被视为是一种可以防治的传染病。但在不经意间，1990年全球突然发现了750万结核病人，于是1993年，WHO不得不向全球宣布，结核病在全世界进入“紧急状态”。然而，翌年全球结核病人数就上升到880万，到了2000年，全球结核病人估计为1020万人，分布在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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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国内，2000年的流行病学调查表明，全国活动性肺结核的患病率达366.9/10万人，传染性肺结核患病率为122/10万人，估计全国有肺结核病人500多万，传染性肺结核病人200多万，每年结核病导致的死亡人数是15万，所以被称为在各种传染病中单一病种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疾病。
为什么结核病会死灰复燃，原因有几个。一是以为在抗生素和疫苗广泛应用的时代，传染病已经成为人们的手下败将，全球都忽视了结核病的防治；二是耐药病菌的广泛传播；三是人口迅速增长；四是移民、难民的大量产生造成结核病传播扩大；四是旅游和全球化造成的人际交流快速而便捷，传染病的传播也变得快捷而容易；五是艾滋病流行造成特定人群免疫力下降等。
埃博拉的神秘莫测和结核病的死灰复燃说明，虽然人类科技进步使得抗生素、疫苗成为控制和消灭传染病的有力武器，人类的疾病谱也随之产生变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染病的绝迹，也不意味着传染病对人类的健康和生命不再造成危害。相反在新形式下，传染病对人类的生命和健康仍具有非常严重的威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生物-医学模式还并没有完全向社会-心理-医学模式转移，更不能说一种模式取代另一种模式，人类目前还是处在两种或多种医学模式并存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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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疫情为我们敲响警钟
非典型肺炎是新型传染病的缩影，它与艾滋病一样是人们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环境(自然的和社会两种环境)产生的新传染病。艾滋病是在1980年WHO宣布在全球消灭了天花之后5年，在美国首先被发现的一种新型传染病。正是这种迄今人类还无法对付的新型传染病不仅使专业人员，也使普通公民意识到，传染病永远不会绝迹，医学模式的转变并非单纯的转型，只不过有时呈现为孰轻孰重，有时表现为两者并存，而非典型肺炎的出现则说明，新传染病的出现并非是单一的，而可能是成双成对、大量出现的，也因此在今天，两种或多元的医学模式是并存的。
非典型肺炎在国外又称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evere AcuteRespiratory Syndrome，SARS)，世界卫生组织每天都在通报新的疫情，目前全球已经在近30个国家和地区发现SARS，确诊的有4000多人，死亡人数为251人。我国除台湾和香港以外，共累计报告2601多例，主要集中在广东省的部分地区，有1374例。全国已治愈1277例，死亡115例(截至4月24日20时统计)。随着SARS的发展，这些统计数字还会不断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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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还是各国的卫生专家都预测，SARS的高发期尚未到来。虽然SARS的传染性极强，但其死亡率并不高，在3%～5%之间。但是，SARS还是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担心，甚至惊恐。2月份广东发生SARS流行，随后得到及时遏制，事后有媒体分析说，比病毒更危险的是盲从。但是，为什么会盲从，这正是直到今天还让人担心的原因。因为，迄今我们仍然对SARS了解不多。
拨开迷雾尚需要时日
人们的真正担心在于SARS的几个不明确性。
一是病因尚不完全明了
虽然通过世界13个实验室的共同奋战，WHO已确定引起SARS是一种冠状病毒的变体，而且对这种病毒也做了全基因测序，但是全球医学家的意见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比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有些专家最早认为SARS的病原菌是一种衣原体，后来又认为是衣原体和冠状病毒共同作用导致S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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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即使认定冠状病毒变体是SARS的元凶，但在全球各地发生的SARS是否由同一种病毒引起还有待确定，因为这种病毒的变异速度极快。所以，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研究才能彻底探明病毒的真实身份。
二是SARS的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明确
虽然有专业人员称该病可随飞沫在空气中传播，但也有专家认为空气不一定能传播，反倒是体液，如共用餐、便器及排泄物等可以传染，比如香港淘大花园公寓的住户染病率最高，专业人员发现原因之一是这一建筑楼的排污和抽水马桶设计有问题，容易受到污染，也因此在预防上不排除针对这些传播途径的方法，如戴口罩、隔离、用清水和肥皂勤洗手和脸，冲洗抽水马桶、消毒等。
三是疫源地尚不明确
