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味人生] 积聚生命的力量
作者：唐颖
四月在想望中该是轻松的，写了八个月的小说可以脱稿，累积多日的个人事务需要完成，去市中心找我的理发师修剪头发，去牙防所补牙齿，去商厦shopping，或者说去吸氧，巨大的shoppingmall令城市女人鲜活，虽然那里是个封闭的缺氧的通风不力的空间，在今日笼罩SARS阴影的时候。而最令我快乐期待的是终于又可以无所事事，喝咖啡研究食谱找地方吃饭与朋友相聚，一天接一天奢侈地消磨时光。 可四月从第一天开始基调就变了。那晚回到家已快十点，便听到张国荣跳楼的消息，我在想六点三十六分我在干什么？我和朋友们坐在一家小小的日式料理店，清酒倒在酒杯里，我们正举起杯子？ 那几天凤凰台的新闻画面有几分悲情片的味道，那是个伤感的香港，说粤语吃生猛海鲜的香港市民泪水涟涟，事实上那时的香港就已经被SARS围困，只是我们没有感同身受，只是因了张国荣，让我们和另一个城市的市民一起惊骇人生无常。 接下来的日子连伤怀两字也显得过于轻飘，非典的蔓延令我们突然面临国难，从悲情片跌入毫无美感、被病毒威胁的现实，随着疫情的透明，现实在严峻和黑色起来，不敢出门了，懊恼不能去修头发补牙齿，可是想到那些已感染非典正危在旦夕的人们，这懊恼只令我产生愧疚。 奇怪的是，当现实的危机迫近时，却想起了电影《卡桑德拉大桥》，那部被瘟疫迅猛遍及的列车突然轰隆隆疾驰而来。家里几千张VCD和DVD片子，竟没有这张片子，责怪丈夫没有收藏这张片子，他不解地瞥了我一眼，让我觉得自己的可笑，我们不是靠编电视剧和电影为生？如何竟要从虚构的影片里寻找出路？ 两个在新加坡报馆工作的朋友打来电话，她们说，我们这里要崩溃了，五百辆出租车退租，乌节路(如同上海南京路)没有人，真的很可怕哎，就像到了末世。她们感叹着，又说，报馆拿不到广告，工作日缩短，也许要裁员了。打电话时她们坐在一条叫巴厘巷的小咖啡室，她们似在笑着说，整个下午只有我们两人，没有人消费，所以我们坐在这里是救市。然后她们告诉我一位年轻的新加坡医生感染SARS今天死去，才二十九岁啊，她们深深地叹息。是，我们为那些在不同城市以身殉职的白衣工作者心痛，在广州在香港在越南，我也为新加坡难过，我在那个城市工作生活过，那是个规矩守法干净到洁癖也是有些脆弱的城市，我能想象突然蔓延的SARS对他们的打击。 那天，我从凤凰台看到香港市民将美丽的卡片挂满一树送到医院，曾在东南亚金融风暴中从富人沦为穷人的人却在非典时期走上街做义工，我对这个城市的市民再一次刮目相看。谁说香港没文化，一个懂得悲悯知道感恩并且愿意奉献的城市太有文化了。 这样的日子，一些看起来是微小的细节常会让人眼睛潮湿，比如，北京宣武医院在接受非典病人前一天，医院的理发室突然挤满女医生女护士，她们要剪去自己心爱的长发，为了减少感染途径。 那时北京每天以三位数的感染数字递进令人焦灼不宁，我给在京高校任教的旧同窗打电话，未料她说，我也正想给你打电话，最近有许多关于非典的笑话，当即就说了，就笑了。我突然就喜欢起北京市民贫嘴中的几分黑色幽默，而同窗的从容镇定反给了我安慰。 好友芷君和哥哥子松都是海归派，在上海创办水泥公司。早在三月他们就弄来大量灵芝草让公司员工喝了预防，又从海外快递大量口罩发给员工，他们不打算回美国有与上海员工同舟共济的意思。她的女儿在国际学校读书，有一天在学校大哭，因为班里同学走了一半。她痛问，国际学校怎么是这样的？他们怎么说走就走了？ 芷君给我送来口罩，我说自己离职不用出门上班担心在路途遭到感染，问题是我与社会脱节了我能做点什么，我问她可去哪里做义工？她建议我去居委会问问看，居委会？我们都笑了，一个久违的机构。 女制片人伊拉等着我写完小说与她一起去广西采访写一个电视电影，她打来电话说，现在什么都不能做了，在家里做瑜珈。想起自己也有瑜珈录像带却一直没有时间学，是啊，与其在家空自焦虑像只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不如练瑜珈。 非典带来的正面影响是，人们开始过健康生活，做操跑步，通风消毒洗手。劳动节，我们去爬佘山天马山，去植物园走路做深呼吸，我们多么渴望自己的肺得到新鲜空气的清洗，获得某种新生。 一位留英的新加坡电影人希望把我的《瞬间之旅》改成电影，她曾每天写Email来讨论。四月中有一晚，我的儿子有几分热度，虽然知道是受寒，可我仍禁不住地恐惧。我每小时给他量体温，几乎彻夜未睡，我告诉她，儿子热度虽然退了，可我没有力气谈论电影。她回信说，等我们重新积聚起生命的力量再来讨论吧。, 百拇医药
