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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疫情挑战我国医疗保障体系 ——访广州中山大学副教授胡正路
http://www.100md.com 2003年5月29日 《中国中医药报》 第1954期
     SARS突袭,随着局势的发展,中国政府果断作出决定:农村居民(含农民工)及尚未参加有关医疗保障制度的城镇“非典”患者免费治疗,并已经拨款20亿元,作为非典型肺炎防治专用基金。这对普通老百姓,尤其是中国农民来说,是件可喜的事情,他们不再担心因为没有钱而无法得到及时救治。

    不久前,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也曾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不管出多少钱,我们都会不惜代价救治病人!

    国家的承诺与应急举措,让我们在SARS阴影下尝到了社会保障的滋味。

    与此同时,在这场灾难中,城乡发展的不均衡、医疗保障体系的严重倾斜都暴露无遗。能否借由SARS危机,真正建立起均衡与公平的医疗保障制度,是值得关注的。

    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专门从事医疗保险与医疗保障制度研究的广州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正路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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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的看病问题怎么办?

    据胡教授介绍,目前由于没有针对“非典”的特效药物和规范的治疗措施,这种疾病的经济负担是相当沉重的。广州市最近的统计数据表明,“非典”患者及疑似病例的人均医疗费用达1.97万元,最高费用达25.05万元。从4月26日到5月12日,已确诊的农村“非典”病例为155例,占同期总发病人数的6%左右,在农村并未出现疫情大面积蔓延的情况。尽管如此,中央政府率先提出利用财政拨款为农民“非典”患者免费提供医疗服务的重大举措,是新一届政府为农民办实事的重要体现,是深得民心的一件大好事。

    但是,SARS终将过去,感染SARS的农民也毕竟是极少数,在未来更长久的日子里,农民看病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问题,他们希望的只是不再有“病来如山倒”的感觉,他们希望的是社会保障也能有他们一份。这一次,中央财政在危难时刻救了急,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现状。就此问题,胡教授说,解决农民群众的看病就医问题,当务之急是要因地制宜地建立多种形式的农民健康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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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贫困地区,建立医疗救助制度,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医疗保健需求。医疗救助资金通过政府投入和社会力量自愿捐助等多渠道筹集,医疗救助的形式可以是对救助对象患大病给予一定的医疗费用补助,也可以是资助贫困农民家庭参加合作医疗。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重点解决农民因患传染病、地方病等大病而出现的因病致贫、返贫问题。由于历史的教训,要调动农民群众参加合作医疗的积极性,不仅要依靠政府和集体经济的力量提高筹资水平,而且必须加强对合作医疗基金的管理,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

    在经济发达地区,既可以建立和完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合作医疗,也可以像广东顺德等地那样将社会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扩大到农村居民,还可以通过宣传鼓励农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已明确提出,政府对农村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给予支持:从2003年起,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每年按人均10元安排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地方财政对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补助每年不低于10元,具体补助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中央财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对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民家庭医疗救助给予适当支持,省、市(地)、县级财政都要根据实际需要和财力情况安排资金对农村贫困家庭给予医疗救助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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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医疗保障不等于政府“包干”,有保险业内人士分析,在成熟的保险体系下,政府在医保方面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政府的格式化服务对大众的多样性需求是一对矛盾;政府牵头的医保制度必然要在行政管理方面付出高昂的代价。那么,政府在医保方面又会有怎样的作为呢?那就是引导社会和市场力量发挥作用。

    基本医疗保险是医保的顶梁柱

    当我国的公费医疗体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遭到了质疑,1998年1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之后,以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正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

    在这次SARS危机中,社会保障部门及时调整政策,对参保职工“非典”患者取消统筹基金的最高支付限额,其医疗费用全部由统筹基金支付,极大地发挥了统筹基金抵御参保职工大病风险的保险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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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各种实际问题的困扰,还有一半以上的城镇职工没有被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所覆盖,他们仍然享受原来的劳保医疗或公费医疗(其中一部分是自费医疗),一旦在非参保职工中出现“非典”患者,其医疗费用只能由用人单位承担。应该说,这次SARS疫情向那些至今仍然不愿意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用人单位敲响了警钟。