尽管SARS最初是在中国广东佛山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SARS发源于中国，比如，艾滋病于1985年最早在美国发现，但迄今还不能确定其发源地就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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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对SARS的有效治疗方式还在探索之中
因为迄今还未发现对这种冠状病毒变体的有效药物，也就不能保证100%的治愈率。世界各地对SARS的治疗并没有明确的方法，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土法新法一起上马，“偏方验方”共同探索。但有一点是比较共同的，用抗病毒药和类固醇药物治疗。
SARS提出新问题
SARS在中国和世界各地流传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即在此之前相当多的人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人类的疾病谱和相应的医学模式已经转移，由于有各种抗生素和疫苗，传染病已经被我们征服或已经不那么可怕，因而出现了普遍的“轻敌”思想，而一旦新的传染病出现，并在短时间内无法查明原因，而且有相当多的人染病，还有不低的死亡率，从而造成了人们的普遍担心，甚至恐慌。
对SARS的防治过程就多多少少体现了这种“轻敌”思想。在广东2月份流行SARS时，由于医护人员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需要严格按传染病防治方法来治疗的疾病，致使相当多的医护人员由于没有采取严格的传染病操作方式而染上SARS，当时医护人员染上该病的人数占染病总人数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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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人们对一种事物和现象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所以在认识到这是一种新的传染病并严格按照传染病的治疗原则、方式、规程和操作方式来治疗后，不仅医护人员的感染率大大下降，而且疾病的治愈率也大大上升。也正是对疾病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所以按过去国内卫生防疫的相关规定，SARS并不是法定的传染病，在最初也没有及时通报，这也是造成民众恐慌的原因之一。
我们对这次SARS疫情也存在应对不足的地方。这些不足正是我们每个人、全社会过去所秉持“传染病已经不是威胁人类主要疾病”的观念的体现，也是在医学模式发生变化后“轻敌”思想的后果。目前，我国已把SARS列为新的法定传染病，只是对它的发病原因、传播途径和方式、治疗方法，以及预防都还需要相当多的时间和大量艰苦的研究才能获得。
WHO总干事布伦特兰和一些国家的医学专家透露，针对SARS的疫苗也正在研制当中。一旦对致病原彻底了解，并找到相应的针对性治疗方法，如发现SARS病毒敏感的药物，加上预防疫苗的出现，彻底征服SARS就为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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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艾滋病到非典型肺炎给我们的启发是，当今时代仍然是生物-医学模式与社会-心理-医学模式并存的时代，而非一种模式取代另一种模式，也不是一种模式单纯取代另一种模式，而且WHO也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非典型肺炎发生之前、艾滋病传播越来越严重之时，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全球警惕，采取行动——防范新出现的传染病。
尽管WHO并没有明确提出医学模式的多元化，但从这一观念的提出已经在提示和指向医学模式的多元化，因为新的传染病和死灰复燃的传染病都会一直伴随着人类，更何况人类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不仅会产生生活方式病，同样会引起新的传染病，并使传染病变得更为危险和凶残，例如滥用抗生素引起的新的耐药病菌产生的传染病，以及全球化引起疾病的迅速而大规模流行。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疾病谱和医学模式同样是多元化的。, 百拇医药
“非典”疫情警示人们：传染病并未退出历史舞台 医学模式进入多元化时代
相当多的人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人类的疾病谱和相应的医学模式已经转移，由于有各种抗生素和疫苗，传染病已经被我们征服或已不那么可怕。因而，当非典型肺炎这种迄今人类还无法对付的新型传染病流行时，便造成了人们普遍的担心，甚至恐慌。
目前，不仅专业人员，就连普通公民也意识到，传染病可能永远不会绝迹。当今时代仍然是生物医学模式与社会心理医学模式并存的时代，而非一种模式取代另一种模式。
人类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认识疾病、与疾病作斗争并治愈和消灭疾病的历史。1980年5月28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人类从此在全球消灭了天花。也因此，这一天成为人类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分界线，它标志着在此之前主要是生物致病菌(病原菌)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医学模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 http://www.100md.com