四月在想望中该是轻松的，写了八个月的小说可以脱稿，累积多日的个人事务需要完成，去市中心找我的理发师修剪头发，去牙防所补牙齿，去商厦shopping，或者说去吸氧，巨大的shoppingmall令城市女人鲜活，虽然那里是个封闭的缺氧的通风不力的空间，在今日笼罩SARS阴影的时候。而最令我快乐期待的是终于又可以无所事事，喝咖啡研究食谱找地方吃饭与朋友相聚，一天接一天奢侈地消磨时光。 可四月从第一天开始基调就变了。那晚回到家已快十点，便听到张国荣跳楼的消息，我在想六点三十六分我在干什么？我和朋友们坐在一家小小的日式料理店，清酒倒在酒杯里，我们正举起杯子？ 那几天凤凰台的新闻画面有几分悲情片的味道，那是个伤感的香港，说粤语吃生猛海鲜的香港市民泪水涟涟，事实上那时的香港就已经被SARS围困，只是我们没有感同身受，只是因了张国荣，让我们和另一个城市的市民一起惊骇人生无常。 接下来的日子连伤怀两字也显得过于轻飘，非典的蔓延令我们突然面临国难，从悲情片跌入毫无美感、被病毒威胁的现实，随着疫情的透明，现实在严峻和黑色起来，不敢出门了，懊恼不能去修头发补牙齿，可是想到那些已感染非典正危在旦夕的人们，这懊恼只令我产生愧疚。 奇怪的是，当现实的危机迫近时，却想起了电影《卡桑德拉大桥》，那部被瘟疫迅猛遍及的列车突然轰隆隆疾驰而来。家里几千张VCD和DVD片子，竟没有这张片子，责怪丈夫没有收藏这张片子，他不解地瞥了我一眼，让我觉得自己的可笑，我们不是靠编电视剧和电影为生？如何竟要从虚构的影片里寻找出路？ 两个在新加坡报馆工作的朋友打来电话，她们说，我们这里要崩溃了，五百辆出租车退租，乌节路(如同上海南京路)没有人，真的很可怕哎，就像到了末世。她们感叹着，又说，报馆拿不到广告，工作日缩短，也许要裁员了。打电话时她们坐在一条叫巴厘巷的小咖啡室，她们似在笑着说，整个下午只有我们两人，没有人消费，所以我们坐在这里是救市。然后她们告诉我一位年轻的新加坡医生感染SARS今天死去，才二十九岁啊，她们深深地叹息。是，我们为那些在不同城市以身殉职的白衣工作者心痛，在广州在香港在越南，我也为新加坡难过，我在那个城市工作生活过，那是个规矩守法干净到洁癖也是有些脆弱的城市，我能想象突然蔓延的SARS对他们的打击。 那天，我从凤凰台看到香港市民将美丽的卡片挂满一树送到医院，曾在东南亚金融风暴中从富人沦为穷人的人却在非典时期走上街做义工，我对这个城市的市民再一次刮目相看。谁说香港没文化，一个懂得悲悯知道感恩并且愿意奉献的城市太有文化了。 这样的日子，一些看起来是微小的细节常会让人眼睛潮湿，比如，北京宣武医院在接受非典病人前一天，医院的理发室突然挤满女医生女护士，她们要剪去自己心爱的长发，为了减少感染途径。 那时北京每天以三位数的感染数字递进令人焦灼不宁，我给在京高校任教的旧同窗打电话，未料她说，我也正想给你打电话，最近有许多关于非典的笑话，当即就说了，就笑了。我突然就喜欢起北京市民贫嘴中的几分黑色幽默，而同窗的从容镇定反给了我安慰。 好友芷君和哥哥子松都是海归派，在上海创办水泥公司。早在三月他们就弄来大量灵芝草让公司员工喝了预防，又从海外快递大量口罩发给员工，他们不打算回美国有与上海员工同舟共济的意思。她的女儿在国际学校读书，有一天在学校大哭，因为班里同学走了一半。她痛问，国际学校怎么是这样的？他们怎么说走就走了？ 芷君给我送来口罩，我说自己离职不用出门上班担心在路途遭到感染，问题是我与社会脱节了我能做点什么，我问她可去哪里做义工？她建议我去居委会问问看，居委会？我们都笑了，一个久违的机构。 女制片人伊拉等着我写完小说与她一起去广西采访写一个电视电影，她打来电话说，现在什么都不能做了，在家里做瑜珈。想起自己也有瑜珈录像带却一直没有时间学，是啊，与其在家空自焦虑像只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不如练瑜珈。 非典带来的正面影响是，人们开始过健康生活，做操跑步，通风消毒洗手。劳动节，我们去爬佘山天马山，去植物园走路做深呼吸，我们多么渴望自己的肺得到新鲜空气的清洗，获得某种新生。 一位留英的新加坡电影人希望把我的《瞬间之旅》改成电影，她曾每天写Email来讨论。四月中有一晚，我的儿子有几分热度，虽然知道是受寒，可我仍禁不住地恐惧。我每小时给他量体温，几乎彻夜未睡，我告诉她，儿子热度虽然退了，可我没有力气谈论电影。她回信说，等我们重新积聚起生命的力量再来讨论吧。,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