    谈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胡教授说,这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事关亿万职工的身体健康,涉及到医、患、保三方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在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中,政府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除了提供制度框架、协调医患保三方利益之外,还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承担下列经济责任:作为国家公务员的雇主,为他们按规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拨付管理经费;对公务员按国家规定给予医疗补助;对离休人员、老红军等特殊人群给予医疗补助;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免征税费,这实际上是一种税式支出;企业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允许所得税前列支,相当于政府为企业职工缴纳了1/3的基本医疗保险费;特殊原因(如SARS疫情)造成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超支时给予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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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是医保的潜在力量

    在这次SARS危机中,我们也看到社会上有很多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都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捐款捐物;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志愿者要为战胜“非典”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却苦于不知该通过什么途径得以实现。由此可见,为了保证他们为医疗保健事业捐赠的善款能够得到善用,为了保证让志愿者如愿以偿地加入到抗击“非典”的行列,建立规范化的慈善捐赠制度和志愿者管理制度已势在必行,这也是我国实施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又一个新的课题。

    有效发挥社会民间力量来维持人们基本健康的做法对于互助互爱社会价值观念的形成、对于提高人们的参与意识与公民意识,都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在抗击“非典”的战役中,我们也深刻体会到了,只有全社会携手共进才可能顺利度过难关。

    而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在市场经济指导下,任何理性的经济团体都不会无偿奉献自己的利益,他们或为更长远的经济利益考虑,或为心灵慰藉、社会成就感,总之,如何最大限度地将这种潜在社会资源转化为社会医疗保障的生力军,同时让捐助者获得其相应“利益”是值得探讨的。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社会力量要在医保领域中发挥作用,尚需要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协作,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快相关领域的立法力度,扶持非营利性组织使之在医疗保障中发挥作用等都不失为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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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医疗保险显生机

    我们知道,我国目前的医保体制仍然是少数人的医保,9亿农民的健康问题仍游离于该体制之外;另一方面,医保的覆盖人群也普遍反映,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是有封顶的保险,一般情况下,超出额度的部分仍然要靠个人寻求出路。在这种情况下,商业医疗保险就显示出蓬勃的生机。

    SARS的突如其来,让中国的保险行业真正作了一次针对突发疾病的实战演习。据中国保监会公布的全国“非典”患者理赔情况显示,截止5月8日全国各保险公司累计受理“非典”索赔案163例,累计给付金额52.21万元,其中住院医疗给付27.93万元。这样的数字虽然说对抗击“非典”是杯水车薪,但换个角度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来自市场的商业医疗保险在这个特殊时期对国家和个人都显得弥足珍贵。经过SARS危机使得老百姓增强对自身健康的经营与管理意识,意识到还有商业医疗保险可以选择,这对健全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构架也是一种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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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教授说,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商业医疗保险十分普及,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收入水平和健康状况,自由选择购买商业医疗保险以满足自身不同层次的医疗需求。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医疗保险是对社会医疗保险的有益补充。尽管商业医疗保险大多以营利为目的,但其最大的优势和特点是具有灵活性,能够适应医学科学的进步,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产品)以满足居民多层次的医疗需求。在这种医疗保险体系下,医疗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就会迫使保险公司在价格和服务质量上展开竞争,提供廉价优质的服务;也迫使医疗机构降低医疗服务成本,高效率地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有调查显示,在我国有28.3%的城市居民选择了商业医疗保险,而这一数据在美国却高达85%以上。在我国国民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和未来,我国的商业医疗保险潜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我们期待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经过SARS的洗礼逐步走向成熟。, 百拇医药(文 华)