也就是在当时和稍后，就有一些专家提出，当今世界的医学模式实际上已经转变，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和防治也应当转变。这就是，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社会-心理-医学模式的转变，即以前人类的疾病主要是由生物因素引起的传染病，而当今及以后的主要疾病是由社会和心理(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引发的“慢病”。这一理念也得到了WHO的认同。然而，今天不断发生的由生物致病原引起的传染病，如艾滋病、非典型肺炎等，不得不让人们再次反思当今时代和未来的医学与疾病防治模式。
疾病谱和医学模式确有改变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世界和我国的疾病谱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由过去的生物因素引起的传染病变为非生物因素或生物因素较少的非传染病。比如，20世纪50年代，我国城市居民疾病死亡原因依次为呼吸系统疾病、传染病、消化系统疾病、心脏病和脑血管病，到了20世纪80年代，死因则变成心脏病、脑血管病、恶性肿瘤(癌症)、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病已成为人们健康和生命的主要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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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91～1992年，全国疾病监测系统的报告表明，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脑卒中已成为危害人们生命的第一杀手。1994年，城市居民脑血管病死亡率为130.48/10万，心脏病死亡率为90.10/10万，分别是1957年的3.3倍和1.9倍。1980年，全国的糖尿病患病率不足1%，但到1996年已经高达3.21%。下面这个表格就是疾病谱变化的显现，而这种疾病谱的明显变化在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出现了。
20世纪90年代初期，参加在北京召开的WHO主持的“慢性非传染病控制综合规划中心主任会议”的不少中外医学专家们还预言：大约在2015年，生活方式疾病将成为导致人们死亡的最重要原因!那时，发达国家死于生活方式病的人数将占总死亡人数的75%，而发展中国家这一数字将达到60%。当时，作为这种预言的基础是，心脑血管病、肿瘤分别成为发达国家的第一、第二位死因。
还有一些情况表现出生活方式致病的严酷性。我国的超重者与肥胖者的比例为8：1，在世界上已是首屈一指；每13秒钟就有一位心脑血管病人死亡；有近1亿人口是骨质疏松症的潜在患者；相当比例的国人患有睡眠障碍症；被称为“富裕病”的脂肪肝在我国的发病率明显上升，其中30～40岁的男性占25%；我国的精神障碍在疾病治疗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发病率为13.47%，全国约有精神病人16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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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说明，如今人类的疾病谱已大大转变，生活方式和心理因素导致的疾病成为影响人们健康和危及生命的主要原因。
传染病并未退出历史舞台
正如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是一个多元的综合体一样，疾病的产生、种类也呈现出多元化面貌。虽然大量的事实表明，当今人类的疾病谱发生了变化，但是由病原微生物引起的传染性疾病并不甘心退出人们生活的领域，或者说生物致病原本身就在与人类分享自然这一生态环境，并相互竞争，所以传染病并没有消失。
表现在旧的传染病消灭了，但新的传染病出现了，过去的一些传染病在适宜的条件下又死灰复燃了，还有一些变异的传染病也产生了。在此情况下，就不能把疾病谱和医学模式的转移简单地看作两者的替换，而应当是两种医学模式的并存，或者说是传染病与“慢病”的犬牙交错状态。
比如，近些年人们所耳闻目睹的传染病就有下面一些：埃博拉病、克雅氏病、艾滋病、莱姆病、登革热、猫抓病、军团病、结核病、西尼罗河病、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胃溃疡、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Ⅰ型导致的淋巴细胞白血病，在亚热带和热带很难灭迹的疟疾、霍乱，还有白喉、鼠疫以及现在的非典型肺炎，当然还得加上年年变异、年年出现的流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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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类对传染病不敢掉以轻心的是，它们仍然有存在的理由和方式，它们并没有完全灭绝。其一，旧有传染病会在新形式下爆发，而且有些疾病看似消灭了，但实际上是以新的形式死灰复燃，如结核病、埃博拉病毒等；其二，变化是永恒的，新的传染病总是伴随着人们的生活而产生，典型的如艾滋病、非典型肺炎；其三，随着环境的变化、生活方式的改变(如滥用抗生素)，也可产生新的传染病，如每年的流感变异病毒引起的不同流感、疯牛病与克雅氏病(疯人病)等，其实这也可以归纳到第二类中去，即新的传染病的产生。
两类疾病的最佳见证
要解释第一类和第三类情况，两种疾病是最好的例证，一是埃博拉病，二是结核病。
埃博拉是民主刚果北部的一条河流，1976年一场烈性传染病首次肆虐那里，造成沿河55个村庄280人命丧黄泉。由于这种病病因不明，便称为埃博拉病。3年后，埃博拉病毒又在苏丹出现，也造成数百人死亡。此后，这种不明病因的疾病每隔几年或10余年就要兴风作浪一次，或大打，或小闹，弄得全世界人心惶惶。最近的两次大爆发是1995年在民主刚果，夺去245人的生命，一次是2000年在乌干达，导致近百人丧生。从1996年以来，经WHO确认，全球有1100人染上埃博拉病毒，死亡793人，死亡率高达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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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迄今人类还没有完全弄清埃博拉病的真相，目前只知道它由一种丝状病毒引起，而且有4个不同的变种。其一是民主刚果北部的病毒变种，其二是在苏丹南部发病发现的病毒变种，其三是1989年在美国雷斯顿实验室发现的使恒河猴染病的病毒变种，其四是1996年在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从一名瑞士女病人身上分离出的病毒变种。因此，埃博拉是一种随人们生活和环境变化像感冒病毒那样不断变异的生物致病原。它像一个阴影，随时伴随着人类，迄今埃博拉还被视为一种“神秘”的传染病。
结核病在今天的传染和致病厉害程度也许不被一般人所了解，其实它是在各种传染病中夺人性命最多的可怕疾病，远比今天的非典型肺炎厉害。结核病在20世纪70年代曾一度得到控制，因此被视为是一种可以防治的传染病。但在不经意间，1990年全球突然发现了750万结核病人，于是1993年，WHO不得不向全球宣布，结核病在全世界进入“紧急状态”。然而，翌年全球结核病人数就上升到880万，到了2000年，全球结核病人估计为1020万人，分布在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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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国内，2000年的流行病学调查表明，全国活动性肺结核的患病率达366.9/10万人，传染性肺结核患病率为122/10万人，估计全国有肺结核病人500多万，传染性肺结核病人200多万，每年结核病导致的死亡人数是15万，所以被称为在各种传染病中单一病种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疾病。
为什么结核病会死灰复燃，原因有几个。一是以为在抗生素和疫苗广泛应用的时代，传染病已经成为人们的手下败将，全球都忽视了结核病的防治；二是耐药病菌的广泛传播；三是人口迅速增长；四是移民、难民的大量产生造成结核病传播扩大；四是旅游和全球化造成的人际交流快速而便捷，传染病的传播也变得快捷而容易；五是艾滋病流行造成特定人群免疫力下降等。
埃博拉的神秘莫测和结核病的死灰复燃说明，虽然人类科技进步使得抗生素、疫苗成为控制和消灭传染病的有力武器，人类的疾病谱也随之产生变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染病的绝迹，也不意味着传染病对人类的健康和生命不再造成危害。相反在新形式下，传染病对人类的生命和健康仍具有非常严重的威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生物-医学模式还并没有完全向社会-心理-医学模式转移，更不能说一种模式取代另一种模式，人类目前还是处在两种或多种医学模式并存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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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疫情为我们敲响警钟
非典型肺炎是新型传染病的缩影，它与艾滋病一样是人们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环境(自然的和社会两种环境)产生的新传染病。艾滋病是在1980年WHO宣布在全球消灭了天花之后5年，在美国首先被发现的一种新型传染病。正是这种迄今人类还无法对付的新型传染病不仅使专业人员，也使普通公民意识到，传染病永远不会绝迹，医学模式的转变并非单纯的转型，只不过有时呈现为孰轻孰重，有时表现为两者并存，而非典型肺炎的出现则说明，新传染病的出现并非是单一的，而可能是成双成对、大量出现的，也因此在今天，两种或多元的医学模式是并存的。
非典型肺炎在国外又称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evere AcuteRespiratory Syndrome，SARS)，世界卫生组织每天都在通报新的疫情，目前全球已经在近30个国家和地区发现SARS，确诊的有4000多人，死亡人数为251人。我国除台湾和香港以外，共累计报告2601多例，主要集中在广东省的部分地区，有1374例。全国已治愈1277例，死亡115例(截至4月24日20时统计)。随着SARS的发展，这些统计数字还会不断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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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还是各国的卫生专家都预测，SARS的高发期尚未到来。虽然SARS的传染性极强，但其死亡率并不高，在3%～5%之间。但是，SARS还是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担心，甚至惊恐。2月份广东发生SARS流行，随后得到及时遏制，事后有媒体分析说，比病毒更危险的是盲从。但是，为什么会盲从，这正是直到今天还让人担心的原因。因为，迄今我们仍然对SARS了解不多。
拨开迷雾尚需要时日
人们的真正担心在于SARS的几个不明确性。
一是病因尚不完全明了
虽然通过世界13个实验室的共同奋战，WHO已确定引起SARS是一种冠状病毒的变体，而且对这种病毒也做了全基因测序，但是全球医学家的意见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比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有些专家最早认为SARS的病原菌是一种衣原体，后来又认为是衣原体和冠状病毒共同作用导致S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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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即使认定冠状病毒变体是SARS的元凶，但在全球各地发生的SARS是否由同一种病毒引起还有待确定，因为这种病毒的变异速度极快。所以，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研究才能彻底探明病毒的真实身份。
二是SARS的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明确
虽然有专业人员称该病可随飞沫在空气中传播，但也有专家认为空气不一定能传播，反倒是体液，如共用餐、便器及排泄物等可以传染，比如香港淘大花园公寓的住户染病率最高，专业人员发现原因之一是这一建筑楼的排污和抽水马桶设计有问题，容易受到污染，也因此在预防上不排除针对这些传播途径的方法，如戴口罩、隔离、用清水和肥皂勤洗手和脸，冲洗抽水马桶、消毒等。
三是疫源地尚不明确
尽管SARS最初是在中国广东佛山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SARS发源于中国，比如，艾滋病于1985年最早在美国发现，但迄今还不能确定其发源地就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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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对SARS的有效治疗方式还在探索之中
因为迄今还未发现对这种冠状病毒变体的有效药物，也就不能保证100%的治愈率。世界各地对SARS的治疗并没有明确的方法，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土法新法一起上马，“偏方验方”共同探索。但有一点是比较共同的，用抗病毒药和类固醇药物治疗。
SARS提出新问题
SARS在中国和世界各地流传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即在此之前相当多的人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人类的疾病谱和相应的医学模式已经转移，由于有各种抗生素和疫苗，传染病已经被我们征服或已经不那么可怕，因而出现了普遍的“轻敌”思想，而一旦新的传染病出现，并在短时间内无法查明原因，而且有相当多的人染病，还有不低的死亡率，从而造成了人们的普遍担心，甚至恐慌。
对SARS的防治过程就多多少少体现了这种“轻敌”思想。在广东2月份流行SARS时，由于医护人员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需要严格按传染病防治方法来治疗的疾病，致使相当多的医护人员由于没有采取严格的传染病操作方式而染上SARS，当时医护人员染上该病的人数占染病总人数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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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人们对一种事物和现象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所以在认识到这是一种新的传染病并严格按照传染病的治疗原则、方式、规程和操作方式来治疗后，不仅医护人员的感染率大大下降，而且疾病的治愈率也大大上升。也正是对疾病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所以按过去国内卫生防疫的相关规定，SARS并不是法定的传染病，在最初也没有及时通报，这也是造成民众恐慌的原因之一。
我们对这次SARS疫情也存在应对不足的地方。这些不足正是我们每个人、全社会过去所秉持“传染病已经不是威胁人类主要疾病”的观念的体现，也是在医学模式发生变化后“轻敌”思想的后果。目前，我国已把SARS列为新的法定传染病，只是对它的发病原因、传播途径和方式、治疗方法，以及预防都还需要相当多的时间和大量艰苦的研究才能获得。
WHO总干事布伦特兰和一些国家的医学专家透露，针对SARS的疫苗也正在研制当中。一旦对致病原彻底了解，并找到相应的针对性治疗方法，如发现SARS病毒敏感的药物，加上预防疫苗的出现，彻底征服SARS就为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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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艾滋病到非典型肺炎给我们的启发是，当今时代仍然是生物-医学模式与社会-心理-医学模式并存的时代，而非一种模式取代另一种模式，也不是一种模式单纯取代另一种模式，而且WHO也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非典型肺炎发生之前、艾滋病传播越来越严重之时，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全球警惕，采取行动——防范新出现的传染病。
尽管WHO并没有明确提出医学模式的多元化，但从这一观念的提出已经在提示和指向医学模式的多元化，因为新的传染病和死灰复燃的传染病都会一直伴随着人类，更何况人类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不仅会产生生活方式病，同样会引起新的传染病，并使传染病变得更为危险和凶残，例如滥用抗生素引起的新的耐药病菌产生的传染病，以及全球化引起疾病的迅速而大规模流行。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疾病谱和医学模式同样是多元化的。,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